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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武陵山区的高山之巅，在秦巴山区的雪岭之上，在浩浩的长江之滨，在湍急的乌江谷底，在主城流光溢彩的灯影下，在大山深处的小寨子里，经典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在各色人等的心里和口头吟唱。只要我们都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自古以来流淌在蛮儿巴女血脉中的喜洋洋精神，在脱贫攻坚的行动中，得到了更有力的张扬。
一个个奋进者，在脱贫中走进了应有的新生活；一个个帮扶者，在纾困时获得了意外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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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脱贫攻坚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太阳出来喜洋洋》，共七章，近13万字。以“喜洋洋精神”为统帅，从历史、文化、当下脱贫攻坚工作、典型人物事迹角度，较为深入地展示了重庆市脱贫攻坚工作的风貌。本质性地反应了人的精神气象。
文稿没有就重庆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项目等方面，去做正面的书写。也没有正面从组织、领导、部门、行业层面去给以呈现。而是选择了具有突出和典型意义的奋进者、帮扶者为书写主体，从而彰显了重庆人（各种涉及脱贫攻坚工作的人）的精神风采。而脱贫攻坚工作的政策、措施、项目和组织领导等，则分散代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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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何炬学，重庆彭水人，曾在教育、媒体、文化等部门工作。现为重庆市艺术创作中心职工，文学创作一级，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有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出版诗集《鸟确实有来过》，散文集《村庄的声音》，长篇小说《苍岭》《濯之水》和短篇小说集《摩围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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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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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歌唱：太阳出来喜洋洋 \001
第二章 疑问：一方水土能否养活一方人 \012
第三章 选择：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028
第四章 帮扶：用的是洪荒之力 \083
第五章 集锦：别样的人和事\135
第六章 聚焦：以河坝村为例\160
第七章 后记：必要的补遗 \175
前言后记：必要的补遗
一、按你的理解写
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在中国已经开展了30多年。我曾经在区县工作过，对此有所接触。但总体上看，是肤浅的，甚至是隔膜的。新一轮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到了大都市，对此所带来的深刻变化，知之甚少。那些连篇累牍的报道，于我成了身外的、远方的新闻。
但我又很想有机会走下去看看。多少年来，每当路过乡村，看到过去的良田沃土变成了房子，或者长满了野草和荆棘的时候，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一直有个幼稚的、执拗的观点：城市和集镇，应该修建在山坡上！为什么一定要把山间的平地和良田霸占了？粮食哪里来？
有时就自我安慰：有18亿亩耕地这个红线在，不要杞人忧天。但是，我看到的，怎么老是那些耕地被侵占了呢？后记：必要的补遗
一、按你的理解写
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在中国已经开展了30多年。我曾经在区县工作过，对此有所接触。但总体上看，是肤浅的，甚至是隔膜的。新一轮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到了大都市，对此所带来的深刻变化，知之甚少。那些连篇累牍的报道，于我成了身外的、远方的新闻。
但我又很想有机会走下去看看。多少年来，每当路过乡村，看到过去的良田沃土变成了房子，或者长满了野草和荆棘的时候，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一直有个幼稚的、执拗的观点：城市和集镇，应该修建在山坡上！为什么一定要把山间的平地和良田霸占了？粮食哪里来？
有时就自我安慰：有18亿亩耕地这个红线在，不要杞人忧天。但是，我看到的，怎么老是那些耕地被侵占了呢？
虽然我一直想有个机会深入农村去，但又被工作捆住了手脚。好在有了参与这次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差点叫我放弃。
当哈闻先生2019年8月下旬来电，请我参与中国作协跟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组织的脱贫攻坚长篇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工作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没时间来承担此工作。我的单位叫重庆市艺术创作中心，虽然人不多，但大小是个单位，什么事都得照着上头的规定动作做。我这个小头目，再怎么自由，也不能请长假下区县去搞采访啊。
当然，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这倒是个深入农村去看看的门径。可是，第三个反应立即跟上来了，那就是：脱贫攻坚工程可是国家战略啊，条条框框会不会很多？会不会给作者套上诸多的绳索？说着说着，我就婉拒了。
但哈闻副主编是我尊敬的编辑家，他是代表《民族文学》代表石一宁先生向中国作协党组推荐了我。他说，你何某是重庆人，重庆的作家不写重庆，未必派外省的作家来写吗？
这激将，真够厉害的。
但我还是推辞说，这个题材太过重大，我怕要求高，写不好。
按你的理解写。哈闻先生缓慢而轻细地说。
这几个字，入耳入脑，叫我一下子宽畅敞亮起来。关于时间啊、关于特别条条框框啊、关于绳索啊，种种顾虑，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我似乎看到了电话那端哈闻先生沉静安稳的笑意，信心陡然立了起来，我说，好吧，我试试。
事又凑巧。待我答应了哈闻先生的指派后没几天，我第三次提出辞去单位领导职务的申请，有了明确答复。早前两年，我就提出了辞呈。8月初，我交了第三次申请。9月上旬，重庆市文旅委党委同意了我的申请。月底，我就卸任了。
2019年9月19日上午，在中国作协顶楼会议室，听取了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的报告。下午，参加了中国作协的座谈会。李敬泽副主席在主持讲话中，对此工程的意义做了强调。他说，文学不能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缺席，脱贫攻坚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一个作家能够有这样的一本书，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李敬泽先生还就如何写出精品力作提出了要求。他特别强调，作家要找到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角度。
座谈会开始前，我还担心会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这样那样的绳索要套给作家们呢。作协的领导们、各大杂志社的主编们，无一人讲这方面的话。他们都是鼓励、指导，并强调要深入、再深入，要发掘、再发掘。
我发现了什么？我有自己的眼光吗？我有自己的角度吗？而我的理解究竟又怎么样呢？
二、无缝连接
我没有料到重庆市扶贫办对中国作协和国务院扶贫办的工作如此重视，他们把此事报告了市上分管领导。2019年10月11日，市上分管领导批示，要求做好相关配合工作。10月14日上午，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副主任张倵瑃，分别听取了我下区县采访的打算，并表示全力支持，还提供了一些采访点。综合处的孙元忠处长、宣传处的孙小丽处长亲自安排，并指派宣传处的张大川作为此项工作的固定联系人，我要去哪个区县，就提前发文，并按时送我下去。一站又一站，小张可谓随叫随应。
在各有关区县采访期间，扶贫办的同志尽可能多地为我提供采访点。城口县扶贫办的向守文是分管业务的副主任，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他却执意要陪我采访。一路上，他电话处理公务，又电话联系我要去采访的对象。他总是不停地给我推荐采访点，还要求我在城口多采访几天。像个要把自己家的好东西全部拿出来招待客人那样的主人，他总是热情地、不断地向我介绍这个那个典型。一等我点头，他就高兴地咧开大嘴笑了，并心急火燎地指示驾驶员往新的目的地赶。
在秀山县，扶贫办主任陈茂不仅给我讲了好些脱贫工作中一些扶智方面的典型，还极力推荐我要看看秀山的教育扶贫。是的，秀山的教育，可谓渝东南的一个奇迹。我去采访了，但没有写进来。黔江区的扶贫办主任郭兴春也如数家珍地介绍他们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个个典型，可惜我也不能全部纳入。比如作为新闻报道的《鬼先生转业》等，很有新闻性，然而我要的不是新闻。彭水县的扶贫办主任张泽勇晚上10点下乡回来，不辞辛劳，还来跟我对接工作。黔江的彭巍、酉阳的祝志刚、彭水的晏其林、秀山的黄海平、奉节的龙怀楚、武隆的杜庆禄6位同志，也是一边在车上、路上忙手头的工作，一边陪我下乡。在石柱县、巫溪县和忠县，扶贫办的同志们太忙，几乎每天要换一个人来带我下乡。头天晚上已经确定某某某，但第二天还没上班又接到了新任务，不得不临时调整换人。我真内疚，因我的采访而给他们添了乱。
从市扶贫办到区县扶贫办，这条线上的人，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职工，近两年来，他们通常每天都是深夜才能回家，或者就睡办公室里。手头的工作，已经多到做不完的程度。五加二白加黑，在他们这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我没有直接去写他们的事迹，我想，通过这一笔带过的介绍，也能从侧面反映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些现实吧。
三、很多典型没有上来
我还有很多愧疚。一是我没有走完重庆所有有扶贫任务的区县。比如渝西片区，历史上贫困面和贫困的深度都较渝东北和渝东南弱。二是我也没有能力走完全市的18个深度贫困乡镇。三是我没能把所有采访的对象和典型都写上来。
就单位这个层面来说，我没有去报告他们。比如我没有直接写某个扶贫集团的工作、写某个乡镇或村的工作、写某个行业的工作，我只是在具体的典型中，折射了他们工作的影子。
单就个人或典型来说，我手头还有很多采访的典型。比如城口县红军村的第一书记王旭东、酉阳县车田乡小寨村的支部书记油彪还有秀山的张银花叶黄精还有消费扶贫、电商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等典型。
哦，那个追过来要接受我采访的李世奉，我真是不忍心把他遗漏。然而，我又无法着墨。那天，我在武隆区后坪乡采访，本是要去高坪村采访他的。哪知从乡政府出发去他家，路不通，两次都在中途折返了。只好放弃。下午我在中岭村采访，李世奉骑着摩托，赶了近20公里路的样子，居然跑到中岭村来，要主动接受我的采访。
他是个建卡贫困户，致贫原因是家属生病，两个孩子上学，算是因病因学致贫。我见到了等候在村委会办公室外的李世奉时，心中既歉疚又不忍。他似乎并不认识这个村子里的人，所以无人知道他是谁，没人招呼他。那天比较冷，我站在外面有些发抖。而他则游走着，一脸的期盼。
为了赶来接受我的采访，他是做了准备的。除了脚上因骑摩托有泥巴外，他的衣服和裤子是干净的（骑摩托带上的泥巴点，已经被他清除了不少），甚至是新的。上衣是一件灰间蓝暗条纹的厚西装，里穿一间仿皮背心，白底绿条纹衬衣打底。衬衣的扣子扣完，外套西装也扣上了所有的扣子。下穿蓝色牛仔裤，棕色皮鞋（鞋上的泥巴比较多）。头发梳得规整，即便是骑摩托冷风吹过，现在看去也不乱。
借中岭村村委会的办公室，我采访了他。
这个像我兄弟一般的中年男人，讲着讲着就有了哭声，数度哽咽，停下讲述，紧闭双眼。他讲了他的女人陈某得的是什么病，区委书记是如何帮扶的，享受了哪些政策；讲了自己两个孩子读书的事，讲了目前发展产业有哪些，自己上了公益岗位一年有多少收入，做手艺又有多少收入等等。总之，他的结论是，他现在过得不错，早一年就申请脱了贫。他感谢脱贫政策，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李世奉调整了情绪，从西装内荷包里拿出申请书来给我看。我庄重地接过来，见硬面抄的作业本上，是一行行清晰的文字。字字干净、整齐，有几分娟秀。
他以为我是市上派下去的新闻记者，以为我跟市领导很熟悉，所以，临走时要我带话给市委书记，说，请市委放心，后坪乡的贫困户一定能走在全市其他17个深度贫困乡贫困户的前头，率先脱贫。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很疼，五味杂陈。但我知道李世奉的意思是什么，无非是说，他这样的贫困户，一定不会拖全市脱贫工作的后腿。然而，他没能这么表达，是那样表达的。我完全理解，就像我自己有时因激动而词不达意的言说一样。请不要误解，更不要嘲笑。
这就是语言的困境！
几个月来，李世奉不辞辛劳、冷风里赶来接受我采访的形象总是挥之不去。我默默祝福这个兄弟，希望他本分地、坚强地过好如今有了起色，但依然还不是可以大笑的日子。
四、改变将持续下去
从脱贫攻坚工作中，我看到了基层干部（政府）跟农民关系的改变，或者说是一次大调整。
毋庸讳言，过去我们的基层干部（政府）跟农民的关系，是不够融洽的。农民不是很听基层干部（政府）的指示了。原因是基层干部（政府）还用强对弱的思维、上对下的思维来管理农民，命令主义色彩很重，而百姓却有了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因而，双方的关系是比较冷淡的。新一轮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基层干部（政府），改变了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掉了命令主义，踏实为农民（不光是贫困户）做实实在在的好事，农民从怀疑、观望中改变了固有的认识，积极融入脱贫攻坚的工作中来。我看到，不管是区县工作部门，还是镇乡、村组；不管是本地干部，还是驻乡驻村工作队员，大家的行为，皆是在说服、引导、帮助、服务农民（不管是贫困户还是一般户）。工作中，无人敢用命令或强迫手段（用了也不行，农民不理你）。修路可能要占你的地，得好好商量。为你搞危房改造，还得你签字同意。发展什么产业，还得大家有共同的认识。给不给某户评为建卡贫困户，还得村民讨论通过。谁该吃低保，谁该退出，也得全体村民同意。
这本来才是正常的关系，然而过去（乃至中国历史上），我们似乎很难在基层看到这样的关系的普遍存在（少数地方和少数时段是有的）。我期待通过这次脱贫攻坚工作，这样的关系能够更好地保持下去。
其次是一大批年轻干部得到了锻炼。而他们的这一锻炼，将影响或改变他们未来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农村治理的结果。
驻乡、驻村、定点帮扶，一大批干部特别是一大批年轻干部去了农村，他们从机关下来，就像一个人从车子里下来踏在了泥地上一样，获得了坚实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对农村、对农民、对农业有了深刻的认识。今后，当他们重回机关工作的时候，对于农村、农民、农业的政策制定、治理等等方面，就不会闭门造车了。重庆市城乡建委扶贫集团驻彭水大垭乡工作队领队邹鑫盛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驻龙龟村的第一书记彭某下来后，才发现自己过去坐在办公室审批项目，是多么地不够有压力感。大笔一挥，就成了。这样的体会，很多从市上、区县下到村里去搞扶贫的干部，一定也是有的。
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改变。而这一改变，为未来的乡村振兴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决农村的绝对贫困，固然是目的，但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必须彻底解决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不光是两不愁三保障的落实，整个农村水、电、路、讯的根本改善，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村道畅通，入户路通达，很多野地，也修去了产业路。在我采访的一个区，有这么一条特别的公路，一条拐了40多个急弯的公路，从海拔500米的山谷盘旋而上到1100米的山顶，为的就是山顶上原有几十亩烤烟地（近两年似乎没种了，长了荒草）。我很怀疑是不是该修这么一条产业路。作为景观，倒是十分壮观的。因为你开车，刚从这个弯转上去，开不到5米，就又要立马转急弯。如是反复。当然，十分刺激。不过，就总体上看，农村未来的发展，基础已经在那里了。
2020年1月4日1月22日初稿于重庆半山书屋
2020年2月21日2月27日改毕于重庆半山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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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必要的补遗
一、按你的理解写
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在中国已经开展了30多年。我曾经在区县工作过，对此有所接触。但总体上看，是肤浅的，甚至是隔膜的。新一轮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到了大都市，对此所带来的深刻变化，知之甚少。那些连篇累牍的报道，于我成了身外的、远方的新闻。
但我又很想有机会走下去看看。多少年来，每当路过乡村，看到过去的良田沃土变成了房子，或者长满了野草和荆棘的时候，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一直有个幼稚的、执拗的观点：城市和集镇，应该修建在山坡上！为什么一定要把山间的平地和良田霸占了？粮食哪里来？
有时就自我安慰：有18亿亩耕地这个红线在，不要杞人忧天。但是，我看到的，怎么老是那些耕地被侵占了呢？
虽然我一直想有个机会深入农村去，但又被工作捆住了手脚。好在有了参与这次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差点叫我放弃。
当哈闻先生2019年8月下旬来电，请我参与中国作协跟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组织的脱贫攻坚长篇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工作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没时间来承担此工作。我的单位叫重庆市艺术创作中心，虽然人不多，但大小是个单位，什么事都得照着上头的规定动作做。我这个小头目，再怎么自由，也不能请长假下区县去搞采访啊。
当然，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这倒是个深入农村去看看的门径。可是，第三个反应立即跟上来了，那就是：脱贫攻坚工程可是国家战略啊，条条框框会不会很多？会不会给作者套上诸多的绳索？说着说着，我就婉拒了。
但哈闻副主编是我尊敬的编辑家，他是代表《民族文学》代表石一宁先生向中国作协党组推荐了我。他说，你何某是重庆人，重庆的作家不写重庆，未必派外省的作家来写吗？
这激将，真够厉害的。
但我还是推辞说，这个题材太过重大，我怕要求高，写不好。
按你的理解写。哈闻先生缓慢而轻细地说。
这几个字，入耳入脑，叫我一下子宽畅敞亮起来。关于时间啊、关于特别条条框框啊、关于绳索啊，种种顾虑，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我似乎看到了电话那端哈闻先生沉静安稳的笑意，信心陡然立了起来，我说，好吧，我试试。
事又凑巧。待我答应了哈闻先生的指派后没几天，我第三次提出辞去单位领导职务的申请，有了明确答复。早前两年，我就提出了辞呈。8月初，我交了第三次申请。9月上旬，重庆市文旅委党委同意了我的申请。月底，我就卸任了。
2019年9月19日上午，在中国作协顶楼会议室，听取了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的报告。下午，参加了中国作协的座谈会。李敬泽副主席在主持讲话中，对此工程的意义做了强调。他说，文学不能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缺席，脱贫攻坚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一个作家能够有这样的一本书，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李敬泽先生还就如何写出精品力作提出了要求。他特别强调，作家要找到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角度。
座谈会开始前，我还担心会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这样那样的绳索要套给作家们呢。作协的领导们、各大杂志社的主编们，无一人讲这方面的话。他们都是鼓励、指导，并强调要深入、再深入，要发掘、再发掘。
我发现了什么？我有自己的眼光吗？我有自己的角度吗？而我的理解究竟又怎么样呢？
二、无缝连接
我没有料到重庆市扶贫办对中国作协和国务院扶贫办的工作如此重视，他们把此事报告了市上分管领导。2019年10月11日，市上分管领导批示，要求做好相关配合工作。10月14日上午，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副主任张倵瑃，分别听取了我下区县采访的打算，并表示全力支持，还提供了一些采访点。综合处的孙元忠处长、宣传处的孙小丽处长亲自安排，并指派宣传处的张大川作为此项工作的固定联系人，我要去哪个区县，就提前发文，并按时送我下去。一站又一站，小张可谓随叫随应。
在各有关区县采访期间，扶贫办的同志尽可能多地为我提供采访点。城口县扶贫办的向守文是分管业务的副主任，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他却执意要陪我采访。一路上，他电话处理公务，又电话联系我要去采访的对象。他总是不停地给我推荐采访点，还要求我在城口多采访几天。像个要把自己家的好东西全部拿出来招待客人那样的主人，他总是热情地、不断地向我介绍这个那个典型。一等我点头，他就高兴地咧开大嘴笑了，并心急火燎地指示驾驶员往新的目的地赶。
在秀山县，扶贫办主任陈茂不仅给我讲了好些脱贫工作中一些扶智方面的典型，还极力推荐我要看看秀山的教育扶贫。是的，秀山的教育，可谓渝东南的一个奇迹。我去采访了，但没有写进来。黔江区的扶贫办主任郭兴春也如数家珍地介绍他们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个个典型，可惜我也不能全部纳入。比如作为新闻报道的《鬼先生转业》等，很有新闻性，然而我要的不是新闻。彭水县的扶贫办主任张泽勇晚上10点下乡回来，不辞辛劳，还来跟我对接工作。黔江的彭巍、酉阳的祝志刚、彭水的晏其林、秀山的黄海平、奉节的龙怀楚、武隆的杜庆禄6位同志，也是一边在车上、路上忙手头的工作，一边陪我下乡。在石柱县、巫溪县和忠县，扶贫办的同志们太忙，几乎每天要换一个人来带我下乡。头天晚上已经确定某某某，但第二天还没上班又接到了新任务，不得不临时调整换人。我真内疚，因我的采访而给他们添了乱。
从市扶贫办到区县扶贫办，这条线上的人，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职工，近两年来，他们通常每天都是深夜才能回家，或者就睡办公室里。手头的工作，已经多到做不完的程度。五加二白加黑，在他们这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我没有直接去写他们的事迹，我想，通过这一笔带过的介绍，也能从侧面反映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些现实吧。
三、很多典型没有上来
我还有很多愧疚。一是我没有走完重庆所有有扶贫任务的区县。比如渝西片区，历史上贫困面和贫困的深度都较渝东北和渝东南弱。二是我也没有能力走完全市的18个深度贫困乡镇。三是我没能把所有采访的对象和典型都写上来。
就单位这个层面来说，我没有去报告他们。比如我没有直接写某个扶贫集团的工作、写某个乡镇或村的工作、写某个行业的工作，我只是在具体的典型中，折射了他们工作的影子。
单就个人或典型来说，我手头还有很多采访的典型。比如城口县红军村的第一书记王旭东、酉阳县车田乡小寨村的支部书记油彪还有秀山的张银花叶黄精还有消费扶贫、电商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等典型。
哦，那个追过来要接受我采访的李世奉，我真是不忍心把他遗漏。然而，我又无法着墨。那天，我在武隆区后坪乡采访，本是要去高坪村采访他的。哪知从乡政府出发去他家，路不通，两次都在中途折返了。只好放弃。下午我在中岭村采访，李世奉骑着摩托，赶了近20公里路的样子，居然跑到中岭村来，要主动接受我的采访。
他是个建卡贫困户，致贫原因是家属生病，两个孩子上学，算是因病因学致贫。我见到了等候在村委会办公室外的李世奉时，心中既歉疚又不忍。他似乎并不认识这个村子里的人，所以无人知道他是谁，没人招呼他。那天比较冷，我站在外面有些发抖。而他则游走着，一脸的期盼。
为了赶来接受我的采访，他是做了准备的。除了脚上因骑摩托有泥巴外，他的衣服和裤子是干净的（骑摩托带上的泥巴点，已经被他清除了不少），甚至是新的。上衣是一件灰间蓝暗条纹的厚西装，里穿一间仿皮背心，白底绿条纹衬衣打底。衬衣的扣子扣完，外套西装也扣上了所有的扣子。下穿蓝色牛仔裤，棕色皮鞋（鞋上的泥巴比较多）。头发梳得规整，即便是骑摩托冷风吹过，现在看去也不乱。
借中岭村村委会的办公室，我采访了他。
这个像我兄弟一般的中年男人，讲着讲着就有了哭声，数度哽咽，停下讲述，紧闭双眼。他讲了他的女人陈某得的是什么病，区委书记是如何帮扶的，享受了哪些政策；讲了自己两个孩子读书的事，讲了目前发展产业有哪些，自己上了公益岗位一年有多少收入，做手艺又有多少收入等等。总之，他的结论是，他现在过得不错，早一年就申请脱了贫。他感谢脱贫政策，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李世奉调整了情绪，从西装内荷包里拿出申请书来给我看。我庄重地接过来，见硬面抄的作业本上，是一行行清晰的文字。字字干净、整齐，有几分娟秀。
他以为我是市上派下去的新闻记者，以为我跟市领导很熟悉，所以，临走时要我带话给市委书记，说，请市委放心，后坪乡的贫困户一定能走在全市其他17个深度贫困乡贫困户的前头，率先脱贫。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很疼，五味杂陈。但我知道李世奉的意思是什么，无非是说，他这样的贫困户，一定不会拖全市脱贫工作的后腿。然而，他没能这么表达，是那样表达的。我完全理解，就像我自己有时因激动而词不达意的言说一样。请不要误解，更不要嘲笑。
这就是语言的困境！
几个月来，李世奉不辞辛劳、冷风里赶来接受我采访的形象总是挥之不去。我默默祝福这个兄弟，希望他本分地、坚强地过好如今有了起色，但依然还不是可以大笑的日子。
四、改变将持续下去
从脱贫攻坚工作中，我看到了基层干部（政府）跟农民关系的改变，或者说是一次大调整。
毋庸讳言，过去我们的基层干部（政府）跟农民的关系，是不够融洽的。农民不是很听基层干部（政府）的指示了。原因是基层干部（政府）还用强对弱的思维、上对下的思维来管理农民，命令主义色彩很重，而百姓却有了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因而，双方的关系是比较冷淡的。新一轮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基层干部（政府），改变了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掉了命令主义，踏实为农民（不光是贫困户）做实实在在的好事，农民从怀疑、观望中改变了固有的认识，积极融入脱贫攻坚的工作中来。我看到，不管是区县工作部门，还是镇乡、村组；不管是本地干部，还是驻乡驻村工作队员，大家的行为，皆是在说服、引导、帮助、服务农民（不管是贫困户还是一般户）。工作中，无人敢用命令或强迫手段（用了也不行，农民不理你）。修路可能要占你的地，得好好商量。为你搞危房改造，还得你签字同意。发展什么产业，还得大家有共同的认识。给不给某户评为建卡贫困户，还得村民讨论通过。谁该吃低保，谁该退出，也得全体村民同意。
这本来才是正常的关系，然而过去（乃至中国历史上），我们似乎很难在基层看到这样的关系的普遍存在（少数地方和少数时段是有的）。我期待通过这次脱贫攻坚工作，这样的关系能够更好地保持下去。
其次是一大批年轻干部得到了锻炼。而他们的这一锻炼，将影响或改变他们未来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农村治理的结果。
驻乡、驻村、定点帮扶，一大批干部特别是一大批年轻干部去了农村，他们从机关下来，就像一个人从车子里下来踏在了泥地上一样，获得了坚实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对农村、对农民、对农业有了深刻的认识。今后，当他们重回机关工作的时候，对于农村、农民、农业的政策制定、治理等等方面，就不会闭门造车了。重庆市城乡建委扶贫集团驻彭水大垭乡工作队领队邹鑫盛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驻龙龟村的第一书记彭某下来后，才发现自己过去坐在办公室审批项目，是多么地不够有压力感。大笔一挥，就成了。这样的体会，很多从市上、区县下到村里去搞扶贫的干部，一定也是有的。
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改变。而这一改变，为未来的乡村振兴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决农村的绝对贫困，固然是目的，但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必须彻底解决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不光是两不愁三保障的落实，整个农村水、电、路、讯的根本改善，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村道畅通，入户路通达，很多野地，也修去了产业路。在我采访的一个区，有这么一条特别的公路，一条拐了40多个急弯的公路，从海拔500米的山谷盘旋而上到1100米的山顶，为的就是山顶上原有几十亩烤烟地（近两年似乎没种了，长了荒草）。我很怀疑是不是该修这么一条产业路。作为景观，倒是十分壮观的。因为你开车，刚从这个弯转上去，开不到5米，就又要立马转急弯。如是反复。当然，十分刺激。不过，就总体上看，农村未来的发展，基础已经在那里了。
2020年1月4日1月22日初稿于重庆半山书屋
2020年2月21日2月27日改毕于重庆半山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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