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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过去十多年中我和合作者一起从事中国资本市场研究的主要成果汇集。自从踏上学术道路，我的研究方向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探索和研究中国国情下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的机制、机理及其制度条件。而走上学术道路，确立这个研究方向，源自我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尤其是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求学经历。
1993年至1997年期间，我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原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读本科。这所学校不是985，也不是211，校园占地只有百余亩，不过倒是出了不少名人。比如，当时郑钧刚刚离开这所学校，出了他的第一张摇滚专辑《赤裸裸》；马云当时正在校园里教英语，不久后离职创立了阿里巴巴；现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易会满也曾在这所学校求学。本科毕业后，我在苏州市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近三年时间，从事独立审计、资产评估等工作。在此期间，我接触了当地的大量民营和外资企业，经历了当地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历程，同时也经历了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改制过程。2000年，我考入了向往已久的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开始接触实证会计研究，之后又于2003年考取了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研究生。
当初的上海财经大学，已是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一面旗帜。无论是1995年发起设立中国会计教授会，吸引海外学者来访授课、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还是改革博士生培养体系，倡导和实践实证会计研究，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研究成果，都是领全国风气之先，为中国会计学界注入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同时也注入了立足中国制度背景开展中国本土问题研究的基因。一大批海外学者如李志文（Jevons Lee）、陈建文（Kevin Chen）、范博宏（Joseph Fan）、黄德尊（T. J. Wong）、陈杰平（Charles J.Chen）、陈世敏（Shimin Chen）、苏锡嘉（Xijia Su）、张国昌（Guochang Zhang）、Mary Barth、Mark DeFond、Charles M. C. Lee、Katherine Schipper、Ross Watts等，一批谙熟中国国情和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的名师如汤云为、张为国、孙铮、陈信元等，与一批优秀的博士生如李东平、赵宇龙、李树华、原红旗、王跃堂、陈冬华、李增泉、张田余等，在大量的课堂、讲座、研讨和研究中，共同绘就了实证会计研究在上海财经大学兴起的画卷，孕育了一批具有持续影响的中国会计与资本市场问题研究成果。陈信元教授长期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克服了种种困难，勠力改革，为博士生开展高水平学术研究营造了优良的学术环境。我身处其中，耳濡目染，深受影响。
攻读博士期间，我更是有幸师从陈信元教授和黄德尊教授两位名师，也由此注定了中国问题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的研究方向。2006年博士毕业后，我应黄德尊教授邀请赴香港中文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那里与黄德尊教授更加深入地讨论与合作，继续修改完善博士论文的主体内容，最终共同完成了发表于国际顶级会计期刊之一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日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成果。犹记得，在香港中文大学美丽的天人合一山水风景中，与黄德尊教授一起思考、讨论中西交融时代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会计与公司治理问题的日子。收入本书的多项研究成果得益于两位老师的指导、启发或合作，同时也受益于诸多海内外学者的影响。在此，我要向两位老师以及其他开拓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和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之路的学者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本书的内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产权类型、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公司治理。这部分立足于探讨中国上市公司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为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提供了产权 地区的基本分析框架（见图1）。这部分收录的研究成果，连同学界同行开展的大量后续研究表明，这一框架解释了中国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投资行为、融资行为、会计审计、信息披露与企业发展等方面的诸多差异。
一个基本的发现是，就平均意义上而言，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低于民营上市公司。前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股东与经理之间代理问题引起的价值创造激励不足，而后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大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引起的价值分配激励不足。此外，无论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随着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也显著提高。这一基本发现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改革方向，同时也揭示了地区市场化进程在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时至今日，观察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群体，依然可以发现在民营控股的产权类型中以及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可能出现优秀的、有竞争力的、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上市公司，而经过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的国有上市公司也展现出了相对以往更强的竞争力。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国有与民营以及地区间制度差异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基本分类维度。然而，产权类型、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背后又是什么？是历史、地理、气候，还是改革开放的先后顺序和路径依赖，或是官员的选拔、激励和考核机制？产权、地区与公司治理的未来演进方向、逻辑及后果又将如何？这些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第二部分是资本市场制度（会计监管司法）与市场效率。这部分立足于探讨中国资本市场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在考察和分析中国资本市场制度体系的有效性。收录其中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资本市场缺乏自发地对高质量会计、审计和公司治理的需求和供给。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资本市场制度体系上长期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内部决策者以及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者缺乏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强约束，同时市场理性不足，由此造成资本市场自身机能不良，资源配置效率缺失。尤其是长期以来，司法系统未能有效地参与资本市场的治理，资本市场法治基础不牢，法治的理念、结构、内容和质量都有待全面深化改革。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并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法治需求显著增加。当法治供给严重地滞后于法治需求，就可能造成资本市场乱象频频，产生系统性风险，阻碍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见图2）。无论在油门（市场化）层面，还是在刹车（法治化）层面，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体系还存着大量改革空间。2018年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2019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的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以及目前正在修订中的《证券法》，是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重要回应。在中国资本市场设立近三十周年之际，这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将有望从根本上促进中国资本市场三十而立、走向成熟。
本书收录的成果大多曾经发表于国内外期刊，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等，其中多项成果是与合作者一起完成的。（为保持原状，本书所选3篇英文文章，不做翻译处理；部分成果根据出版规法做了相关修改。）这些合作者除了包括我的两位老师陈信元教授和黄德尊教授以外，还包括陆铭、芮萌、Mark DeFond、Oliver Zhen Li、Qian Wang、周勤业、朱红军、高新梓、方轶强、李莫愁、杨海斌、郭建展、余为政、林志伟，感谢他们的合作研究。近年来，在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经济与管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环境中，我对过去的研究有了更多思考。尤其是在分别参与安泰的两个智库中国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项目中国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报告、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百强榜单的研究过程中，对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有了更加切合实际的理解。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和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提供的研究平台。此外，要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等项目提供的研究资助。在长期的研究生涯中，学术成绩或许无足挂齿，但要感谢的人太多，恕我无法一一列举。
回顾十多年来的研究历程，最重要的一个感受是，要理解处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市场，殊非易事。其原因是中国资本市场不仅具有全球资本市场的共性，它还受到其所处的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及其演变的深刻塑造。这样的资本市场，可以称作中国式的，这种中国式由全球资本市场的共性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性所构成。无论是当初的诞生过程，还是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国资本市场都可以说是特性时空中所发生的中国式现象。它不是全球资本市场共性与中国资本市场特性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错综复杂的交融。其结果是，中国资本市场一路走来，高速成长与顽疾难解长期并存。
这种中国式，并非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是杂乱无章、不可知的，而意味着要理解中国资本市场，既需吸收借鉴成熟资本市场的一般性知识，同时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去认识它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与资本市场的交互关系。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设立三十年来存在一个基本演变逻辑的话，那可能就是其初始的诞生条件，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及其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共同塑造了其总体上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方向演变的制度体系，进而决定了其螺旋式上升的演变路径。随着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及资本市场制度体系的转型升级，相信中国终会在不远的未来拥有一个强大而高效的资本市场。
本书所汇集的成果，与其说是形成了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科学研究结论，不如说代表了我和合作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观察、思考和理解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难免错误、疏漏或不足，希望读者明辨，批评指正。本书的出版，是这个过程的一个记录，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是为序。
夏立军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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