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波兰籍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教授，知名中东欧史专家，著有《欧洲史》《消失的王国》《上帝的游乐场：波兰史》《欧洲的心脏：当下波兰的过往》《不列颠群岛：一部历史》等17部著作，作品被翻译成波兰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中文等十几种文字。因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他获得了英国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章，波兰国家勋章、白鹰勋章。
旅行贯穿着诺曼戴维斯的学术生涯，他对中东欧的研究兴趣就始于冒险之旅。他1939年出生于英国博尔顿，18岁独自去法国学习，而后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师从A. J. P. 泰勒。1958年，他和同学开着二手的美国军用吉普，穿过当时已划入苏联阵营的道路，去伊斯坦布尔游历。这次旅行让他开始关注欧洲大陆的东半部。他在苏塞克斯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又去意大利佩鲁贾学习，想去苏联却没能成行，机缘巧合下到了波兰，在雅盖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启了始于波兰题材的写作之路。而无论是《欧洲史》中对东欧历史的重新发掘，还是《消失的王国》里对逝去国家的关注，都体现出他广泛游历后的眼界。这部《另一片天空下：走进历史的全球之旅》所记录的，既是他跨越大洋的空间之旅，也是历史和当下交织的时间之旅。
第十三章 越过大西洋：顺日转和逆日转
地球的一个永恒特征是它的左旋，也就是说，它是按照现代英语所说的“逆时针方向”和美国人所说的“反时针方向”绕着地轴旋转的（从北极上空看）。对于任何一个准备跨越大西洋的人来说，这件事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它决定了盛行风和天气系统，从而影响了海上的船只和空中的飞机的速度。在喷气机时代，从纽约飞往法兰克福的直达航班，平均需要向东飞行7小时35分钟；而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航班则需要向西飞行9个小时。自古以来，由于地球的自转，从欧洲驶往北美的船只要比从北美驶往欧洲的船只经历更多的艰难，而且要慢上许多。要是特拉华人发明了适于航海的船只，他们可能在列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到达纽芬兰（Newfoundland）或哥伦布发现巴哈马群岛之前，就已经在葡萄牙或西班牙登陆了。
和其他事物一样，所有这些科学问题都是有来历的。地球的自转属于地球科学的领域，虽然古代的中国人、印度人和希腊人都对这门学科有所预示，但它的现代发展是从哥白尼（Copernicus）的著作开始的。风向和天气系统属于气象学研究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就此写过书。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被称为“植物学之父”的雅典的泰奥弗拉斯多（Theophrastus），也对地球科学和气象学有所涉猎；他对“时间、空间和运动”的看法，引起了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大气学（Aerology）——对天空或大气层的研究——则相对较新。人类长期以来无法接近或进入大气层这个事实阻碍了它的发展。大气学的奠基人是法国的莱昂–菲利普·泰瑟朗·德·波特（Léon‐Philippe Teisserenc de Bort，1855—1913）博士，他用氦气球来研究大气的状况，并明确了底部“对流层”（troposphere）和高空“平流层”（stratosphere）之间的区别。
想要更好地理解航空旅行，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急流”（jet stream）。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Krakatoa）爆发后，科学家在观察火山灰的传播时，发现高空的气流运动速度很快。个科学描述这一现象的人是大石和三郎（Wasaburo Oishi，1874—1950）博士，20世纪20年代，他仿效德·波特的做法，从自己位于富士山山坡的观测站，把气球放入高空。如果大石不是只用世界语（Esperanto）发表成果的话，他的发现会更为人所知。1939年，科学家海因里希·赛尔科普夫（Heinrich Seilkopf，1895—1968）博士为“急流”创造了一个专门的德语词，即Strahlstr?mmung，他是第三帝国海军的雇员，是海洋气象学（marine aerology）的专家。
地球自西向东旋转，大西洋上空的急流从西向东运动，通常位于海拔7—12千米的高度。急流所在的这个特殊位置与现代喷气式飞机的巡航高度几乎完全吻合。急流的宽度通常只有15—25千米，非常狭窄，厚度只有600—900米；中央地区的气流运动非常稳定，边缘地区则异常猛烈。重要的是，它们的运行速度很快，对空中的其他物体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种气流往往能够使向西航行的飞机速度降低160千米/小时，或使向东航行的飞机速度提高160千米/小时。急流影响飞行时间的好纪录是在2015年1月，当时英国航空的一架波音777-200飞机——与失踪的马航MH370客机同一型号——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飞往伦敦的希思罗机场（Heathrow）只花了5小时16分钟，比预计的时间少了两个半小时。这架破纪录的飞机通常以901千米/小时的速度巡航；但那天它的飞行速度为1 199千米/小时，几乎突破了音障。飞机离开肯尼迪机场之后，随即会飞过一处古老的机场，这个机场同样有一项纪录在身。
洛克威的美国海军航空基地（US Naval Air Station）久已废弃，也基本被人们忘怀。1917—1930年，海军航空基地一直占据着洛克威半岛的西部，与肯尼迪机场的面海地带相连，现在它成了纽约的一个休闲公园。但历史上，这个海军航空基地也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次飞越大西洋的起点。
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明确飞越大西洋的含义，因为这项壮举的荣誉通常被错误地授予英国飞行员约翰·阿尔科克（John Alcock）和阿瑟·布朗（Arthur Brown）或美国“孤鹰”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准确地说，“飞越大西洋”只要求飞机从大西洋的一侧飞到另一侧，从一块大陆飞抵另一块大陆。它并没有要求飞行速度，也没有要求必须连续不间断地飞行。按照这些标准，获得这项荣誉的应该是美国海军航空部队率先使用的柯蒂斯NC4型（Curtiss NC4）水上飞机。
1907年，格伦·柯蒂斯（Glenn Curtiss，1878—1930）因为驾驶摩托车时速达到219千米而被誉为“世界上快的人”，不久之后，他不再研究陆上的超速行驶，而是成了著名的飞机设计师。1909年，柯蒂斯在兰斯（Reims）打败了路易·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成功夺得戈登·贝内特大奖赛（Gordon Bennett Trophy）的冠军。1911年，美国航空俱乐部（US Aero Club）授予他个飞行员执照（Pilot License No. 1）。柯蒂斯随后设计出美国架水上飞机、艘硬壳飞艇和著名的JN-4“珍妮”教练机，以及一架参加“一战”的美国飞机H-12。1917—1919年，柯蒂斯的公司按照它与美国海军签订的协议，设计并生产了一组水上飞机，分别为NC1、NC2、NC3和NC4，海军希望在一次横跨大西洋的试飞中展示这些飞机的非凡性能。
1919年春准备试飞期间，在相隔80千米的两条长链上，至少部署着53艘海军驱逐舰：一条连接哈利法克斯（Halifax）、新斯科舍和亚速尔群岛（Azores），另一条连接亚速尔群岛和葡萄牙本土。它们的作用是利用无线电信号指引上空的飞机，告知飞行员天气状况和能见度，以及在必要时参加营救行动。每架飞机上均有六名机组成员，包括一名领航员、一名无线电话务员、两名飞行机师和两名飞行员。飞机还没到达起飞地点，NC2就不得不被拆卸，为其他飞机提供零配件，NC4的一名飞行机师也不得不被替换，因为他的手被高速运转的螺旋桨截断了。
剩下的三架飞机在洛克威集合，它们于1919年5月8日起飞后，用了两天时间，经由马萨诸塞州的查塔姆（Chatham）抵达哈利法克斯。5月16日，这支飞行队接着从哈利法克斯港起飞，预计天黑之后才能到达亚速尔群岛。NC1和NC3中途在海上紧急降落，上面的机组人员被成功救起。但沃尔特·欣顿（Walter Hinton）和埃尔默·斯通（ELmer Stone）驾驶的NC4则继续在黑夜中往前飞，5月17日，在飞行了1 200英里（约合1 931千）米之后，NC4平安降落在法亚尔岛（Faial Island）的奥尔塔（Horta）附近，那时，它已经在空中飞了15个小时18分钟。机组人员随后休息了三天，在此期间，第二组驱逐舰迅速就位。5月20日，NC4离开法亚尔岛，但只飞了150英里（约合241千米）就被迫在圣米格尔岛（Sa? Miguel）的蓬塔德尔加达（Ponta Delgada）停下来维修。飞机在那里待了整整1个星期，直到5月27日才重新起飞，9个小时43分钟之后，它安全抵达了900英里（约合1 448千米）以外的里斯本，完美结束了后一段航程。这次成功的跨洋飞行航程超过2 250英里（约合3 621千米），飞行时间一共为26小时46分钟，平均时速为135千米。
全球媒体很快知道了NC4的壮举，这件事也一直被记录在册。然而就知名度而言，它的光芒仅仅两周之后便被另外一件事所掩盖，当时阿尔科克和布朗驾驶的飞机成功降落在爱尔兰戈尔韦县County Galway）的沼泽地，两人都获得了国王乔治五世授予的骑士头衔，以及《每日邮报》（Daily Mail）给出的10 000英镑的巨额奖金和2 000几尼的额外奖赏。《每日邮报》明确规定，获胜的飞行员必须“在72小时内”跨越大西洋，“从美国、加拿大或纽芬兰的任何地点一次性飞到英国或爱尔兰的任何地点”。这两名英国人驾驶着维克斯公司生产的“维米4型”轰炸机（Vickers Vimy IV bomber），从纽芬兰的圣约翰斯（St John’s）起飞，到降落时他们一共飞行了3 042千米，花费了15小时57分钟，平均时速为185千米。我后来意识到，虽然他们的路线是从一个近海岛屿飞跃到另一个近海岛屿，但和我的其实没什么不同。
从地理角度来说，NC4以及阿尔科克和布朗的故事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飞越大西洋的航行总是可以借助海洋中存在的岛屿。北大西洋不像地球上的其他海洋那么空旷。驶往欧洲的水手或飞行员早就懂得利用那些便利的中转站——纽芬兰、格陵兰、冰岛、爱尔兰和英国，或者更往南的亚速尔群岛和美丽的马德拉岛（isle of Mad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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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年成立的彼得豪斯学院（Peterhouse）是剑桥古老的学院，保存着许多古老的传统。在过去的40年里，它一直希望洗刷掉被冤枉的荒唐名声——那个名声源自汤姆·夏普（Tom Sharpe）的讽刺小说《波特豪斯病》（Porterhouse Blue，1974），以及随后播放的滑稽电视剧。小说中，学院的院歌是《一切均过剩》（Dives in Omnia），只有一名在职的学者，学生和院士吃火焰烤天鹅（roast swan flambé），学院的守门人斯卡里恩（Skullion）领导大家与新来的改革派院长暗中较劲。
但在现实生活中，彼得豪斯的教师在参加正式的贵宾桌晚宴时，依然会穿上他们的黑色长袍，默默地跟在院长后面，鱼贯走进那间架着橡木横梁的狭小餐厅，然后在点着烛光的橡木长桌两侧的硬木凳子上落座。他们起立，盯着对面墙上刻的“主祷文”看几分钟，同时聆听一名学者用拉丁文念两段长长的谢恩祷告：
Benedic nos Domine， et dona Tua， quae de Tua largitate sumus sumpturi， et concede， ut illis salubriter nutriti， Tibi debitum obsequium praestare valeamus， per Christum Nostrum， Amen.
Deus est caritas， et qui manet in caritate in Deo manet， et Deus in eo; sit Deus in nobis， et nos maneamus in ipso. Amen.
祝福我们，主啊，也祝福你的恩赐，就是我们即将领受的丰盛赏赐，保守我们吃了以后健康，能够好好地事奉你，奉主基督的名，阿门。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愿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阿门。
第二段谢恩祷告来自《圣经·约翰一书》。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唱诗班会在走廊里唱歌。所有人齐声说“阿门”，然后按照严格的等级次序再次坐下。（据说，只有排在前面的成员中有人去世时，后面的人才能向前移动一个位置。）近来，由于学院同意接收女院士和女学生，女教师（而不是妻子）也可以和男教师并肩而坐。桌子中央摆放着熠熠生辉的精致银器、数量可观的葡萄酒杯和漂亮的花束。一共有4道菜，即餐前小吃、汤、肉和甜点，还有几瓶从学院地窖中取出来的上等葡萄酒。如果没有被事先告知，你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接着端上来的是彼得豪斯的特色菜——一份更适合早餐的“咸味小吃”：有时是一个培根卷，有时是一块蘑菇吐司。这道难吃的点心是给资产阶级（pour épater les bourgeois）难以形容的坏趣味的故意一击，是一个名字早已被人们忘记的院长开的先例，之后一直没有被撤销。
吃餐后甜点（Dessert，注意要大写）时，院士们会鱼贯走进隔壁的餐后休息室（Combination Room）。冬天那里会有熊熊燃烧的炉火，既温暖又明亮，房间里还有另外一张餐桌，可以随便坐。提供的食物包括一盘乳酪和一盘水果，水果有葡萄、橘子、杏、猕猴桃和无花果。两只雕花玻璃酒瓶依次传递下去；波尔图葡萄酒是从左侧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传递，马德拉葡萄酒则从右侧开始，按逆时针方向传递。（至少我记得是这样。）
在那些重视礼仪的日子里，把波尔图或马德拉葡萄酒传递的方向弄错，或者阻碍了它们的传递，都是严重的失态，谈话声会突然停止，年长的院士会礼貌地清一清嗓子，以示谴责。如果用餐者没有把酒瓶传递下去，会被认为没有礼貌，但如果有人直接要求把酒瓶递过来，那就更失礼了。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许多古老学院，坐在这个忘了把酒瓶传递下去的进餐者旁边的人有责任提醒他一下：“你知道诺里奇主教（Bishop of Norwich）的故事吗？”
如果那个人依然一头雾水，一般的做法是告诉他：“这个主教非常健忘，经常忘记把酒瓶传递下去。”
在彼得豪斯，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你知道埃利主教（Bishop of Ely）的故事吗？”[埃利主教的名字叫雨果·德·鲍尔舍姆（Hugo de Balsham），是这所学院的创办人。]
波尔图葡萄酒和马德拉葡萄酒都是葡萄牙生产的。作为加强型葡萄酒，它们非常适合长途运输，已经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600多年。英国和葡萄牙之间的葡萄酒贸易是英葡同盟的意外产物，这是至今依然有效的外交条约中古老的，年头和彼得豪斯差不了太多。1384年，就在彼得豪斯学院成立100周年之际，英葡之间正式就订立条约的事进行磋商，但两国之间的接触早在前一个世纪就已经开始。
1386年，葡萄牙和英国签订了《温莎条约》（Treaty of Windsor），1387年2月，在波尔图大教堂，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King John I）通过代理人与兰开斯特的菲利帕[Philippa of Lancaster，也就是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之女、未来的英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姐姐]缔结婚姻，两国的关系再次得到巩固。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新娘受教育的程度非常高，与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和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之间均有亲戚关系。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没有人会说“顺时针方向”（clockwise），因为没有人知道时钟。机械钟已经发明出来；1337年左右，圣奥尔本斯修道院（Abbey of St Albans）安装了英国古老的机械钟之一。但这些钟都是靠敲打，而不是靠驱动表盘上的指针来报时的。因此，在“顺时针方向”这个词出现以前，人们的说法是“顺日转方向”（sunwise）。它起源于欧洲人的一个观察：太阳似乎每天都是从左向右在天空中移动的。反过来，便是奇特的“逆日转方向”（widdershins或withershins），即从右向左环行；在那个迷信的年代，这个词还有“方向错误”或“违反自然”，甚至“入了魔道”（in the Devil’s Path）的意思。
当时的人们并非不知道刻度盘。刻度盘自古以来就是日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剑桥大学也不乏它们的身影。这所大学有名的，是立在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荣誉门（Gate of Honour）上的那座六面日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565年。在王后学院的旧中庭（Old Court of Queen’s College），还有一座安装在墙上的特别精致的日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2年。1996年，彼得豪斯得到了一件捐赠，是一座超现代的球形日晷，与唐宁学院玫瑰园（Rose Garden at Downing College）的那座很像，他们把它安装在药草园（Herb Garden）。剑桥的一座日晷是2010年安装的，位于塞尔温学院（Selwyn College），外表富丽堂皇，而且可以同时显示巴比伦时间和意大利时间。这座城市的日晷踪迹，实在是值得好好探索一番。
日晷上往往刻有一些贴切的格言、警句和铭文，通常是拉丁文。“光阴似箭”（TEMPUS FUGIT）和“及时行乐”（CARPE DIEM）两句为常见，但你也可以找到“时间吞噬一切”（TEMPUS EDAX RERUM）、“时不我待”（TEMPUS NEMINEM MANET）、“人生苦短”（UT HORA SIC FUGIT VITA），以及“阴影会过去，光将留下来”（TRANSIT UMBRA， LUX PERMANET）。英语的则有“活在当下”（LIVE THE HOUR）、“时间告诉我应该知足常乐”（TIME HAS ASKED ME NOT TO ASK FOR MORE），以及“和我一起变老，更好的在前面”（GROW OLD WITH ME–THE BEST IS STILL TO BE）。
日晷的设计非常复杂，超出了一般历史学家的理解能力。但再怎么不留心，你也可以注意到有些日晷的正午标志在上方，有些则在下方。前者的时间刻度是从左向右，后者（如王后学院的日晷）则是从右向左。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表盘的位置和晷针的角度，我不禁得出一个结论：太阳的影子有时是按照顺日转方向沿表盘运动的，有时则是按照逆日转方向。是这样的吗？
《牛津英语词典》对withershins的解释是这样的：
1.与平常的方向相反；错误的道路。
2.与太阳运动的方向相反（被认为不吉利或者会带来灾难）。
这个词显然来源于德语——wider的意思是“相反”，sinn的意思是“方向”。它在苏格兰英语中比在标准英语中更为常见，在苏格兰英语中，这个词经常和女巫有关：“逆日转方向是巫婆和巨人的方向。”在所有讲究的莎士比亚《麦克白》（Macbeth）演出中，女巫们开场时都用左手“反方向”（in the wrong direction）搅拌她们的大锅。
法语有自己的习惯。我那本旧的《基耶法语词典》（Dictionnaire Quillet）给“正方向”（le sens direct）下的定义是“与表针移动的方向相反”（contraire au déplacement des aiguilles d’un montre），而它的反义词是“反方向”（le sens rétrograde）。这似乎意味着法国人认为“顺时针方向”或“顺日转方向”是反方向，“逆时针方向”才是正方向。
这一切实在是太奇怪了。就连马德拉葡萄酒在餐桌上传递的方向，大家的看法似乎也不一致。一些资料显示，这和英国军队的传统有关，军官们用餐时，波尔图葡萄酒和马德拉葡萄酒应该一前一后传递，或者甚至是——打消这个念头吧——按顺时针方向传递。
总而言之，马德拉葡萄酒抵达彼得豪斯的时间大概要早于时钟，比波尔图葡萄酒大概也要早，后者直到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1808—1814）结束后才开始大受欢迎。中世纪英国人喜欢的饮料是马姆齐葡萄酒（malmsey），一种由希腊的玛尔维萨葡萄（Greek Malvasia grapes）酿造的甜酒，这种葡萄从很早以前就是马德拉的主要产品。我们无法确定。但波尔图酒按顺日转方向传递，马姆齐酒按逆日转方向传递，这似乎是个颇为合理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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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海上明珠”的马德拉，是墨西哥湾流（Gulf Stream）中央一座孤独的火山岛，小而多山。它的面积比马耳他岛和厄尔巴岛（Elba）都要大，但比罗得岛要小。岛的四周是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岛上经常刮风，风力一般在5级的清劲风和12级的飓风之间，很少吹温和的微风。作为人类的居住地，这里有种种不足，但也有数不尽的优点，包括清新的海边空气、温和的气候、怒放的鲜花，以及作为海上中转站的重要价值。
据说，马德拉是1418年夏天被意外发现的。外号“斜眼”（the Squinter）的若昂·贡萨尔维斯[Jo?o Gon?alves，又名“扎尔科”（Zarco）]是一名船长，在人称“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of Portugal）手下工作，亨利王子是兰开斯特的菲利帕之子。扎尔科本来打算探索北非的西海岸，但他的船被风吹离航线后搁浅在了一个未知岛屿的沙滩上，他将这个小岛命名为圣港岛（Porto Santo）。他透过雾气，发现前方有一个更大的岛屿。葡萄牙水手精通逆风行驶的技术，也会利用星星和指南针来合理估计自己的位置。扎尔科于第二年返回，他从圣港岛行驶到那个更大的岛屿，并将其命名为“马德拉”，意为“木材之岛”，同时正式宣布这两个岛屿为葡萄牙国王所有。他意识到，自己新发现的这个岛屿与附近被卡斯提尔王国（Castile）夺走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不一样，完全没有人居住。为了开荒，他点火烧山，这场火整整烧了7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殖民者很快来到这里，马德拉于1425年正式成为葡萄牙的一个省。
扎尔科发现的显示之前有人来过的仅有标志，是他登陆的那个海湾附近的两座坟墓。墓主是一对遭遇海难的倒霉恋人。根据马德拉的传说，“罗伯托·马基姆”（Roberto Machim）是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27—1377年在位）宫廷的一名骑士，“安娜·达尔斐”（Ana d’Arfet）是他的同胞，出身高贵。现实中，理查德·梅钦（Richard Machin或Machyn）是布里斯托尔的一名葡萄酒商人，赫特福德的安妮（Anne of Hertford）则是一名已婚的贵族妇女。相爱后，两人决定私奔到国王的法国领地开始新的生活。然而，他们在比斯开湾遇到了风暴，船被冲到一个林木茂密但空旷无人的小岛上。安妮在海难中死了。理查德据说因过度悲伤而死。船员们埋葬了这对恋人后，坐着用船上木材制成的木筏离开了，他们获救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故事。这个传说是马德拉第二座城市马希库（Machico）名字的由来。
这些都没有解释为什么1351年的《美第奇地图集》（Medici Atlas）和其他几份14世纪的地图上，都在后来马德拉所在的确切位置标记了一个岛屿。常识告诉我们，扎尔科不是个到达那里的人，“罗伯托和安娜”也不是。
移居者刚到这里，就领教了岛上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没有一块平地适合开荒。全岛周围那些陡峭的海岸线，没有一处能开辟出马车道，更别说大路了。而且这里没有可以避风的深水港。方方面面的问题都需要找到巧妙的解决办法。没有大块的土地，马德拉人便建造了成千上万的梯田，他们可以在上面种植葡萄，同时搭建自己的小屋。山腰的索道把人和货物从低处拉到高处。下山时则使用旱地雪橇（现在依然如此）。骡子和驮马是运输重物的工具。在丰沙尔（Funchal），驳船把货物和乘客从停泊在海湾里的大船运到岸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那里才建起了海港防护墙和港池。
蒙特山圣母教堂（Nossa Senhora do Monte）建于1470年，建造者自称是个在马德拉出生的人。这座献给圣母马利亚的教堂建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位于海岸山脉的半山腰，比丰沙尔高出598米，拥有俯瞰整个港湾的绝佳景色。圣母教堂很快成为一个朝圣的地方，它同时是马德拉特有的浓厚而虔诚的天主教信仰的中心。这座建于中世纪后期的教堂毁于1740年的地震，不久，在原来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宏伟建筑，其特点是正面由黑色的火山石和明亮的白色石膏砌成。一条长长的石级通向教堂，磕得膝盖流血的朝圣者正是从这里一级一级爬上去的。
马德拉的个商业奇迹并非葡萄酒，而是蔗糖，而且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78年，为了签订蔗糖的交货合同，哥伦布从热那亚被派到马德拉，他娶了一个名为菲利帕·莫尼兹（Filipa Moniz）的当地妇女，并在圣港岛住了4年。难以想象他在离开马德拉时，对西地平线以外可能存在的陆地会完全无动于衷。1492年他来到美洲时，已经有3 000名摩尔奴隶在马德拉的种植园劳作。
在葡萄牙1500年殖民巴西和1575年殖民安哥拉之后，马德拉确立了自己的战略性地位，它既是一个补给站，也是帝国两条主要航线的个停靠港。即使是现在，大型邮轮在驶往更遥远的地方时，仍然会在此短暂停留。几百年来，大部分西行的伟大航海家和探险家在此驻足，包括库克船长和“贝格尔号”上的查尔斯·达尔文。
因此，在整个大发现时代，马德拉都是欧洲船只向南航行的首个停靠点，不管它们是驶往加勒比海地区还是非洲西海岸。马德拉岛地处北纬32度，距离非洲约708千米，距离直布罗陀海峡约1 127千米，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葡萄牙探险家可以稳步朝赤道前进，在1473—1474年洛佩斯·贡萨尔维斯（Lopes Gon?alves）到达赤道之前，还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过那里。
马德拉的酿酒业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它开始时使用的是从葡萄牙米尼奥（Minho）地区引进的技术，用来酿造青酒（vinho verde）的葡萄一般长在高高的棚架上。黑莫乐葡萄（Negro Mole grapes）是酿造红葡萄酒的主要原料，而外来的玛尔维萨葡萄则是酿造白葡萄酒的基本原料。中世纪的人喜欢饮用甜度极高的马姆齐酒，这股风尚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加强型的现代葡萄酒，尤其是因为这种酒在船舱里颠簸一番之后，口味变得更佳。那些来到北美的英国殖民者非常喜欢这种酒，它成了知识分子和地主阶级爱喝的饮料：
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种种巧合，马德拉葡萄酒成为北美殖民地有名和受欢迎的葡萄酒。首先，墨西哥湾流和信风经过马德拉，很自然地把海上的船只吹向我们的港口。1664年，国王查理二世对销往（英国）殖民地的法国葡萄酒课以重税，后来又报复性地规定欧洲的商品只能用英国船只运输。因为严格来说马德拉在非洲，所以它的葡萄酒不受这类规定的约束，因此很快便风靡整个殖民地。到了18世纪末，喝马德拉葡萄酒被认为是一种爱国行为，因为这样就不用向国王交税了，马德拉葡萄酒哺育了美国革命。它还迎合了殖民地人民喜欢喝甜酒的习惯。
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一名专注的葡萄酒鉴赏家，他对自己购买和喝过的葡萄酒都做了详细的记录。他在蒙蒂塞洛（Monticello）地窖的酒桶里装的大部分是马德拉葡萄酒。1981年考古发掘时，在那里发现了一只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的精致雕花玻璃酒瓶，这只马德拉酒瓶上刻有涡卷形的花纹，还刻有葡萄藤的装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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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马德拉“过冬”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它吸引着有钱人、勇敢的人、病人和绝望的人，其中以英国人为多。19世纪中期，大量人口涌向马德拉，一个嫁到马德拉的英国女人写的一本配有插图的日记极大地助长了这种风潮，这个女人名叫伊莎贝拉·达·弗兰萨（Isabella da Fran?a）。日记中的插图上，“夫人”坐在牛拉的雪橇上，被拉到蒙特山，“夫人”躺在吊床上，被人沿着弯曲的小路抬到库哈尔（Curral），“夫人”坐在小船上，由一群水手和游泳者合力把她送到岸边。许多要人和名人纷纷步她的后尘。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的妻子，奥地利皇后“茜茜”（Sissi）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1859年，她乘坐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游艇来到这里，并在新开业的里德宫酒店（Reid’s Palace Hotel）住了几个月。爱德华七世也来了，同样来到这里的，还有萧伯纳、流亡的古巴统治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General Fulgencio Batista），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次前往马德拉是在1899年，当时是为了画画。）
约翰·戴维斯·布兰迪（John Davis Blandy，1783—1855）是一名早期的“过冬者”，他是多塞特郡（Dorset）的皮德尔特伦泰德（Piddletrenthide）人，1808年因健康问题被送到马德拉。换个环境显然有很好的疗效。布兰迪康复后，成立了家族性的葡萄酒公司“布兰迪和布兰迪”（Blandy and Blandy），他还开创了一个“王朝”，他的后代和继承人至今仍是这个家族企业的掌门人。1811年，布兰迪和珍妮特·伯登（Jennet Burden）结婚，同年公司成立；第二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里德帕思·布兰迪（Charles Ridpath Blandy，1812—1879）在马德拉出生。1826年，布兰迪在蒙特山的半山腰买了一所房子，并将这座可以欣赏海景的“圣卢西亚庄园”（Quinta de Santa Luzia）当作自己的家庭别墅。老布兰迪和两位兄弟做起了葡萄酒的国际生意；他儿子则在丰沙尔市中心的阿里亚加大街（Avenida Arriaga）开了一家“布兰迪酒庄”（Blandy Wine Lodge），他把岛上所存的马德拉葡萄酒全都买了下来，大赚了一笔。布兰迪的家族企业经过7代人的传承，现在的掌门人是克里斯·布兰迪（Chris Blandy）。在他们目前的上等马德拉葡萄酒中，排名的是“1994年的布兰迪马姆齐”（Blandy’s Malmsey 1994 Harvest）。
但著名的布兰迪马德拉葡萄酒，当属1815年7月送给拿破仑·波拿巴的那一瓶。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柏勒罗丰号”（HMS Bellerophon）驶往圣赫勒拿岛，中途在此停留。这位遭到监禁的前皇帝拒绝了这瓶酒，以此作为对不准他上岸的抗议，尽管是约翰·布兰迪亲自把这份礼物送给他的。（“柏勒罗丰号”的英国军官下船后，到皇家海军的驻地饮酒作乐去了，这个海军驻地是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为了抵挡法国人而建的。）然而，这瓶遭拒的葡萄酒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873年，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1824—1907）造访马德拉。开尔文出生于贝尔法斯特，本名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他在彼得豪斯学习过，也在那里当过老师，因此，马德拉酒瓶肯定经他的手传递过。19世纪70年代，开尔文受聘担任大西洋电缆铺设工程的首席顾问。由于这条铺向巴西的电缆出了点问题，他的船不得不临时停靠在丰沙尔，查尔斯·布兰迪设宴款待了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50岁的鳏夫，他认识了查尔斯37岁的女儿弗朗西斯·安娜（Frances Anna，人称“范妮”）。两人随即开始了一段著名的恋情。
在科学界，开尔文有名的是由他提出的“开氏温标”（Kelvin Scale of Temperature），以及“开氏难题”（Kelvin Conundrum）：“我们有可能同时相信上帝和科学吗？”然而在马德拉，人们记住他是因为发生在1874年5月2日的一件事。那天，他那艘重达126吨的游艇“拉拉罗克号”（Lalla Rookh）驶进丰沙尔湾，从圣卢西亚庄园用望远镜可以把船上的信号旗看得一清二楚。信号旗打出来的是：“你愿意嫁给我吗？”范妮则用自己庄园的信号杆作答。她发送的信号是：“是的。”不到一个月，两人就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一直幸福地住在克莱德（Clyde）河畔拉格斯（Largs）开尔文的内斯霍尔庄园（Netherhall mansion）里。
随着有钱人和名人的到来，成千上万的马德拉本地人则离开了这里。长期以来，当地社会被严重的贫富分化割裂。富有的地主阶级住在他们崖顶的漂亮庄园里，他们控制着法院、军队、教会和经济生活。佃农则要交出一半的收入作为地租，他们极少接受教育，一生辛苦劳作，从出生一直到老死。对他们来说，出岛的船票是个盼头。到了20世纪，生活在海外——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的马德拉人已经超过生活在本地的了。
1893年，丰沙尔的缆索铁路开通，游客乘坐它登上蒙特山，远可以到达布兰迪庄园附近的圣卢西亚站（Levada of Santa Luzia）。1912年，这条线路又开到了海拔更高的鲁塔庭院（Terreiro da Luta），这里距离圣母教堂非常近。现在你可以坐缆车上去并在山上的餐馆吃午饭。下山时，你可以选择乘坐摇摇晃晃又异常惊险的滑车，让戴着草帽的向导在后面为你控制方向，也可以选择步行，静静地穿过开满鲜花的植物园。“信仰与鲜花”将是这次郊游的主题。
1921年11月，流亡海外的前奥地利皇帝、曾经的匈牙利国王卡尔·冯·哈布斯堡（Karl von Habsburg，1887—1922）带着妻子齐塔（Zita）和7名子女，乘坐一艘英国巡洋舰来到了马德拉。卡尔是弗朗茨·约瑟夫的继任者，又被称为奥地利国王卡尔一世（Charles I）和匈牙利国王卡尔四世（Charles IV），他是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牺牲品，在位仅仅两年。他从未正式退位，虽然已经宣布不再“参与国事”。但他被残忍地驱逐出境，先是1918年被奥地利共和国（Republic of Austria），接着是1919—1920年被战后的匈牙利政府。身体虚弱的他镇定接受了永久流亡的命运。1922年4月1日，卡尔死于肺炎，被葬在蒙特山的圣母教堂。
他死后，为人谦逊、爱好和平的“奥地利的卡尔”（Charles of Austria）名声渐长。他的悲惨遭遇触动了马德拉人，就在十几年前，葡萄牙自己的“爱国者和天主教国王”（Patriot and Catholic King）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被废黜的事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卡尔的崇拜得到了当地和国际社会的支持。2003年，天主教提升他为“可敬者”（Venerable），2004年，更是为他举行了列入真福品的宣福礼，对他的崇拜达到顶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罗马的宣福仪式上，着重强调了位已故的皇帝身上的基督徒美德：
基督徒的关键任务是在一切事物中寻找、认出并遵循上帝的旨意。基督徒的政治家，（真福者）奥地利的卡尔每天都在面对这种挑战。在他看来，战争是“可怕的东西”。在次世界大战的纷纷扰扰中，他一直在努力促成我的前任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提出的和平倡议。
有些人想起来，这名给“圣卡尔”（Santo Carlos）行宣福礼的教皇是波兰人。还有些人知道，他以前叫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a），是奥匈帝国末代皇帝一名忠诚士官的儿子，他的父亲给儿子起了和以前的统帅一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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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阻碍马德拉现代旅游业发展的是，它没有一块合适的沿海平地用来建造机场。1960年，这个问题部分得到解决，当局用打桩填海的方式，将圣克鲁斯（Santa Cruz）原来的飞机跑道延伸到了海上。尽管如此，降落对机长和乘客而言依然是个极大的考验。飞机降落时，你可以感觉到飞机的翼尖正擦过悬崖，而这个机场正是从山崖里挖出来的。这是马德拉长期以来给人的感觉。当乘客的脚终落地时，他们都会长长地舒一口气。
马德拉没有正规机场这件事，催生了商业航空激动人心的一幕。1948—1958年，阿奎拉航空公司（Aquila Airways）经营着南安普顿和丰沙尔之间的水上飞机业务，有时也到加那利群岛。它们的肖特“桑德兰”（Short Sunderlands）水上飞机像极了游乐场或太空舱——柯蒂斯NC4上的乘客还是凭大量香槟才熬过9个小时的艰苦旅程的。他们坐在客舱的位子上，周围是索伦特海峡（Solent）昏暗的海水。随着一声机器的轰响，他们从水下被弹射到半空，然后便开始吃吃喝喝，水上飞机上供应着你能想象的各种高档食品和饮料，直到水上飞机“啪”一声落在丰沙尔湾，从那里再由驳船把他们送上岸。一张单程票的价格是87英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 000英镑。其中一艘水上飞机G-AKNU起飞时撞上怀特岛的悬崖后坠毁，45人死亡，之后这项业务就停掉了。
马德拉水上飞机的趣事很多，其中一个与温斯顿·丘吉尔有关。1950年到1951年的冬天，丘吉尔后一次来到马德拉。有一天，一则英国准备大选的新闻吸引了他，因为作为反对党领袖，他有很大的机会重返唐宁街。因此，他匆匆忙忙地坐着水上飞机离开了，但走之前温斯顿式的排场显然少不了。据说，在永远离开这座岛屿之前，有人把当年那瓶被拿破仑拒绝的马德拉酒送给他，他当场就把酒喝了，然后才回到伦敦，一举赢得了那场选举，第二次出任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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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拉令人难忘的是它的花。木槿、九重葛、含羞草、夹竹桃、西番莲、向日葵、曼陀罗、马蹄莲、一品红和野生兰花随处可见，在一些不可能的地方，例如悬崖峭壁的偏僻角落，经常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要忘了还有光亮蓝蓟[Echium candicans，又名“马德拉的骄傲”（Pride of Madeira）]。沿着丰沙尔和卡马拉–德洛布什（Camara de Lobos）之间那条开满鲜花的峭壁小径漫步，耳边听着海浪的声音，再累的人也会立刻恢复活力。光是回忆一番，已经足以使疲倦的作者精神焕发，他的旅程和他笔下的这本书都已经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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