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C. W. 布兰宁（T. C. W. Blanning，1942 ），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主要研究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近代欧洲史。2016年，荣获英国国家学术院奖章。代表作有《浪漫主义革命：缔造现代世界的人文运动》《追逐荣耀：16481815》《腓特烈大帝》等书。
梁赤民，1957年生，安庆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1998年被评为安徽省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退休前为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英语副教授，现任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项目工作组副组长、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为英汉翻译理论。译有《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文艺复兴》等书。
刘昊，山东师范大学翻译硕士，2017年获得CATTI二级笔译资格证书。现为山东交通学院英语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教学。累计翻译及审校文稿近百万字，发表翻译类论文4篇，译有《搞砸研究生生涯的57种方式》及《教学的艺术》（即将付梓）等书。
目錄：
关于注释 ⅲ
前 言 1
第一章 起源：旧制度 17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问题 19
（二）社会冲突与社会联合 25
（三）启蒙运动 33
（四）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 42
第二章 影响：法国大革命 77
（一）17861789 年的危机 79
（二）法国大革命与新秩序 92
第三章 余波：拿破仑及其后的时代 109
推荐书目 124
索 引 145
前言已故的艾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于195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演讲。极少有就职演讲能和此次演讲一样，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145b]一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性质和结果的争论由此开始，并一直主导着该主题著作的创作，尚未表现出任何过气的迹象。此类文献已经非常多，所以这本小册子只对该争论的现状加以概述，并给出如何进行延伸阅读的建议，以方便读者了解更多关于该概述的实质性内容。 已故的艾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于195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演讲。极少有就职演讲能和此次演讲一样，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145b]一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性质和结果的争论由此开始，并一直主导着该主题著作的创作，尚未表现出任何过气的迹象。此类文献已经非常多，所以这本小册子只对该争论的现状加以概述，并给出如何进行延伸阅读的建议，以方便读者了解更多关于该概述的实质性内容。
经过数十年的激烈争论之后，各方的意见仍大相径庭。对科班所抨击的神话的支持者来说，旧的观点尽管已遭到所有修正主义批评的冲蚀，但仍像铜墙铁壁一样站得住脚。1983年，一部关于大革命以后法国的通史问世，开篇即挑衅性地写道：尽管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写作者最近试图重新解析法国大革命，但唯有遵循法国伟大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的传统的学者能做出言之有理且连贯一致的分析，而这些学者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80]该书所属的丛书中，还有一部1985年出版的论述大革命-拿破仑时期的著作，同样做出了大胆论断：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富有思考的批评中可以得出，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12]这些论断以及其他大量类似断言的斩钉截铁且不必说其尖刻凌厉的态度都表明，各方的争论已然变成鸡同鸭讲。
如果连终身致力于研究这一段法国历史的学者都不能达成些许一致性意见，并且彼此视而不见，那些非专业人士又如何有望弄清楚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其实是一场所有人都能参加的游戏，因为解决方案与其说是基于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依赖对现代史进程、社会关系和人性等非确定性问题的预设。一个人的主要洞见结果成了另一个人的陈词滥调反之亦然。
我们的切入点就是科班在其就职演说中所抨击的神话。他批评的对象可以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诠释，尽管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个现成的标签包含几层不同的意思。对它的最简明阐述可见于乔治勒费弗尔篇幅短小却意义深刻的《法国大革命的降临》（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17]他把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公众需求与经济现实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在法律层面，旧制度被教士和贵族这两大阶级控制。正是他们占据着国家和社会的最高支配地位，并享有所有的威望。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几乎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这为两大阶级的特权地位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础；但到18世纪晚期，它却变成了落伍之物（anachronism）。因为到这时，工商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的阶级，即资产阶级。随着自身人数、财富和自信的不断增加，资产阶级的失意感愈加尖锐，因为当时社会上层的排他性（贵族的反动）不断加剧，资产阶级不可能无限期地忍受自身的从属地位：这样的断裂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1789年大革命恢复了现实与法律之间的和谐一致。[1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贵族于1787年用他们向君主专制政体发起的自杀式进攻，率先向旧制度刺入了攻城槌，打开了旧制度的缺口，资产阶级才能借此蜂拥而入。正如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所评论的那样：贵族发动了大革命，平民则完成了它。
换句话说，法国大革命代表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继而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阶段。当然，欧洲每个国家都在某个阶段实现了这一转变。然而，法国的这一转变十分特别马克思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因为整个过程十分迅速、猛烈且很圆满。这场革命如此激进，主要归功于两项相互关联的后续发展。第一，特权阶层与其外国同盟发起了坚决维护旧制度的斗争，在国内以反对革命的形式展开，在国外以战争的形式展开。第二，本质上怯懦的资产阶级得到了来自城市大众和农民的关键性援助。如果资产阶级自行其是，法国大革命至迟在1791年就会结束。正是不断受到来自下层的压力，他们才得以全面摧毁封建主义。[26]
然而，尽管分属不同的社会组成部分，但革命者绝不是零散的独立个体，而是融合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像一出戏的每一幕或一部交响曲的每一乐章一样，农民的革命和城市的革命不可分割，同属于法国大革命这一个整体，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才具有意义。正如勒费弗尔在巴黎大学的后继者、法国大革命史教授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所写：1789年并没有发生三次革命，而是只发生了一次革命。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在大众尤其是农民支持下发动的革命。[25]尽管在主观上大众可能不时地呈现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姿态，甚至会反抗资产阶级的领导，但客观上他们的参与推动了革命朝着它的目标消灭封建主义前进。
这一进程困难重重，绝非一蹴而就。资产阶级也曾宣称代表全人类，例如在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中，他们就公开主张普遍且永恒的真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目的非常狭隘。他们总是易于向旧秩序妥协，总是设法阻挠大众对平等与民主的真切诉求；他们的革命辞令犹如一套华丽的外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赤裸裸的阶级利益便透过这套日益暴露的外衣展现出来，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脱衣舞表演。1794年7月热月政变（coup dtat of Thermidor）爆发，救国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的革命专政被推翻，这是该表演中的一个关键阶段。1799年倒向波拿巴将军（General Bonaparte）这样的军事救世主，则是其另一个关键阶段。结果证明，这两个解决办法都不持久。直到1830年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推翻最后一位波旁君主，法国资产阶级才安全着陆；到这时，他们总算不必再费心假装代表任何人，而只须代表他们自己就可以了。
修正主义者发起了一系列的进攻，反对索布尔所称的这一经典的解释。首先声明，不是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赞成下面需要浓墨重彩加以叙述的每个要点。从年代顺序上讲，他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18世纪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本质。经济发展了，这是毋庸置疑的；经济的发展加剧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这也是十分肯定的。然而，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并非是资产阶级独有的成就；相反，许多最为进取的企业家是贵族。[52]事实证明，大多数资产阶级十分畏首畏尾，他们更喜欢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庄园、捐官和政府债券上。[39]低风险且低回报这样的投资可以为每一个资产阶级打开了实现其获得贵族地位梦想的通道。资产阶级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根本不想同贵族做斗争，他们最殷切的愿望是成为贵族。这并不难实现，因为很多可获封贵族的官职可以进行买卖，所以任何有足够资金的人都能实现这一身份的转变。[49]结果，法国贵族的数量多得惊人，即使根据最保守估计，其数量（约25 000个家族）也是英国贵族（1790年有220个贵族）的100多倍。法国贵族绝不是一个日益封闭的阶级，而是一个开放的精英阶层实际上，它的开放程度已经伤及自身了。所谓贵族的反动是一个神话。[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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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艾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于195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演讲。极少有就职演讲能和此次演讲一样，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145b]一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性质和结果的争论由此开始，并一直主导着该主题著作的创作，尚未表现出任何过气的迹象。此类文献已经非常多，所以这本小册子只对该争论的现状加以概述，并给出如何进行延伸阅读的建议，以方便读者了解更多关于该概述的实质性内容。
经过数十年的激烈争论之后，各方的意见仍大相径庭。对科班所抨击的神话的支持者来说，旧的观点尽管已遭到所有修正主义批评的冲蚀，但仍像铜墙铁壁一样站得住脚。1983年，一部关于大革命以后法国的通史问世，开篇即挑衅性地写道：尽管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写作者最近试图重新解析法国大革命，但唯有遵循法国伟大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的传统的学者能做出言之有理且连贯一致的分析，而这些学者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80]该书所属的丛书中，还有一部1985年出版的论述大革命-拿破仑时期的著作，同样做出了大胆论断：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富有思考的批评中可以得出，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12]这些论断以及其他大量类似断言的斩钉截铁且不必说其尖刻凌厉的态度都表明，各方的争论已然变成鸡同鸭讲。
如果连终身致力于研究这一段法国历史的学者都不能达成些许一致性意见，并且彼此视而不见，那些非专业人士又如何有望弄清楚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其实是一场所有人都能参加的游戏，因为解决方案与其说是基于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依赖对现代史进程、社会关系和人性等非确定性问题的预设。一个人的主要洞见结果成了另一个人的陈词滥调反之亦然。
我们的切入点就是科班在其就职演说中所抨击的神话。他批评的对象可以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诠释，尽管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个现成的标签包含几层不同的意思。对它的最简明阐述可见于乔治勒费弗尔篇幅短小却意义深刻的《法国大革命的降临》（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17]他把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公众需求与经济现实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在法律层面，旧制度被教士和贵族这两大阶级控制。正是他们占据着国家和社会的最高支配地位，并享有所有的威望。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几乎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这为两大阶级的特权地位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础；但到18世纪晚期，它却变成了落伍之物（anachronism）。因为到这时，工商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的阶级，即资产阶级。随着自身人数、财富和自信的不断增加，资产阶级的失意感愈加尖锐，因为当时社会上层的排他性（贵族的反动）不断加剧，资产阶级不可能无限期地忍受自身的从属地位：这样的断裂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1789年大革命恢复了现实与法律之间的和谐一致。[1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贵族于1787年用他们向君主专制政体发起的自杀式进攻，率先向旧制度刺入了攻城槌，打开了旧制度的缺口，资产阶级才能借此蜂拥而入。正如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所评论的那样：贵族发动了大革命，平民则完成了它。
换句话说，法国大革命代表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继而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阶段。当然，欧洲每个国家都在某个阶段实现了这一转变。然而，法国的这一转变十分特别马克思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因为整个过程十分迅速、猛烈且很圆满。这场革命如此激进，主要归功于两项相互关联的后续发展。第一，特权阶层与其外国同盟发起了坚决维护旧制度的斗争，在国内以反对革命的形式展开，在国外以战争的形式展开。第二，本质上怯懦的资产阶级得到了来自城市大众和农民的关键性援助。如果资产阶级自行其是，法国大革命至迟在1791年就会结束。正是不断受到来自下层的压力，他们才得以全面摧毁封建主义。[26]
然而，尽管分属不同的社会组成部分，但革命者绝不是零散的独立个体，而是融合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像一出戏的每一幕或一部交响曲的每一乐章一样，农民的革命和城市的革命不可分割，同属于法国大革命这一个整体，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才具有意义。正如勒费弗尔在巴黎大学的后继者、法国大革命史教授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所写：1789年并没有发生三次革命，而是只发生了一次革命。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在大众尤其是农民支持下发动的革命。[25]尽管在主观上大众可能不时地呈现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姿态，甚至会反抗资产阶级的领导，但客观上他们的参与推动了革命朝着它的目标消灭封建主义前进。
这一进程困难重重，绝非一蹴而就。资产阶级也曾宣称代表全人类，例如在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中，他们就公开主张普遍且永恒的真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目的非常狭隘。他们总是易于向旧秩序妥协，总是设法阻挠大众对平等与民主的真切诉求；他们的革命辞令犹如一套华丽的外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赤裸裸的阶级利益便透过这套日益暴露的外衣展现出来，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脱衣舞表演。1794年7月热月政变（coup dtat of Thermidor）爆发，救国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的革命专政被推翻，这是该表演中的一个关键阶段。1799年倒向波拿巴将军（General Bonaparte）这样的军事救世主，则是其另一个关键阶段。结果证明，这两个解决办法都不持久。直到1830年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推翻最后一位波旁君主，法国资产阶级才安全着陆；到这时，他们总算不必再费心假装代表任何人，而只须代表他们自己就可以了。
修正主义者发起了一系列的进攻，反对索布尔所称的这一经典的解释。首先声明，不是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赞成下面需要浓墨重彩加以叙述的每个要点。从年代顺序上讲，他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18世纪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本质。经济发展了，这是毋庸置疑的；经济的发展加剧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这也是十分肯定的。然而，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并非是资产阶级独有的成就；相反，许多最为进取的企业家是贵族。[52]事实证明，大多数资产阶级十分畏首畏尾，他们更喜欢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庄园、捐官和政府债券上。[39]低风险且低回报这样的投资可以为每一个资产阶级打开了实现其获得贵族地位梦想的通道。资产阶级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根本不想同贵族做斗争，他们最殷切的愿望是成为贵族。这并不难实现，因为很多可获封贵族的官职可以进行买卖，所以任何有足够资金的人都能实现这一身份的转变。[49]结果，法国贵族的数量多得惊人，即使根据最保守估计，其数量（约25 000个家族）也是英国贵族（1790年有220个贵族）的100多倍。法国贵族绝不是一个日益封闭的阶级，而是一个开放的精英阶层实际上，它的开放程度已经伤及自身了。所谓贵族的反动是一个神话。[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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