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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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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为秦汉之际之所以“大一统”观念及儒学占据国家政治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中国古来有之的占星学密不可分。作者试图超越现存既有的解释框架，将占星学作为关键字来重新勾勒秦汉之际的思想剧变，以求引起学界对秦汉思想、学术、政治、科学甚至历史学已有版图的重新审视。作者先后考察了中国秦汉之际的重要的文献作品，仔细梳理这些作品与占星学之间的往来共鸣，通过详实的史料证明占星学对秦汉思想影响之甚，创造性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审视中国思想史变迁的新角度。在这个尚不成熟的研究领域，本书作者的工作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如果后来者能够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审慎前行，我们未尝不能看见一场思想史领域内的研究范式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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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探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之转折这一重大问题，试图论证处于历史巨大转型期的秦汉时代，其思想、学术、政治、教育、文化艺术等，在根本上都受到占星学一阴阳五行学说思想的支配。
《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的思考不仅重构了已有的秦汉思想史研究版图，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亦具有挑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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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章启群，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西方美学史、哲学解释学、秦汉魏晋思想和艺术。
出版著作：《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解释学》、《新编西方美学史》、《百年中国美学史略》、《今天是什么？一用哲学的语言说》、《经世与玄思——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明》（编著）、《九批判书》、《图文哲学101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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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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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论：“天人”如何“合一”？——用思想史的逻辑推演
章 农耕文明与“观象授时”——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生与性质
节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根本性质
第二节 中国上古天文学的发展历程与二十四节气
第二章 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节 西方占星学述略
第二节 作为问题的中国古代占星学
第三节 《夏小正》与《诗经·豳风·七月》没有占星学思想
第四节 中国上古原发形态的天文学与占星学无关
第五节 从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第六节 转折的原因及元素
第七节 转折证据之一：利簋铭文与《国语·周语下》的异同
第八节 转折证据之二：《左传》、《国语》的其他记载
第九节 占星学在当时的影响
第三章 论邹衍学派——以《管子》为中心
节 《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水地》篇的作者问题
第二节 五篇作者应是邹衍学派
第三节 邹衍学派与占星学考辨（上）
第四节 邹衍学派与占星学考辨（下）
第五节 《管子》其他篇章中的占星学一阴阳五行
说思想
第六节 小结
第四章 《月令》的思想模式——中国古代早的“天人合一”图式
节 《月令》与《逸周书》
第二节 《月令》与《管子》
第三节 《月令》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第四节 《月令》的作者
附：《月令》思想再议
第五章 两汉经学观念与占星学思想义证
节 《易传》与占星学
第二节 《尚书》学与占星学
第三节 《诗》学与占星学
第四节 《礼记》与占星学
第五节 《春秋公羊传》与占星学
第六节 小结
……
第六章 论《易传》与占星学的关系——从《易传》对《易经》的思想拓展说起
第七章 《荀子·乐论篇》与《礼记·乐记》的根本区别——兼论占星学对于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冲击与整合
第八章 略论汉帝国的意识形态——董仲舒学说与占星学
第九章 《淮南子》与占星学——兼论《吕氏春秋》中的占星学思想
第十章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释义——从占星学的角度
第十一章 《黄帝内经》与秦汉天入学说——兼论帛书《黄帝四经》文本形成时间
第十二章 《汉书·律历志》与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以音乐思想为中心
第十三章 荀子《天论篇》是对于占星学的批判
第十四章 王充《论衡》与秦汉天人学说的终结
余论：秦汉思想遗产与中国思想的秘密
参考书目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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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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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过两次巨大的历史变革。
次是“武王伐纣”和西周建立。关于这次变革的意义，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因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①就是说，西周的建立，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新制度和新文化的确立。而且，确立这种制度的文化的立意和用心，关乎万世太平，属于历史哲学的真正课题，其旨宏意深，绝非一般帝王所能揣摩到的。因此，在西周社会，以血缘关系为构架的国家体制已经臻于完善。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是以周公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建立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个完整的社会文明体系。这个制度文化中重要的东西，即王国维所说：“一日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日庙数之制。三日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实质上解决了周王朝权力的继承问题，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一以贯之，没有出轨。这也为后来帝王的继承提供了法典和依据，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由此可见孔子极力赞赏、推崇西周制度文化之情状。
《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
如果说，“四象”中有一些苍龙、麟、风这样神话中的动物，实质上还是关于天象的纯粹描述，“分野”把星辰和地域联系起来，表明一种天人生活同构的雏形，而“三垣”则完全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念。“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把位于二十八宿以内的恒星分为三大块。紫微垣是天上皇宫的意思，其中有帝星、帝后星、群妃星、三公星、太子星等；太微垣是天上政府的意思，有将星、相星、诸侯星；天市垣是天上都市的意思，有主管秤权交易和商人的宦者星、宗正星、宗人星、客星等。紫微垣和天市垣在《开元占经》辑录的《石氏星经》中有，大约出现于战国时代。太微垣初见于唐初的《玄象诗》。这即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名副其实的中国占星学，或者也可以说“政治天文学”。
在这个时期的天文学（或称占星学）中，以巫咸、甘德、石申三大学派影响。
巫咸传说是殷代大臣。《尚书·君奭》即有此提法。《世本·作篇》云：“巫成作筮。”秦《诅楚文》石刻有《巫成文》一种，是向大神巫咸祝告。睡虎地《日书》有“巫咸”之名。《离骚》中之彭咸，应是巫彭与巫咸合称。史载《巫成星经》为我国早星表，据说含33座共144星。但原本亡佚，后世存本列齐、赵国名，显然属于伪托。有人认为，西周巫成学派为宋国司星继承，子韦是代表，《庄子·天运》中有“巫咸祒”，子韦名裙，即是证明。
甘德活动于战国时期，或为楚人，或为鲁人，作《天文占星》八卷，亡佚。石申是魏国司星，开封人，活动约在前4世纪战国中期，作《天文》八卷，但早已亡佚。虽然甘德和石申的原著亡佚，但从《史记》、《汉书》和引文中可知一二。后人拾遗补阙，把石申的《天文》与甘德的《天文星占》合并，该书在宋代称《甘石星经》，又名《星经》，托名为“汉甘公、石申著”，始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著录，曾收入北宋政和年间刊印的《道藏》一书，题名为《通占大象历呈经》，流传至今。今存的《甘石星经》为2卷，书中包括巫咸这一家的星官，还杂有唐代的地名，其中有一些后人增添润色之辞，肯定不是石申与甘德的原著，但仍不失原书面貌，是一部对天文研究有很高科学价值的文献。
石申著作在西汉以后被尊称为《石氏星经》。根据这些资料可知，石申经过长期观测，详细考核，把全天恒星分为二十八宿及中外官星座，应用“度数”给出这些星的坐标。包括“去极度”（该星与北极星的角距离），二十八宿的“距星”（各宿中选定的作为测星标志的星）的“距度”（相邻二宿的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还有中外官的“入宿度”（该星与其西邻一宿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度”以下的小数还用“太、半、少、强、弱”等表示。《石氏星经》所载共包含二十八宿和中外官星120座，含星121颗。这些内容可能有汉人修改和加入。他与甘德根据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所制成的图表，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早的恒星表，在世界天文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石申与甘德在战国秦汉时影响很大，形成并列的两大学派。汉、魏以后，石氏学派续有著述，这些书都冠有“石氏”字样，如《石氏星经簿赞》等。石申、甘德的研究成果为历代天文星相家所重视，在正史的天文志类中，引用了他们大量的研究成果。至西晋武帝时，吴国太史令陈卓将巫咸氏、石氏、甘氏三家所著星经综合一起，编写了包含283个星座1465颗恒星的星表，绘成星图，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准星图。唐代时瞿昙悉达编著《开元占经》，其中有大量巫咸、石申和甘德的占星理论，不过真伪难辨。
但是，从本质上说，这时候的天文学家实质上已成为占星家。虽然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但是他们要用天象知识为各国国君服务，实际上就是运用占星学来服务于各国国君，天文学在性质上因此发生了根本转变。占星内容涉及用兵、立嗣、农桑、祭祀等诸多国家大事。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梓慎发现当年的岁星应在星纪，却到了玄枵（实际是由木星运行的误差所至），便认为是春行夏令，他因此预言郑国和宋国要发生饥荒。《国语·晋语四》说，晋国史官董因根据天象预测重耳可以成功继承君位。《国语·周语下》还说到武王伐纣的天象有利，故能成功。汉代《淮南子·兵略》也说到这件事，其实都是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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