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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你知道balderdash(胡言乱语)*初指的是一种饮料吗?Juggernaut(毗湿奴像)怎么会成为大卡车的名称?Serendipity(机缘巧合)与斯里兰卡有什么关系?看似普通的词语背后往往蕴藏着有趣的故事,本书将带您走进《牛津英语词典》这座语言宝库一探究竟。作者约翰?辛普森于1976年入职牛津大学出版社,曾于1993—2013年任《牛津英语词典》主编。这本回忆录中穿插着辛普森对词语的研究和发现,讲述了语词形成和消亡的历史,以及文化和科技对语言的影响。作者笔触生动幽默,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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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词语侦探》讲述了约翰·辛普森与《牛津英语词典》的机缘巧合和相互成就。作者1976年入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退休,经历了《牛津英语词典》从线下到线上发生巨变的过程。在本书中,作者编织了语词形成(或消亡)的历史,描写了语言如何深受文化的影响而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给人们的听说读写和语词的形成带来的深刻改变。作者笔触生动幽默,整个回忆录穿插了他对一些具体词语历史的研究和发现,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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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约翰?辛普森,1976年入职牛津大学出版社,曾任《牛津英语词典》(OED)主编(1993-2013年),曾主持OED的全面修订和线上版本的开发。
译者简介:
田兵,河南卫辉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工作,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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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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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背景概况
1机缘巧合,或许吧
2词典编纂101
3词语统帅
4绕道远的路
5撕坎金舞
6鲨满为患
7《牛津英语词典》归来
8隧洞曦光
9禁语解禁
10疯树之巅
11上线恶作剧
12当月风味
13成为过去
致谢
拓展阅读
索引
专有名词汉英对照表
《牛津英语词典》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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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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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6年当上词典编纂的学徒工,登上《牛津英语词典》这艘庄严的巨轮,我就一直勉力于摘掉强加到词典人身上的那些成见。成见的强加者有媒体,有公众,更糟的是,还有词典人自己。词典中的词条,时至今日,已经变得冷若冰霜、坚如磐石,是冷静分析、详剖细缕的产物,丝毫容不得编纂者去异想天开或随性而为。若是时光倒流,回到约翰逊博士的年代,随心而为却是时常可见的(比如他就把词典编纂者定义为“词典创作者;无害的苦役,埋首于追溯词源、详述词义”)。所以,在公众心目中,词典编纂者成为一群单调乏味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像是成年累月、无休无止地在拉磨转圈圈——从字母A到字母Z,然后掉转尾巴,蹦蹦哒哒又从头开始,拼命去捕捉语言外围的那些细小变化,并逐一给出评判和界定。然而,不幸的是,上述这些成见也并非全都是错的,毕竟编纂词典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牛津英语词典》所收录的英语中,早的一批汉源词语出现在十六世纪中期。事实上,截至1750年的现代早期,仅收录了三十五个词语。在1500年之前,古代英语或中代英语时期,都没有出现汉源词语。我们需要牢记,能让历史词典编纂者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学者发现的新证据推翻了之前的铁的事实。但是在当下,我们还不得不相信这部词典:在1588年之前,英语中没有出现汉源词语。 但是,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任何语言事实亦当如此。为什么1588年之前英语中没有汉源词语?答案首先不在语言,而是在文化。在这么早的时期,讲英语的人,几乎或根本没有机会去跟中国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讲,当时在中国所存在的各种文化)发生互动。当时英国跟东方国家还没有什么重要的商贸或旅游交往,因此没有多少重要契机让词语从中国文化进入到英国文化。没有物理和地理接触,词语不能独自传播。所以,在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之间,由于缺乏重要的地缘交往互动,也就丧失了词语传播的通道(并且这个时代距互联网出现还早的很,否则这一千年古训得被掀个底朝天)。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十六世纪之前会完全没有此类文献记载。但是,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十六世纪中期成了这一语言传播首次出现的年代?语言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逻辑的(如果你能够找出其中的逻辑),所以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从西方视角看,个中原因不仅与旅行和贸易史有关,也与当时的发展状况有关(仅就英语而言),到了此时,英语已经成长为一种有底气的语言,能够选择性地吸收外来词,因为英语已然觉得自身强大到能够同化外部影响而不致被反噬。那时候还没有人数可观的华人来英格兰谋生,所以在英国本土产生“借词”的机会十分渺茫。 在早期,汉语借词进入英语的方式常常是以欧陆语言为媒介。《牛津英语词典》记录的早来源于汉语的词是li(里:距离单位)和litchi(荔枝:水果),两者都出现在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1585)的英译本(1588)。这部书本身就是西班牙旅行者的在华见闻录,很好地展示了该时期借入英语的汉语词的类型,一般与旅行者和贸易商遇到的新事物有关。
他们看到了“舢板”(sampan:1620),尝到了“龙眼”(longans:1655)、“番茄酱”(ketchup:1682),见到中国人吃饭时用“筷子”(chopsticks:1699,是中文名的洋泾浜说法)。无疑当时他们自己也尝试着使用筷子。到了十八世纪早期,饮茶在英国开始盛行,出现了各类茶词语[bing(茗)、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hyson(熙春茶)、pekoe(白毫)]。当时,在英国的码头和茶馆,装着茶叶的大箱子随处可见。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哲学也充满好奇[Tao(道)、t‘ien(天)]。
中国朝代的名称也是早被收录的词语,想了解更多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人对此很感兴趣[Shang(商)、Song(宋)、Sui(隋)、Yuan(元)]。他们同样感兴趣的是,那些旅行者被引荐去结识的官员的头衔[taotai(道台)、tutang(督堂)],他们的办公场所或府邸[例如yamun(衙门)],这可能是他们与主人一起品茗的地方。 汉语借词第二个阶段(1750至1918),讲英语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更加熟悉。从这个时期起,更多贸易词语进入英语,因为贸易是两种文化沟通的重要特征[oopack(湖北〔红茶〕)、senshaw(线纱〔绸〕)、souchong(小种〔茶〕)、tsatlee(七里〔丝〕)]。朝代名称仍被关注,还有奇异的树木、植物、走兽和飞禽,都是旅行者亲眼目睹的手材料,或是愈加热衷于搜寻有关中华事物方方面面信息的读者在书中遇到的。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风成了西方的流行时尚,带来各种中国艺术词语,尤其是与书法、音乐和陶器制作相关的词语[se(瑟)、ti-tzu(笛子)、ts’ao-shu(草书)]。中华思想在西方仍然散发着魅力[例如,禅宗(Chan Buddhism)和《易经》(I ching)]。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开始发现再现汉语口头语的一些做法[chin chin(请请:1903)和洋泾浜说法no can do(不能做:1868)],这表明了一种更深层次的联系。
餐馆里,尤其是在美国,中餐被疯狂追逐,至今热度不减当年[chop suey(杂碎:1888)、moo goo gai pan(蘑菇鸡片:1902)、chow mein(炒面:1903)]。来访者和学者进而发现,中国并不限于大城市,还有更加遥远或不太主流的中华族群及其语言,相关词语也开始进入西方意识[Hokkien(福建〔人/话〕)、Miao(苗〔族/语〕)、Tanka(疍家)]。对中国哲学和中国神话的痴迷,让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挖掘得更加深入[qi(气)、shen(神)、t‘ao t’ieh(饕餮〔纹〕)、ho-ho bird(凤凰鸟)]。然而,这一时期却鲜有中国的科学词汇和医学用语进入英语。
后,现代时期,1918年至今。到了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世界已站稳脚跟。他们讲英语时夹杂着自己的母语词汇,并将自己的文化展示给英语本族人。汉语的词语有许多机会被吸纳进英语,而许多词语也确实进入了英语。这些词语通常就是前面举例说明的那几类:中华文化遗产(食品、服装、艺术),不同民族的新名称,中国宗教或哲学思想的元素,神话(有时候狂欢节使汉语词语进入英语,这些狂欢节大多深受讲英语的中国邻居喜爱)。
中国新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受到西方学者关注和研究,相应的词语也接踵而至[ganbu(干部)、renminbi(人民币)、ta tzu-pao(大字报)]。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采用拼音拼写取代之前的威妥玛式注音体系,为英文再现中文增加了“原真性”:突然之间,这种新式拼写促成了与新旧中国的分离,从而给讲英语的人一种感觉——他们现在“品尝”到的中文更加接近真正的中文,尽管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词语的发音并未改变。利用政治手段,通过语言促进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牛津英语词典》所收录的汉语词语,把我们带回过去,也带向未来:taikonaut(太空人:1998)和goji berry(枸杞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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