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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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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监测研究》作为核心素养与课程发展丛书的收官作品之一，基于义务教育课业负担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回答了如何进行课业负担监测的问题，兼具理论与实用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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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监测研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部分为课业负担的基本问题研究。这部分厘清了在中国当前真实的制度环境下研究课业负担重点需要关注什么的问题，以及如何从学理上分析课业负担的概念内涵与基本特征。这是深入研究课业负担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课业负担监测需要采集的变量与工具研究。这一部分分别从个体、家庭和学校层面对课业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的变量进行了系统的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对课业负担问卷编制进行研究。这是课业负担监测的主要问题。
第三部分是课业负担的监测工具，包含监测课业负担的客观时间和主观情绪的工具、监测课业负担的个体特征、社经地位和学校管理等不同层面影响因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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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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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政，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理论，高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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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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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国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历程
一、我国减轻课业负担历史回溯
二、减负政策的分析与讨论
三、深入研究思考
第二章在真实世界中理解课业负担
一、重新理解课业负担与减负政策的必要性
二、理解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与减负政策
三、从课业负担的个体感受到整体现象呈现
四、中国素质教育背景下课业负担超越了学生的个体困扰
五、从学生课业负担到学生投入的转变
第三章国内学界对课业负担的理解
一、分析文本的选择与筛选
二、主要的研究发现
三、讨论与建议
第四章我国公众对课业负担的理解
一、研究问题和调查对象
二、主要研究发现
三、结论与讨论
第五章大规模监测视野下的课业负担指标选择
一、问题的背景
二、方法和对象
三、主要研究发现
四、分析与建议
第六章课业负担监测需要采集的学生个体层面的变量
一、学生的人口学背景及其影响
二、学生的智力因素
三、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第七章课业负担监测需要采集的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变量
一、学生社经地位概念缘起及其要素构成
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具体处理与应用
三、在中国教育情境中测量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相关做法的回顾和探讨
第八章课业负担监测需要采集的学校层面变量
一、课业负担与学校教育
二、学校因素对课业负担的影响：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第九章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卷的编制
一、课业负担问卷编制的已有研究
二、课业负担问卷的结构与题项编制
三、课业负担问卷的试测与分析
四、课业负担问卷的正式测试与分析
五、课业负担的正式问卷结构及调查建议
第十章我国课业负担公告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课业负担公告现状
二、公告制度的一般标准
三、公告标准视域下的教育公告制度
四、建立我国课业负担公告制度的建议
附件一学生课业时间调查表（单项表）
附件二学生心理负担的调查问卷（单项表）
附件三学生个体特征调查量表（单项表）
附件四学生家庭背景以及教育投入调查表（单项表）
附件五学校课程教学管理调查问卷（单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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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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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一大顽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承认我国当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而且认为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也是公众对我国教育意见比较突出的地方，并且这种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公众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所取得伟大成就的主观感受。一个例证就是，上海虽然在2009年PISA考试中获得全球第一的佳绩，但公众仍然感到不满意，政府也不得不低调地宣传这个伟大成就。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个成绩背后的沉重代价是我们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国家为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也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基于对以往政策经验的总结分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一个重大举措是：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但要把这个事情做实做好，使之发挥预期的作用，首先需要解决这么几个认识问题。
一、认识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所有事关减负问题的思考和行为，都首先要有一个对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减负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的判断。这个判断事实上牵扯到对当前制约我国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深层次原因的判断。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后续的所有减负依然会找不到方向。具体地说，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认识不到位，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对课业负担认识不到位，才是制约减负一直效果不彰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愿意承认这点，而把它转移为是利益的问题，那么减负，乃至中国的下一步深层次教育改革，都将仍然没有出路。
近些年，中国教育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无论是政府、学校、家长还是学生，都空前地重视教育，对教育可谓无一不是倾注全力。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对教育的不满也是空前的。现在，各行各业的人一谈起教育问题，大概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对现在的教育进行改革，尽管他们彼此所想象的改革方案其实是千差万别的。
但也有很多人开始反思，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改革一直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主题词，一拨又一拨的教育改革也几乎从没有中断过，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依然这么不令人满意呢？从目前已有的讨论来看，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些人开始怀疑改革本身的问题，认为当前出现的这些问题很多就是由改革带来的。比如，很多人就抱怨道越改革，学生课业负担越重。但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改革本身没有问题，中国教育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改革来解决。至于为什么这么多改革依然没有治好中国教育的病，他们认为关键的原因是利益群体的制约问题，认为现在的教育已经与许多利益群体结成利益同盟，教育改革因受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干扰而屡屡不能奏效。或者，教育改革本身也已经被利益群体所捆绑，教育改革也因此总是不能触及关键的核心问题，从而导致效果寥寥。钱理群先生在最近的一次会议讲话中，对素质教育之所以迟迟不见成效作出了解释。他认为，不是学校老师不理解素质教育的意义或者应试教育的危害，而是因为改革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反对这样的改革。因此，钱理群先生就明确指出现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利益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也不是方法问题。这是必须首先看清楚的。
其实，利益的问题不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认识问题才是制约中国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关键问题。
把问题归结为利益群体的干扰，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认为改革方案本身是合理的，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很多时候这个假设似乎都有问题。美国前总统约翰逊曾说过，在很多时候我们最困难的不是怎么来做正确的事，而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我们怎么让一套好的观点或方案能摆脱利益群体的干扰而有效地执行下去（怎么来做正确的事），而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做才能满足公共利益（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很多教育问题太复杂，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即使不考虑利益干扰的问题，也都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而几乎所有把问题归因为是利益群体问题或者是实施问题的人，似乎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把教育问题想象得太简单，总认为自己提出的方案是正确的，总假设如果其他人能够认真配合实施的话，自己所设计的方案是能够实现理想的教育的。其实不然。
我们可以减负问题为例来说明这点。如果把公众对当前教育不满的问题做一个罗列和排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可能是最为靠前的几个问题之一。尤其是对基础教育来说，公众和媒体一谈到教育，几乎没有不是说课业负担的。而且课业负担问题与应试教育问题密切相关，是国家最想改革但改革效果最不令人满意的一个领域。所以，以此作为例子来说，应当是恰当的。
很多人认为，减负之所以屡屡失效就是因为有些教辅出版机构、部分学校老师以及一些培训、辅导机构结成了利益群体，抵制各种政策规定。比如，老师已经习惯了应试教育的那套做法，不愿意重新开始一种教学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么回事。但仔细一想，这种观点其实并不着调。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减负问题就很好办了。在中国，这么几股利益群体，就是力量再强大十倍，也根本不可能说到了能够制约政策的程度。再说了，课业负担问题其实在建国之初就早已有之，当时毛主席时代的政府就已经是频频发布多项减负令了，但最终也还是解决不了。直到文革开始，学生的课业负担才算真正显著地降低了。难道当时也有利益群体在抵制毛主席的政策？显然，利益集团不会是减负政策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学生课业负担之所以重，基本原因就是家长、学校以及学生之间的横向比较。所以，即使所有的学生只学习一门课程，而且这门课程的教材只有一页纸，学生的课业负担还是会很重。由此可以推断，很多减负措施，比如提高老师的专业水平，降低教材的难度，限制上课时间等，可能从表面上看对局部、特定学生来说是有效的。比如对某一个学校学生来说，老师水平提升了，更少的时间可以获得同样的成绩。但从整体、从长远来说，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无效的，甚至可能是增负的。还拿前一个例子来说。当你一个学校教学质量提升上去，学生的课业负担相对降低后，就必然对其他学校学生产生压力，他们如要想取得之前的成就，而教师素质在短时间内上不去的话，那么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增加自己的课业负担。而如果其他学校教师的水平也都提升上去了，那么第一所学校学生的课业负担又会回到从前的水平。
可能有些人会问，横向比较的情况在各国都有，但为什么他们国家没有出现这么严重的课业负担呢？答案就是我们国家特别喜欢横向比较，也特别在意这种横向比较，所以压力更大。试问，在中国，有几个家长能够做到当自己的子女告诉某次考试的具体分数后不继续追问名次的？这就如中国式过马路一样，与我国的国情、传统文化、经济发展阶段等多个方面有关。所以，在笔者看来，减负问题之所以改革迟迟不见效果，甚至有越改越糟糕的感觉，关键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利益群体的问题，而是我们目前根本不知道，如何在满足其他更重要目标和条件的前提下（比如不能强制禁止家长送小孩去辅导班，也不能不允许那些学习基础差的学生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把课业负担真正降下来。
其实，那些改革多次但屡屡不能突破的教育难题，如择校问题、素质教育问题，大多都是与减负问题一样，关键是改革者在各种合理合法的限制条件下，找不到正确的做法。从我国的国情来看，一旦政府弄清楚应该怎么做了，那么各种所谓的利益群体的抵制都是阻挡不了改革的进程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过于担心利益群体可能会阻碍教育改革深入发展的问题。真正需要重视的是，如何提升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水平。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和理论洞见，理应是我们这些教育研究者的责任担当。但当前我国的教育研究有碎片化、浅层化、近视化的趋势，对很多教育现象和问题的思考浅尝辄止，不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不喜欢严肃思考。而且胆子很大，在很多基本问题远未明细的情况下，就动辄提议或者发动影响亿万学生的改革，不断折腾，严重透支公众对教育改革的信心和信仰，这才是值得我们忧虑的地方。
二、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理解课业负担监测的意义和价值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但时至今日，这条政策规定也有多日。可就我们视野所及的范围来看，从教育部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这方面做出系统安排和探索的还很少。偶有尝试的，也大多就是在现有的督导架构中，增添一两条要求。究其原因，大概是大家都认为这一条政策规定也没有什么新意，觉得这方面大家也一直在做。即使有些人注意到了它略有些新意，也会由于考虑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同时也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新要求和新表述，可能也就觉得先做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而把这个事情先放在一边了。
总而言之，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大部分人还是把监测和报告课业负担作为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来看待，而没有看到监测和报告课业负担这个举措可能是抓住了如何系统地解决我国基础教育顽疾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一个新思路或者牛鼻子。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我们恰恰需要的就是从这个全局的高度来认识课业负担监测和报告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否则我们又会错失一次减负的良机。
课题负担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谈，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措施，其中一些甚至还可以说是非常严厉和严肃。但不得不承认，其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学生的课业负担未见明显减轻。在减负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学校根据教育局的要求，严格控制在校时间和家庭作业量，但家长的抱怨声很快就会传到学校，说学校老师不负责，没有给孩子布置家庭作业；学校如果坚持减负，那么许多家长就会马上通过家教补课等形式给学生增负。另外，如果某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令一旦影响到考试成绩，家长、媒体的质疑就会铺天盖地，当地政府也会严厉责成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改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为了避免可能影响到升学率而受到问责，只能埋头苦干，加班加点。2004年发生南京高考之痛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南京地区因为多年高考成绩比不过其他的县市，广遭媒体、家长的批评，但媒体、家长对江苏其他县市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明显超出南京的事实充耳不闻，最后导致南京教育局无法承受压力，公开允许学校周六可以补课。
胡惠闵 柯政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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