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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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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研究》通过梳理老年人失能的内涵特征及现状、长期照护服务的类型及影响因素，以大样本数据分析为基础，阐述我国老年人的失能规律与照护服务提供标准之间的关联，结合典型地区长期照护服务与管理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的设想。《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研究》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失能规律与长期照护服务标准之间的对应关系，为科学制定长期照护服务的筹资和补偿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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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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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章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失能 1
**节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挑战 1
第二节 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及负担 8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应对 12
本章小结 16
第二章 失能的内涵及老年人的失能特征规律 18
**节 失能的概念辨析 18
第二节 失能及程度的判定方法 21
第三节 老年人失能的特征规律与影响因素 31
本章小结 35
第三章 基于社会支持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 36
**节 失能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 36
第二节 长期照护服务的内涵与类型 39
第三节 长期照护服务的影响因素 43
第四节 我国长期照护服务的特征及挑战 48
本章小结 52
第四章 失能规律与长期照护服务标准的关联研究 53
**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与国内外现状 53
第二节 研究假设及设计框架 59
第三节 关于老年人失能规律的研究发现 65
第四节 失能规律对应的长期照护服务量研究 71
本章小结 81
第五章 长期照护服务的费用与筹资 82
**节 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成本测算 82
第二节 长期照护服务的筹资 89
第三节 长期照护服务的补偿 97
本章小结 100
第六章 典型地区长期照护服务与管理经验 101
**节 税收筹资模式的长期照护服务典型经验 102
第二节 社会保险筹资的长期照护服务典型经验 107
第三节 商业保险筹资的长期照护服务典型经验 120
本章小结 127
第七章 完善我国长期照护体系的设想 128
**节 长期照护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128
第二节 我国长期照护体系的探索实践 135
第三节 关于构建我国长期照护体系的设想 142
本章小结 149
参考文献 150
后记 170免费在线读**章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失能
在开始深入探讨老年人失能及长期照护问题之前，客观分析和评判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广受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的背景十分必要。如果失能的老年人只是少量个体，或者失能老年人引发的社会问题不是那么广泛和深远，抑或是应对老年人失能不需要投入极大的社会资源，那么老年人失能及长期照护问题也许研究起来就没有如此大的意义。
然而，正因为失能老年人数量日趋庞大、所需要消耗的社会资源日益增长（增幅及增速甚至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不相匹配），以及对失能老年人的照护服务涉及个体、家庭、群体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探讨老年人失能及长期照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而这个前提有一个不可回避的背景，那就是日趋严重及广泛的人口老龄化。
因此，本章从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入手，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挑战的基础上，分析老年人失能的现状及可能的应对策略。为后面深入分析失能的特征、应对失能的长期照护服务，以及如何从测算、筹资等角度来剖析长期照护服务的现状、经验、问题，并为进一步探讨在我国构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的设计框架和思路等提供一些铺垫。
**节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本节以人口老龄化的判定依据为基础，分析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产生原因，并探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对我国的挑战。
一、人口老龄化概述
（一）人口老龄化的判定依据
人口老龄化的判定是以人口的年龄结构为依据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指特定时刻某个区域各年龄段的人口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根据不同年龄段人口（如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占比的大小，可以判定一个区域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其中，60 岁或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尤为引人关注，这是源于国际上对老年人年龄的判定标准。
根据1956年联合国确定的评判标准（United Nations，1956），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成为老龄问题思维和行动的指南。在这次大会上确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这两个标准也被国际社会广泛用于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根据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我国将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称为老年人。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随着20世纪中期欧洲产业革命的发展，西方很多国家早早进入了老龄化，截至20世纪60年代，人口老龄化成为很多发达国家共性的社会问题。美国人口调查局预测（U.S.Census Bureau，2005），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在2030年达到0.741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0%）。而在亚洲，日本是*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数为129 533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2 99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0.03%；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 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因此我国于第五次人口普查之后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78亿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19亿人，占8.87%，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上海市是我国*先进入老龄化的城市，早在1979年，上海市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超过了10%。
（三）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分析
1.人类期望寿命普遍增长
20世纪50年代初，全球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仅46.5岁，到70年代末人口平均期望寿命提高至59.8岁，而在21世纪初人口期望寿命提高至65.4岁（蔡玥，2012）。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18年统计数据，2016年全球平均期望寿命为72岁，而且，全球2016年达到60岁的人群预期还能再活20.5年。其中，女性平均期望寿命为74.2岁，男性为69.8岁。欧洲和太平洋西岸地区的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分别为77.5岁和76.9岁，亚洲地区平均为69.5岁，非洲地区*低，平均为61.2岁。我国2016年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为76.4岁，位列公布的183个国家或地区的第52位 。与1949年的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约40岁相比，变化举世瞩目。
全球性人群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得益于全球卫生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卫生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群因疾病导致的死亡率迅速下降。然而，期望寿命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老年人数量将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我国，伴随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迅速提升的还有我国高速增长的老年人口比例。
2.生育率下降
伴随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快速的生活节奏、持续的生活压力、高昂的养育成本都使得人们主观上不愿意多生育，甚至不生育。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显示（Murray et al.，2018），1950年，全球每个女性一生中平均生4.7个孩子，而到2017年减少到2.4个，全球约有半数的国家或地区正在面临“婴儿荒”。联合国人口基金2018年《世界人口状况》显示，2017年全球平均每名妇女育有2.5名子女，而中国仅为1.6名。
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1.49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为7.13‰，略升0.02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下降1.51个千分点 。因此现阶段我国人口呈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态势。但我国生育率下降除了育龄人群的主观意愿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政策干预因素，那就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规模明显缩小。从1949年前户均5.9人降到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户均3.96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进一步下降到户均3.10人。
随着平均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以及出生率的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老龄化程度正在加深。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及挑战
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自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一跃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多的国家。而且在我国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口老龄化具有独特的特征并带来特定的挑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
1.老龄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
与西方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相比，我国人口老化的速度更快。相较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百余年的老龄化进程，中国从1982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7.6%到2000 年超过 10%只用了 18 年。据联合国预测（United Nations，2002），2000~2025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以平均每年3.3%的速度增长，远超同期世界老龄人口年均2.5%的增速，而2025~2050年老年人口增速将达到平均每年4.1%，因此，预计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19.5%，到2050年该占比将达到29.9%。甚至有学者预测（吴玉韶等，2014），中国老年人口到2050年时将达到全世界老年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全世界将有20.2亿名老年人，而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人）。
不仅老龄人口增速快，老龄人口中高龄老年人（通常指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增速也非常显著。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达2 000万人左右，根据桂世勋（2004）预测，21世纪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速将不仅明显超过总人口数的增长速度，也将明显高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20年，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 067万人。
2.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匹配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这一挑战被学者们概括为“未富先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我国“未富先老”的概念。邬沧萍等（2007）认为，“未富”体现在中国人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和财富积累较低、养老资源匮乏、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三个方面；“先老”则兼有人口结构“增龄的过程”（人口平均年龄提高）和“老龄化的状态”（人口进入老年型，超过人口老龄化标准）两种含义。
我国“未富先老”的特征从一组数据可以说明。2000年末，当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为840美元，而当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时，人均GNP分别为1 392美元（1944年数据）和1 940美元（1970年数据）（姜向群等，2006）。全球人口约在2001年达到人口老龄化，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计算，全球人均GDP为7 442美元，而2000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 976美元（朱之鑫，2002）。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虽然WHO在2016年《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反复强调人口老龄化并不只是意味着挑战，由于全球很多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实质上还在为家庭、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而连前任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也认同人口老龄化可被看作个人和社会所面临的丰厚的新机遇。但是结合在富裕国家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在我国经济定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前提下，我们不得不正视高速而至的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1.赡养负担沉重
伴随老龄化产生的劳动力人口相对不足从而造成赡养负担沉重，是每个区域人口老龄化都会面临的共性问题，此外，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断崖式变化在赡养负担方面还带来了特异性的挑战。
劳动力赡养负担（赡养系数或赡养比）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影响的指标，即指非劳动力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未成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赡养比越大，意味着劳动力的赡养负担就越严重。而老年人口赡养比则相对更为直接地度量了劳动力的养老负担，人口老龄化的结果将直接导致老龄人口赡养比的不断提高。
WHO的报告指出了劳动力赡养负担的局限性，认为这个指标发挥影响的前提是建立在“假定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都有工作，而每个老年人都是需要在经济上依赖他人的依赖者”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事实上据统计，2009年欧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并未工作，而很多超过65岁的人仍属于积极的正式劳动者。但是，老年人赡养比依然被作为世界上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红利的关键指标。
根据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2017年我国老年人赡养比为15.9%，而1982年我国老年人赡养比仅为8.0%。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前所未有。而且这种压力是产生在上面所提及的“未富先老”这样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下的。
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的人口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由于死亡率不断下降、生育率也开始下降，从而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因此，它们通常有充足的时间来发展经济、为迎接老龄化做好准备。然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由于特定形势下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在很短的时间内下降到较低水平，而此时我国的经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均尚未完成，在应对老龄化的时候，我国不如一些“先富后老”的国家那样具有充分的时间和经济实力。
2.老年人家庭空巢化带来的多重压力
城镇化进程导致人口迁移频率加快，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子女独立生活的意识被普遍接受，因此子女与老年人同住的情况日趋减少。根据第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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