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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个语言俭省的诗人跨界写起学术专著还有什么比这更奢侈的呢？张枣板起面孔一本正经谈诗歌史，你依然能瞥见背后一以贯之的诗学光芒闪现，和不经意扮起的鬼脸。
★一部不一样的新诗史。关于中国新诗发展脉络、代际划分，对鲁迅、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食指、北岛、后朦胧诗等的精彩解读，你不一定认同，但其识见会让你认同这是一个真正内行诗人的看法。
★一个供我们反观张枣诗学理念的文本。诗歌现代性、现实与言说之难、元诗当张枣从这些经验构筑自己的新诗史逻辑，我们其实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本人诗歌的那些纹理。
★译笔精确流畅，深得张枣中文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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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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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张枣至今还有一部著作一直未出版，就是这部《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它是张枣留学德国的博士毕业论文，近由学者亚思明翻译而来。张枣从一个当代诗人的写作经验出发，构造了一种个人的新诗史逻辑，梳理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看，这部专著多少会有些偏颇，但它的光芒恰恰在这种偏颇里。张枣对高度提炼的诗人（鲁迅、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食指、北岛）、作品的评析解读，精妙见解层出不穷，显示诗人对审美现代性的卓异洞察，既拓宽我们对张枣诗学认识的边界，也为常规文学史补充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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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枣（1962-2010），湖南长沙人，当代杰出的汉语诗人。先后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学院。1986年赴德，先后在特里尔大学、图宾根大学求学，并获文哲博士学位。21世纪初回国，先后在河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任教，2010年3月8日因患肺癌去世。张枣通晓英、德、法、俄等外语，他广泛采撷中西诗歌元素，以精妙的诗艺自成一家风格，在海内外享有卓著的声誉。张枣生前出版过一本诗集《春秋来信》，参与主编出版过一本《德汉汉德词典》。去世后《张枣的诗》《张枣随笔集》等作品陆续被整理出版。
亚思明，本名崔春，山东青岛人，德国基尔大学（Uni-Kiel）社会经济学院本科硕士毕业，曾任德国之声（DW）中文部编辑兼撰稿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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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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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发展与持续（19191949）
第一节诗人流派的惯常划分
第二节我们的新视角：四代诗人
第三节新月派：浪漫的象征主义者
第四节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
第五节冯至与九叶派诗人
「第二章」
鲁迅：《野草》以及语言和生命困境的言说
第一节怎么写
第二节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第三节我自念：这是病叶呵！
第四节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第五节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第六节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第七节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
「第三章」
闻一多：介于纯诗与爱国之间
将精神追求的进退维谷作为抒情主题
第一节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第二节美与爱
第三节闻一多作为现代恶魔诗人
第四节人类同情与爱国
第五节富有创造力的不相容性
第六节奇迹，唯有语言才能召唤
「第四章」
梁宗岱与象征主义诗学
第一节梁宗岱和瓦雷里
第二节梁宗岱关于瓦雷里诗学的诠释
第三节象征主义、传统和宇宙意识
第四节陶渊明、波德莱尔和象征
第五节梁宗岱诗学的影响
「第五章」
传统与实验：卞之琳和冯至的客观化技巧
第一节极端主体性的背离
第二节传统与历史的意识
第三节水作为客观化的宇宙意象
「第六章」
从地下文学到朦胧诗
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现代主义诗歌复兴
第一节假大空诗学
第二节另类的诗学
第三节黄翔与郭路生：两个永远的局外人
第四节重估价值判断的诗学
「第七章」
北岛与词的流亡
第一节可疑之处：写作危机与朦胧诗的再出发
第二节抒情我作为语言风景的探寻者
第三节世界的语言与诗的语言
第四节词的流亡作为去政治化的、文学内在的对现代性的追寻
第五节陌生化的另一个我
第六节流亡在途作为写作的隐喻
第七节打开内部空间的钥匙
「第八章」
后朦胧诗
第一节南方的太阳和后朦胧派身份
第二节日常的太阳：诗人间的一场批判性的互文对话
第三节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
第四节来敞开领域，朋友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前言
钟鸣
就诗的写作，我直觉他正想通过一首抵近史诗级的东西（指未完诗《看不见的鸦片战争》），并不靠好大喜功的长度，而是据更深刻的佯信的世界、丰富的情趣（是由《镜中》和《卡夫卡致菲丽丝》两种样式开始其内在试验的）和高妙的音韵系统来浓缩、容纳我民族多灾多难，既溃泐幻想，也多颓唐、宿弊的命运。他为这积攒情绪和手艺已久，而且，历史和同代语用两种语境（缺一不可），也有助于这点。应该说，这是有涵养和现代意识的诗家，竞相认同也难以回避的渊薮，即旧时所谓夏夷嚆矢之变，在我们生意的中国（取契诃夫生意的俄国）一切都来得太快、湮灭迅猛之际，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大学》）便成为一个诗家的基本素质。我相信他的诗和内心的演练，支撑我的这些看法，但需另辟篇章来谈。
张枣关于现代诗的空白练习
钟鸣
已故张枣先生既写得手好诗，像他谦逊时说的并不常常，又远虑母语的变迁，再敏锐反观民族的现代性和书写的可能，由此训练自我平衡浪漫主义时代被视为综合的精神，迄今回想起来，仍让人感到欣慰。他的论文因涉诗的现代性，又涉语言变迁，叙不同时期众多个体，牵扯颇繁，便有些复杂。而我则又属由着兴致胡乱阅读冥想之人，未专门着力于此，也未想耗力到气绝，便觉得黑格尔的话极妙：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所以，论及故人大著，也只能就知道的，读到的和想到的说说而已，或可做别人的材料。
就诗的写作，我直觉他正想通过一首抵近史诗级的东西（指未完诗《看不见的鸦片战争》），并不靠好大喜功的长度，而是据更深刻的佯信的世界、丰富的情趣（是由《镜中》和《卡夫卡致菲丽丝》两种样式开始其内在试验的）和高妙的音韵系统来浓缩、容纳我民族多灾多难，既溃泐幻想，也多颓唐、宿弊的命运。他为这积攒情绪和手艺已久，而且，历史和同代语用两种语境（缺一不可），也有助于这点。应该说，这是有涵养和现代意识的诗家，竞相认同也难以回避的渊薮，即旧时所谓夏夷嚆矢之变，在我们生意的中国（取契诃夫生意的俄国）一切都来得太快、湮灭迅猛之际，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大学》）便成为一个诗家的基本素质。我相信他的诗和内心的演练，支撑我的这些看法，但需另辟篇章来谈。
这篇论文，虽着力新诗跨世纪的语言实践，但，拉通看，无非仍是国语的文学，但又涉时代变迁和思想反应。所以，据他自身的语言苗头（在张枣，表现出层累性来），追溯或反省，便孳乳先验的一面，既神秘，也不神秘，尤其在他清醒意识到之前就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时，遗憾的是，他灵动的生命戛然而止。这方面，我是很悲观的，有时会生出宿命感来，尽管好意提醒过不少较近的人，包括张枣本人，但宿命问题，自我族1840年（道光二十年）被西洋、东洋打败以来，除了解放的意识形态，文人诗家，随意给人民灌输得太多了些，孳乳惰性和思想的阴影几多，也未可知，所以，也一直认为，在自戕或变形的独断自讼文化本有语境中，但凡戳到时代痛处者他特别喜欢这个词（涉生理、性灵、国祚），都会夭折，很少幸免于难，其实，每个人无论是坏蛋或正人君子，无论是英雄还是昆虫，不用解嘲的方式，而就着小范围，琐事，直接体验其湮灭性，互戕或自戕，或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庸俗和不道德，就不难理解我说的这番话。在吾民的语境中，这些才是大谜，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我有一道不解的谜是不是每个人都牵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人《惜别莫妮卡》，尤其，在心魔把我们自己一览无余囊括进乖舛的命运时，立即就会明白那莫名毁灭的力道，很长时间，或被精英叙诸种族气质，梁漱溟的漠视公法之徇情，人皆小皇帝，辜鸿铭之群氓，卡夫卡之实用的精明，等等，或又因了鲁迅的聪明人，溃散为苦闷的象征，恰好，张枣这篇论文，由特别的角度，有所叙述，可和诗篇相印证，为破解长期困惑我们民族的迷信，生成不少线索和注解。
有他，有他的诗文行思相伴，那拮据、慌张的岁月，似乎显得不那么慌张，人文转型砥砺下来，人皆伤痕累累，那诗界一向的误读、追名逐利、横蛮，也不显得有多野蛮、荒芜，或惨不忍睹。尽管曾一度相近而活着的人，关于他，或滴水不漏，或以为遇了浪荡子，或得妙处，暗诋也烈，都要看事由。而史家所言事由，恰好在他诗中比比皆是。许多效仿者，尽管阴用其言，阳更其貌，明翻其说，暗剿其意，终不得要领，也在于此。并非因他先我们而去，大家心有愧疚当然，也包括毫无愧疚，我才来说漂亮话，至少在余是没有的，他尚存时，余就写过其专论，屏绝集体叙述，是他在世时的首篇。中国人活着时，自惭形秽，遂好强词，说服，对自己，很难恰当，更遑论他者。在他最后为时代病（独断的、风流倜傥的）遭遇离间、嗔怪时，也唯余敢做诤友，破坏佳话（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而也讨厌鬼祟小人。好在，总体上，我和张先生都相信诗歌和作者本人，除了生成历史进程中的述说与倾听，没有别的。在不看好自己一代人这点上，余或更甚。所以，某种程度，余绝非这篇论文佳话方面最好的诠释者。但我的观点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一代人活着必解决一代人的问题，最好不留遗憾，免得后学再来猜忌费口舌。
我特别这样说，乃因为他是诗人，但更是普通人，他在生活里或意识中犯的错，遭遇的尴尬，不比我们少，染种族痼疾也不比谁浅，或更深。聪明这玩意，也解决不了人生大多问题，故和所有生者一样，他或也会务实，伶俐，或避实就虚，指东说西，或偶尔撒点善意的谎，也不无遮蔽但相对而言，他诗的诚实程度却是同代人最高的，把自我经验作为诗的独特性（这恰好也是他论文的主要特征），正好可让人领略写作的癖性，或波德莱尔以来的新奇或这交融，也就涵盖了一代人的现实感、认知、陋习与虚名，逼迫着调适以迎合威权社会，虽他违逆自己相对较少乃因南方诗氤氲独特不久，他便开始了自己跨语境的写作实践，较其他人更有运气。所以，在他对别人自我介绍说我是诗人时，或书信中呢喃亲爱的，不觉得别扭。最幸运的是，就书写形式和内在历练而言，他不光经历了自胡适倡白话诗以来，语言形态的巨大变更，也融入了从古典主义的完整性到后现代碎片化写作这一漫长过程，显然，他更青睐前者。这点，术语形容化的批评未曾注意到。但从同代的写作感知，和文学与时代的断裂，勿用费劲即可看出，就算从他设定的1919年以来，他恐怕也是自己看好的那帮人鲁迅、梁宗岱、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穆旦（或也包括后来发掘的吴兴华）最直接的继承者。倒不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一直在使用汉语，或沿民国遗绪写了商籁体，而在于，他刻意要把自己塑造为保持古典姿态的现代诗人。冷静地想，这在1949年后的语境，固然是一种奢求，但，正是这点激起了我的兴趣，毕竟那是泰西人文和自我教育的结果，而更多，则是数代诗家标新立异带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包括了思想和行动的异化，甚至连张先生也难以回避的巧智因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些，都还不曾进入批评的眼界。
歌德曾言，作诗有两种江湖：一种是忽视必不可少的诗的技巧的人，他以为只要表现了精神与感情，便算是诗；一种是只想借诗的技巧写诗的人，他虽然得到了艺术家的熟练技巧，却没有一点灵魂与内容。他还认为，前者对艺术危害最深；而后一种人，却害了自己。这应该是古典时代，还没出现索绪尔、弗洛伊德、瑞洽慈、阿多诺、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甚至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诺思洛普弗莱、哈罗德布鲁姆这些人时的化约说法。据R韦勒克之见，那时或还没有critic批评家这个词。但有了刚提到的这些现代人，事情或可反着看：无力表现说教，缺乏吸引力，遭人嫌弃，浪费好思想（仍是歌德说法），是害自己；而片面追求技术和最高成就，以牺牲他者（鲁迅时代就概谓取彼）为代价，掩饰事由本末，混淆语言现实，动物似的拓其生存空间，满脑壳虚假意识，则贻害匪浅。德国史家梅尼克就此曾说过，歌德时代那种较过去高一级的理性，在后来的技术时代，很快就被巧智和强人所取代，神圣自私主义的换位，生成了群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最有意思的是，理性这个词，竟常挂在希特勒嘴边。理性的负面（一种算计功能），韦伯也强调过。如果说在德国，希特勒时代的民族性格之成为可能，是由于自从歌德时期以来灵魂的力量之持续不断换位的结果，那我们的民族，从孔子时代的礼仪诉求，到周秦霸天下取蜀荆之材，从19世纪的东亚病夫，再到庚子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一切文化的嚆矢，又经历了怎样的精神换位？至少，由了匹夫眼光来看，吾等社会，哪一代并不重要，还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显地，在广泛匮乏的基础上，以高技术凸显其力量，造成表面的进步和技术自恋，出现了偏差，令人咋舌！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幸的是，诗也无独多耽溺先锋，让敏锐者注意到巧智和冷酷的并生现象，早非悠悠空白，净地，也非唯那醉眼的蒙眬。旧时被革命和文学动摇着的智识阶级，在今天，也仍被利益和权力动摇着，虽然，新诗曾孳乳的平民性和贵族，于景观精英社会有所转换，但由它流露的民族感情，施展的魅力，也未必全是对现代性的健康诠释。
尤其在各位写手，辨识风向，一味迁就着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的反智的气氛这一惯性时，诗学的清高或绥靖，才落了浮光掠影的圈套，愉悦着大家，尽管夸夸其谈就没少过多元性历史记忆一类。为避免这些习惯，新批评一般还会把文学视为人之身份综合得以揭示的场域，或空间。至于作者和诗、语言的关系，也即和精神样式的关系，甚至包括狭义的意识形态，都该据相同语境不同的视角来判别，概属于斯坦纳说的奢侈的激情，奥登则比喻为：诗人是其诗作的父亲，母亲则是语言。而这语言，更接近自然有机体，庶难拆分，多数时候，会被误解为固定财产似的个人风格去了，所以，弗莱才说：不存在个人的象征主义。个人象征主义这个词没有意义。日常现实里，余曾时闻一个人的抗战一个人的诗歌之类，就像说一个人的天气一个人的清流（美之为美，斯恶矣，没污浊，又如何知清流），一个人所批的武汉糟糠（乔伊斯语），都将遭遇尴尬，或每每和国家摩擦得来生出老茧，却又叙之和国家没有张力，等等，都属于悟空金箍棒画出恕难防御的大话系统。
诗人的自大，更是耸人听闻，近似玩具，既乏味，又无脑，都侥幸于批评、读者未窥破实质，或有失于公正、良知。诗人表达什么，或自以为发明了什么，其实，都关联先驱者生成的语境，或刺激，好听一点。自哈罗德布罗姆影响的焦虑问世后，有不少诗作的生成和批评叙述，如何理解、阐释，都成为问题，除非不觉。所以，一个诗人，边思考，边写作，若有余力，再考竟源流，知其所以然，结果勿论，也要归于对思想健全的诉求，也符合这篇论文捎带的德国哲学的传统：现代文化天生就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化。尽管稍简陋了些。我一直很好奇的是，在张枣学习德语的过程中，究竟，荷尔德林（他在信里谈过）、里尔克、海德格尔、卡夫卡甚至是卡夫卡的布拉格外表，这些对他有过怎样的掺杂、熏染，虽说是个颇有难度的话题，但并非没有意义，希望有人来做。特别是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所叙关联章句，包括俄耳甫斯或吐出的果核捎带果肉一类，当然，也少不了与他平行的同侪的各种语言神话（这点为一般研究家忽略，张先生也未必看透），这神话，正好延伸着畸形的民族志和解放意识形态下的写作习俗，形成某种偏移。他最出众的诗篇，恰好是在他伴随德语学习和论文的形成之间，也正因为这点，才值得我们今天来咀嚼。这些微妙的组合，带来非同一般的历史循环，和我们可称之为文学的结构，不存在外在、内在，而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平面。
因为这篇论文的轴径，是汉语白话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通过主体性表达而充盈现代性，就必然牵涉自我认同一类老话，但也很管用，因为，只要大家声明叙述的是现代性，就不能不置身于一种对话性的关系，而非腾说，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经常嘲笑某些诗人的行径，犹如拧了自己的头发说离开了地面，太多太多了。所以，弗莱说一首好诗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创作行为关系的全部，审视各家诗文之妙，也应在这些方面。恰好张枣的论文所涉（包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为他构成了这样的关系：通过作者的叙述，能观察今天诗人的历史意识，他采了哪种视角，甚至策略，对过去的什么更感兴趣，或偶然漏掉了什么，或故意回避了什么。虽然，作者避开了难度最大的，新文体（谭嗣同、梁启超语）形成之初的变法语境（历史文学双向叙述忒难），即宗白华《新诗略谈》所叙：中国文艺界发生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新体诗怎样做法的问题或好的真的新体诗？各种力道汇聚一块，使社会濒临崩溃，就非啻语言文学了。对这些，我们仍有记忆，旧时史家多把戊戌维新运动视为近代文学之始，乃因为时势思潮互为影响，所以才孳乳了文学革命诗界革命独辟新境革命者当革其精神，诸如此类。故张枣所择叙述时间段落不同，也并非没有交错，就像是要来回答这些问题似的，至少是触及这些问题，让语境效用稍微清晰。
在他叙述这些他者的关系时，聪颖的读者毫不费力，就能察觉作者的观点、思索、意图，甚至隐隐约约的技术自恋。他突出鲁迅，嫌弃胡适，即陌生国故学衡派，也忽略左翼一路，尤其是创造社那帮人（和《语丝》派之争，生成了革命文学的问题），只在反派人物似的叙述中一笔带过。辩证二分法导致解放的意识形态又何止他们，更浅薄和高明的他也没看出来，好在他倒也不是为了擦亮新的左右，而是西方现代主义视野下的语言奇迹。但把文学革命全寄放在语文学上，把语言鼎革又单薄寄放在隐喻和象征手法上（却又略了李金发、徐志摩、朱湘等），哲学思辨托于我的衍变（尤其涉朦胧诗部分敷衍最明显），不太合今日社会学和哲学的叙述路径。但总体看，还是讨论的姿态，毕竟不是假精英或伪君子们画地为牢的门槛难度和成功的姿态等。即便如此，也多蹈袭别人的试验，是狡黠的无政府主义和意识形态互戕的双面料，其实只泥近权力、阶级文学（还谈不上中产）和威权新八股。骨子里也还是TS艾略特在《荒原》里叙及的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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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关于现代诗的空白练习
钟鸣
已故张枣先生既写得手好诗，像他谦逊时说的并不常常，又远虑母语的变迁，再敏锐反观民族的现代性和书写的可能，由此训练自我平衡浪漫主义时代被视为综合的精神，迄今回想起来，仍让人感到欣慰。他的论文因涉诗的现代性，又涉语言变迁，叙不同时期众多个体，牵扯颇繁，便有些复杂。而我则又属由着兴致胡乱阅读冥想之人，未专门着力于此，也未想耗力到气绝，便觉得黑格尔的话极妙：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所以，论及故人大著，也只能就知道的，读到的和想到的说说而已，或可做别人的材料。
就诗的写作，我直觉他正想通过一首抵近史诗级的东西（指未完诗《看不见的鸦片战争》），并不靠好大喜功的长度，而是据更深刻的佯信的世界、丰富的情趣（是由《镜中》和《卡夫卡致菲丽丝》两种样式开始其内在试验的）和高妙的音韵系统来浓缩、容纳我民族多灾多难，既溃泐幻想，也多颓唐、宿弊的命运。他为这积攒情绪和手艺已久，而且，历史和同代语用两种语境（缺一不可），也有助于这点。应该说，这是有涵养和现代意识的诗家，竞相认同也难以回避的渊薮，即旧时所谓夏夷嚆矢之变，在我们生意的中国（取契诃夫生意的俄国）一切都来得太快、湮灭迅猛之际，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大学》）便成为一个诗家的基本素质。我相信他的诗和内心的演练，支撑我的这些看法，但需另辟篇章来谈。
这篇论文，虽着力新诗跨世纪的语言实践，但，拉通看，无非仍是国语的文学，但又涉时代变迁和思想反应。所以，据他自身的语言苗头（在张枣，表现出层累性来），追溯或反省，便孳乳先验的一面，既神秘，也不神秘，尤其在他清醒意识到之前就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时，遗憾的是，他灵动的生命戛然而止。这方面，我是很悲观的，有时会生出宿命感来，尽管好意提醒过不少较近的人，包括张枣本人，但宿命问题，自我族1840年（道光二十年）被西洋、东洋打败以来，除了解放的意识形态，文人诗家，随意给人民灌输得太多了些，孳乳惰性和思想的阴影几多，也未可知，所以，也一直认为，在自戕或变形的独断自讼文化本有语境中，但凡戳到时代痛处者他特别喜欢这个词（涉生理、性灵、国祚），都会夭折，很少幸免于难，其实，每个人无论是坏蛋或正人君子，无论是英雄还是昆虫，不用解嘲的方式，而就着小范围，琐事，直接体验其湮灭性，互戕或自戕，或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庸俗和不道德，就不难理解我说的这番话。在吾民的语境中，这些才是大谜，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我有一道不解的谜是不是每个人都牵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人《惜别莫妮卡》，尤其，在心魔把我们自己一览无余囊括进乖舛的命运时，立即就会明白那莫名毁灭的力道，很长时间，或被精英叙诸种族气质，梁漱溟的漠视公法之徇情，人皆小皇帝，辜鸿铭之群氓，卡夫卡之实用的精明，等等，或又因了鲁迅的聪明人，溃散为苦闷的象征，恰好，张枣这篇论文，由特别的角度，有所叙述，可和诗篇相印证，为破解长期困惑我们民族的迷信，生成不少线索和注解。
有他，有他的诗文行思相伴，那拮据、慌张的岁月，似乎显得不那么慌张，人文转型砥砺下来，人皆伤痕累累，那诗界一向的误读、追名逐利、横蛮，也不显得有多野蛮、荒芜，或惨不忍睹。尽管曾一度相近而活着的人，关于他，或滴水不漏，或以为遇了浪荡子，或得妙处，暗诋也烈，都要看事由。而史家所言事由，恰好在他诗中比比皆是。许多效仿者，尽管阴用其言，阳更其貌，明翻其说，暗剿其意，终不得要领，也在于此。并非因他先我们而去，大家心有愧疚当然，也包括毫无愧疚，我才来说漂亮话，至少在余是没有的，他尚存时，余就写过其专论，屏绝集体叙述，是他在世时的首篇。中国人活着时，自惭形秽，遂好强词，说服，对自己，很难恰当，更遑论他者。在他最后为时代病（独断的、风流倜傥的）遭遇离间、嗔怪时，也唯余敢做诤友，破坏佳话（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而也讨厌鬼祟小人。好在，总体上，我和张先生都相信诗歌和作者本人，除了生成历史进程中的述说与倾听，没有别的。在不看好自己一代人这点上，余或更甚。所以，某种程度，余绝非这篇论文佳话方面最好的诠释者。但我的观点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一代人活着必解决一代人的问题，最好不留遗憾，免得后学再来猜忌费口舌。
我特别这样说，乃因为他是诗人，但更是普通人，他在生活里或意识中犯的错，遭遇的尴尬，不比我们少，染种族痼疾也不比谁浅，或更深。聪明这玩意，也解决不了人生大多问题，故和所有生者一样，他或也会务实，伶俐，或避实就虚，指东说西，或偶尔撒点善意的谎，也不无遮蔽但相对而言，他诗的诚实程度却是同代人最高的，把自我经验作为诗的独特性（这恰好也是他论文的主要特征），正好可让人领略写作的癖性，或波德莱尔以来的新奇或这交融，也就涵盖了一代人的现实感、认知、陋习与虚名，逼迫着调适以迎合威权社会，虽他违逆自己相对较少乃因南方诗氤氲独特不久，他便开始了自己跨语境的写作实践，较其他人更有运气。所以，在他对别人自我介绍说我是诗人时，或书信中呢喃亲爱的，不觉得别扭。最幸运的是，就书写形式和内在历练而言，他不光经历了自胡适倡白话诗以来，语言形态的巨大变更，也融入了从古典主义的完整性到后现代碎片化写作这一漫长过程，显然，他更青睐前者。这点，术语形容化的批评未曾注意到。但从同代的写作感知，和文学与时代的断裂，勿用费劲即可看出，就算从他设定的1919年以来，他恐怕也是自己看好的那帮人鲁迅、梁宗岱、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穆旦（或也包括后来发掘的吴兴华）最直接的继承者。倒不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一直在使用汉语，或沿民国遗绪写了商籁体，而在于，他刻意要把自己塑造为保持古典姿态的现代诗人。冷静地想，这在1949年后的语境，固然是一种奢求，但，正是这点激起了我的兴趣，毕竟那是泰西人文和自我教育的结果，而更多，则是数代诗家标新立异带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包括了思想和行动的异化，甚至连张先生也难以回避的巧智因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些，都还不曾进入批评的眼界。
歌德曾言，作诗有两种江湖：一种是忽视必不可少的诗的技巧的人，他以为只要表现了精神与感情，便算是诗；一种是只想借诗的技巧写诗的人，他虽然得到了艺术家的熟练技巧，却没有一点灵魂与内容。他还认为，前者对艺术危害最深；而后一种人，却害了自己。这应该是古典时代，还没出现索绪尔、弗洛伊德、瑞洽慈、阿多诺、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甚至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诺思洛普弗莱、哈罗德布鲁姆这些人时的化约说法。据R韦勒克之见，那时或还没有critic批评家这个词。但有了刚提到的这些现代人，事情或可反着看：无力表现说教，缺乏吸引力，遭人嫌弃，浪费好思想（仍是歌德说法），是害自己；而片面追求技术和最高成就，以牺牲他者（鲁迅时代就概谓取彼）为代价，掩饰事由本末，混淆语言现实，动物似的拓其生存空间，满脑壳虚假意识，则贻害匪浅。德国史家梅尼克就此曾说过，歌德时代那种较过去高一级的理性，在后来的技术时代，很快就被巧智和强人所取代，神圣自私主义的换位，生成了群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最有意思的是，理性这个词，竟常挂在希特勒嘴边。理性的负面（一种算计功能），韦伯也强调过。如果说在德国，希特勒时代的民族性格之成为可能，是由于自从歌德时期以来灵魂的力量之持续不断换位的结果，那我们的民族，从孔子时代的礼仪诉求，到周秦霸天下取蜀荆之材，从19世纪的东亚病夫，再到庚子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一切文化的嚆矢，又经历了怎样的精神换位？至少，由了匹夫眼光来看，吾等社会，哪一代并不重要，还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显地，在广泛匮乏的基础上，以高技术凸显其力量，造成表面的进步和技术自恋，出现了偏差，令人咋舌！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幸的是，诗也无独多耽溺先锋，让敏锐者注意到巧智和冷酷的并生现象，早非悠悠空白，净地，也非唯那醉眼的蒙眬。旧时被革命和文学动摇着的智识阶级，在今天，也仍被利益和权力动摇着，虽然，新诗曾孳乳的平民性和贵族，于景观精英社会有所转换，但由它流露的民族感情，施展的魅力，也未必全是对现代性的健康诠释。
尤其在各位写手，辨识风向，一味迁就着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的反智的气氛这一惯性时，诗学的清高或绥靖，才落了浮光掠影的圈套，愉悦着大家，尽管夸夸其谈就没少过多元性历史记忆一类。为避免这些习惯，新批评一般还会把文学视为人之身份综合得以揭示的场域，或空间。至于作者和诗、语言的关系，也即和精神样式的关系，甚至包括狭义的意识形态，都该据相同语境不同的视角来判别，概属于斯坦纳说的奢侈的激情，奥登则比喻为：诗人是其诗作的父亲，母亲则是语言。而这语言，更接近自然有机体，庶难拆分，多数时候，会被误解为固定财产似的个人风格去了，所以，弗莱才说：不存在个人的象征主义。个人象征主义这个词没有意义。日常现实里，余曾时闻一个人的抗战一个人的诗歌之类，就像说一个人的天气一个人的清流（美之为美，斯恶矣，没污浊，又如何知清流），一个人所批的武汉糟糠（乔伊斯语），都将遭遇尴尬，或每每和国家摩擦得来生出老茧，却又叙之和国家没有张力，等等，都属于悟空金箍棒画出恕难防御的大话系统。
诗人的自大，更是耸人听闻，近似玩具，既乏味，又无脑，都侥幸于批评、读者未窥破实质，或有失于公正、良知。诗人表达什么，或自以为发明了什么，其实，都关联先驱者生成的语境，或刺激，好听一点。自哈罗德布罗姆影响的焦虑问世后，有不少诗作的生成和批评叙述，如何理解、阐释，都成为问题，除非不觉。所以，一个诗人，边思考，边写作，若有余力，再考竟源流，知其所以然，结果勿论，也要归于对思想健全的诉求，也符合这篇论文捎带的德国哲学的传统：现代文化天生就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化。尽管稍简陋了些。我一直很好奇的是，在张枣学习德语的过程中，究竟，荷尔德林（他在信里谈过）、里尔克、海德格尔、卡夫卡甚至是卡夫卡的布拉格外表，这些对他有过怎样的掺杂、熏染，虽说是个颇有难度的话题，但并非没有意义，希望有人来做。特别是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所叙关联章句，包括俄耳甫斯或吐出的果核捎带果肉一类，当然，也少不了与他平行的同侪的各种语言神话（这点为一般研究家忽略，张先生也未必看透），这神话，正好延伸着畸形的民族志和解放意识形态下的写作习俗，形成某种偏移。他最出众的诗篇，恰好是在他伴随德语学习和论文的形成之间，也正因为这点，才值得我们今天来咀嚼。这些微妙的组合，带来非同一般的历史循环，和我们可称之为文学的结构，不存在外在、内在，而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平面。
因为这篇论文的轴径，是汉语白话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通过主体性表达而充盈现代性，就必然牵涉自我认同一类老话，但也很管用，因为，只要大家声明叙述的是现代性，就不能不置身于一种对话性的关系，而非腾说，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经常嘲笑某些诗人的行径，犹如拧了自己的头发说离开了地面，太多太多了。所以，弗莱说一首好诗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创作行为关系的全部，审视各家诗文之妙，也应在这些方面。恰好张枣的论文所涉（包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为他构成了这样的关系：通过作者的叙述，能观察今天诗人的历史意识，他采了哪种视角，甚至策略，对过去的什么更感兴趣，或偶然漏掉了什么，或故意回避了什么。虽然，作者避开了难度最大的，新文体（谭嗣同、梁启超语）形成之初的变法语境（历史文学双向叙述忒难），即宗白华《新诗略谈》所叙：中国文艺界发生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新体诗怎样做法的问题或好的真的新体诗？各种力道汇聚一块，使社会濒临崩溃，就非啻语言文学了。对这些，我们仍有记忆，旧时史家多把戊戌维新运动视为近代文学之始，乃因为时势思潮互为影响，所以才孳乳了文学革命诗界革命独辟新境革命者当革其精神，诸如此类。故张枣所择叙述时间段落不同，也并非没有交错，就像是要来回答这些问题似的，至少是触及这些问题，让语境效用稍微清晰。
在他叙述这些他者的关系时，聪颖的读者毫不费力，就能察觉作者的观点、思索、意图，甚至隐隐约约的技术自恋。他突出鲁迅，嫌弃胡适，即陌生国故学衡派，也忽略左翼一路，尤其是创造社那帮人（和《语丝》派之争，生成了革命文学的问题），只在反派人物似的叙述中一笔带过。辩证二分法导致解放的意识形态又何止他们，更浅薄和高明的他也没看出来，好在他倒也不是为了擦亮新的左右，而是西方现代主义视野下的语言奇迹。但把文学革命全寄放在语文学上，把语言鼎革又单薄寄放在隐喻和象征手法上（却又略了李金发、徐志摩、朱湘等），哲学思辨托于我的衍变（尤其涉朦胧诗部分敷衍最明显），不太合今日社会学和哲学的叙述路径。但总体看，还是讨论的姿态，毕竟不是假精英或伪君子们画地为牢的门槛难度和成功的姿态等。即便如此，也多蹈袭别人的试验，是狡黠的无政府主义和意识形态互戕的双面料，其实只泥近权力、阶级文学（还谈不上中产）和威权新八股。骨子里也还是TS艾略特在《荒原》里叙及的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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