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受邀于1932年1月1日就1929-1932年间的大萧条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做过一次演讲,本书便诞生于那次演讲,是对那次演讲内容的详尽阐述。
商业循环这一广阔领域是我以前从未触及的,我也从未试图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基本上限制在研究九个主要因素的作用上,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涵盖了萧条这一主题的方方面面,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当前的这次以及其他几次主要的(即使不是全部的)大萧条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都主要体现在这几个因素上。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限制,相比于就一个所涉及内容宽泛得没有边际的主题而撰写的一篇论述详尽的专著来说,本书的篇幅有可能更短;同时,我也希望在一个外行读者的眼里,本书也更容易读懂。
无论如何,这九个因素相互之间都有着固有和明显的联系,因此我们不必诉诸经验。在这一领域,实证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但通过将那些明显缺乏理性基础的研究排除在外,我们可以清楚地划定哪些是首要的原则。
本书中所提供的分析结果大体上来讲都是崭新的。但由于对这一领域的文献非常不熟悉,因此我决定将本书的第一遍草稿以油印的形式提交给一些权威人士,他们中有些人致力于所谓的商业循环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这些人都从我的理论中发现了很多新颖而正确的东西。
然而,由于没有进行持续多年的搜寻,我无法确定这些在我看来很新的东西中有多少已经被早先的一些作者预见到了,因此,本书的原创性贡献(这也是本书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究竟有多大,就留给其他人去评说吧。
你们将会看到,本书的主要结论是,萧条多半是可以提前预防的,防止萧条的出现需要一个明确的政策,而联邦储备系统需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问题甚至比我们旧有的全国银行系统存在的问题[先是催生了《奥尔德里奇报告》(Aldrich Report)的出台,而后又促成了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更为重要。
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去采取一些必要的可行措施,包括国际性合作,从而将世界从它自1929年以来所遭受的这场没有必要的苦难中解救出来。
如果这一极具实际意义的任务没有很快得到认真执行,并且在另外一场席卷世界的灾难到来之前也没有圆满完成,那么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代表公众舆论的重要实体将会追究某些特定的个人的责任。简而言之,无知不能够作为忽视所有实际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长期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