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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影像式表达与非虚构讲述
联袂再现
外滩前世今生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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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以非虚构、影像这种特殊的视角，以海派式绵密、细腻的文字讲述了外滩的前世今生，揭开了外滩这艘内蕴丰富的历史巨轮光影斑驳的面纱。
在作者笔下，为逃避中国内战从外滩乘船离开的外国侨民，出生于上海、拍摄了1949年外滩的外国摄影师山姆塔塔，携女儿到上海总会遗址追寻自己童年记忆的母亲，号称要重新点亮外滩的外滩三号联合会主席李景汉，以及租界时期连接外滩商业繁荣的洋泾浜英语，1950年代外滩长夜一般的寂静，1966年出现在友谊商店外墙上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巨型宣传画， 1970、1980年代的外滩恋人墙，1990年代的外滩改造工程绵密的细节铺陈着那些与外滩有过特殊经验的人与事，使得历史具有了呼吸和温度。
全书配图170多幅。影像式表达与非虚构讲述联袂，生动再现了外滩前世今生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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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丹燕，1980年代以儿童文学创作步入文坛， 1990年代转入成人文学创作，以非虚构纪实类作品和其漫游世界的旅行文学广受关注。主要作品有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另有《永不拓宽的街道》《慢船去中国》《一个女孩》《我的妈妈是精灵》，以及12本陈丹燕旅行文学丛书和最新长篇小说《白雪公主的简历》。
作品在国内外广受赞誉。曾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金奖，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及中国台湾《联合报》等媒体颁发的年度优秀图书奖。其旅行文学作品获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特殊贡献奖，及中国百家书店评选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之旅行文学奖。作品已被译为英、德、日等多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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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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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黑白马赛克
第二章宿命
第三章不可能的世界
第四章纪念碑
第五章梦想的烟尘岁月
第六章： 怀乡痛
跋： 外滩写作记
前言陈丹燕
从2003年开始写《外滩：影像与传奇》第一稿，到2012年写完《成为和平饭店》最后一稿，我的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写了十年。
1937年，美国作家豪塞在他描写外滩的书里写道：外滩是上海外置的心脏。而我，则在六十多年后描写了外滩如何成为新中国上海无可争辩的象征。上海是个反复经历沧海桑田剧变的都会，而外滩，则是这种剧变的纪念碑。
2014年，我的外滩三部曲集合成套，在外滩所在的城市上海出版印行。时至今日，我想，自己努力承担了对养育我的城市的作家使命尽我所能，为这条充满象征并不断变化的河滩留下有血肉的历史细节，为它的过去与现在，更为它的将来。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十年来用文字和照片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探索中，摸索着表达它层层叠叠故事的写作方式，写作手法和词语库。我在努力尽到一个作家的本分。作为自幼随父母迁徙而来的移民，我是在长年对上海往事的探究中渐渐认同它为家乡的。 陈丹燕
从2003年开始写《外滩：影像与传奇》第一稿，到2012年写完《成为和平饭店》最后一稿，我的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写了十年。
1937年，美国作家豪塞在他描写外滩的书里写道：外滩是上海外置的心脏。而我，则在六十多年后描写了外滩如何成为新中国上海无可争辩的象征。上海是个反复经历沧海桑田剧变的都会，而外滩，则是这种剧变的纪念碑。
2014年，我的外滩三部曲集合成套，在外滩所在的城市上海出版印行。时至今日，我想，自己努力承担了对养育我的城市的作家使命尽我所能，为这条充满象征并不断变化的河滩留下有血肉的历史细节，为它的过去与现在，更为它的将来。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十年来用文字和照片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探索中，摸索着表达它层层叠叠故事的写作方式，写作手法和词语库。我在努力尽到一个作家的本分。作为自幼随父母迁徙而来的移民，我是在长年对上海往事的探究中渐渐认同它为家乡的。
外滩三部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
陈丹燕的话
外滩写作记
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我打算写一本关于外滩的书，最初只是个模糊的心愿，我心中一个小声音说：写一本外滩的书。我听到了它。
2003年夏天我写下第一个句子，沉甸甸的湿润云朵被海上的季风驱赶着，掠过和平饭店的绿色金字塔顶，一路向外滩后面上海辽阔的腹地奔去。这个句子已经在修改中删除了。从那句句子开始，我经历了漫长的写作，直至为最后一句话，敲上最后一个下引号。最后，罗伊斯将手里的一块六角形的巧克力递到她手里，玩笑似的又念了一遍台词：想吃巧克力吗?有紫罗兰味道的，或者你更喜欢玫瑰味道。在一个礼拜天早上新采下来，然后和奶油打在一起做的。我盼望的时刻，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天上午到来，在电脑上敲了最后一下，我的外滩故事终于结束了。
这三年里，我想象过很多次，结束这本书的那天，我要写一个后记。我要在后记里开列一个长长的感谢名单，每次我接受别人的帮助，都会这么想。两年里，我接受了那么多帮助。谢意在心中堆积，渐渐压得我喘不上气来。
我感谢上海作家协会给予我的创作长假和资助。这给了我一个安定的心境，去做一样复杂的，需要许多前期投入的工作。上海作家协会从我开始准备外滩材料的2001年，就开始了对这本书的资助，最初他们资助的是我收集材料的两年，然后，是开始写作的三年。他们的期待和信任，是我的动力，也是压力。这两样，正好是我需要的。回溯起来，作家协会为我一共放了十年的长创作假，上海三书，四部旅行书，加上这本外滩之书，都是在作家协会为我创造的安顿里写出来的。期间，我结识了不少世界各国的同行，从爱尔兰作家到智利作家，到英国作家和美国作家，还有日本作家和玻利维亚作家，他们了解到我的情况，都开玩笑地追问过一句：那你认为我有可能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吗?
我感谢伦敦市长办公室的赵冰冰小姐，我去伦敦寻找资料，她出力良多。当我写到一半，身心疲累时，她打电话来，说：我来带你去好好吃一餐饭，然后，再好好吃一碗冰激凌，再好好去一个晚会放松。那个晚会，就是在外滩18号的顶楼，它成为我书中描写的一个场景。冰冰隐在我的角色后面，穿着一件洋红色的绣花大襟短衫。
我感谢我英国的作家朋友们，他们为我张罗可以采访的人，提供给我他们生活中的经验，与我讨论英国人对海事时代的立场。我和托比利特一起去伦敦的大街小巷，和苏珊艾德金一起去泰晤士河岸上的老酒馆，看当年吉卜林写《丛林男孩》的地方。我在大学英文课上读过《丛林男孩》的节选，那时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瑞曼史深夜送我回家。我不会忘记，他摇下车窗，隔着半街雨后满满的花香和沉沉睡意，大声问：你带苏珊的钥匙了吗?他斯里兰卡人黝黑而温柔的脸上，在路灯下充满柔和的阴影。那时我住在苏珊家里，她则去澳大利亚写文章了。他怕我忘记带钥匙，进不了门。2007年的春天，我们在上海再次见面，他从故乡来，我们在一起比较了上海外滩和斯里兰卡的殖民时期码头区的现状，这两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外国商人来了，河岸区发展起来了。外国商人离开了，河岸区凋谢了。外国商人又来了，河岸区的洋行旧楼，成了高级酒店，高级餐馆，高级夜店，国际价格，国际格局，当地人再次离开，知识分子摇摆于激烈的民族情绪和普世文明的标准之间，在一间高级酒店举办的文学节受到了当地报纸的质疑，如我们一同参加的上海国际文学节一样。他让我看到了自己工作更大的价值，对通商口岸城市绵绵不休的困惑的表达。
海事时代早已过去，但在旧通商口岸城市发生的事情，仍旧这样复杂，甚至更为复杂。这是我和瑞曼史的感慨。
我感谢命运引导我找到了这样的谈话，这样的朋友。
我感谢上海史专家李天纲，这些年来，他家的电话号码对我就像是上海GOOGLE的号码，他的不厌其烦，让我能找到许多我想要的资料，资料的来源，资料的真伪。他远比GOOGLE出色的地方，是我们可以深入地讨论。对上海的许多认识，都是在与他的电话讨论中成熟起来的，一直说到电话的听筒都发烫了。他是我的字典。
我感谢大英图书馆的中国部主任伍芳思。她与我分享她的研究成果，她帮我复印沙逊家族的传记，她带我去伦敦的公园寻找外滩公园时代的游园法规，她甚至陪伴我去亚非学院，怕我找不到路。她说：我们收藏了那么多中国的好东西，我们无法归还，所以我要帮助你。
我感谢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地方文献阅览室的工作人员，综合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和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两年里不知为我搬运了多少次旧书和旧报纸杂志，有时书太重了，他们就用小车推到我桌子旁边，有时他们搬动多年无人问津的旧报纸，从书库出来时，已满脸喷红，是因为螨虫刺激他们一直在打喷嚏。他们在我忘记带纸笔的时候借给我纸笔，在我来不及看完的时候帮我保管资料，在我从索引里找不到我需要的书的时候过来帮忙，他们是我的英雄。
我感谢爱荷华大学的亚太研究中心和图书馆，感谢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工作坊，感谢维斯康辛大学东亚系，感谢古林大学东亚系，感谢贝茨大学东亚系，华盛顿大学东亚系，这些美国的大学为我到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图书馆借书和档案，照顾我的研究，安排我的演讲和讨论。那些对公众的演讲和与学生的讨论，使用的都是我写作的章节和照片，每次讨论都给我新的启发，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么多次修改的原因。
感谢我的朋友艾大卫和他的妻子海伦，他们教给我怎么做美国式的资料收集，大卫是哈佛出身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他膝盖上永远搁着一台正在工作的戴尔电脑，我们讨论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事。我在美国做研究的一年中，从写作到生活，他们对我帮助良多，连我家的葡萄酒杯子，都是来自他们的圣诞礼物。
我感谢黄浦区团委的陈蕾女士，她帮助我寻找和联系曾在外滩生活的家庭，与我分享她大学刚毕业时在外滩街道工作的经历和见闻，以及自己的体会。她从来都有求必应，充满鼓励。有一次我去她的办公室，但是到得晚了，远远地，看到她在人行道上等我，她握着电话，好像随时准备着。
我感谢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他注释的洋泾浜英语，对我帮助良多。
我感谢接受我访问的那么多与外滩有关的人物，老人和年轻人，有钱人和穷人，中国人和外国人，感谢他们付出自己的时间，打开自己的心扉，赠送自己的回忆，这些都是宝贵的个人历史，有些不快的回忆让他们再次受到记忆的伤害。有时我感到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我，当然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为了这本书，这本写外滩的书。他们对外滩怀有某种使命感，我想，这才是他们接受我的原因。我感谢那些约谈和偶遇的人，通过朋友辗转介绍认识的，或者认识多年，却刚刚意识到他的经历对我的书的价值的人，感谢这些与外滩相关联的人们帮助了我。
感谢我的朋友们，我维也纳的朋友，我柏林的朋友，我北京的朋友，我上海的朋友，我美国的朋友，我云南的朋友，我香港的朋友，我伦敦的朋友，他们听我说了整整两年的外滩故事，以至于他们有时特地问：又有什么好玩的故事?那本外滩的书的故事。他们的兴趣，有时是支持我在感到太困难的时候仍旧进行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觉得有趣和重要。在一个人写一本很长，也很难的书的时候，才能体会到朋友是自己生命中的烟花，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如节日的夜晚看烟花怒放，他们华丽地照亮了本来辛苦和寂寞的写作生涯。这两年里，有时我陪伴他们去外滩，一路上忍不住喋喋不休，常常要等到他们望着我笑，才发觉自己话多了。但他们大多继续笑，然后说：你就该写外滩，是不是？我为这些亲爱的朋友们，而感谢上帝的赐予。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从来没有打扰过我的写作，也不曾制止过我的计划，可以说我是一个完全自由和自主的人。我要写作，不跟他们出去吃饭，我要写作，要离开他们到美国和欧洲，我要写作，休息时要有人陪伴，他们总是答应下来。每年到祈福时，大家都记得为我祈祷书写得一本比一本更好。我从不去参加子时放鞭炮，每年他们带着一身硝烟回家来，都纷纷过来告诉我：你的那一支，震天一样响。我为有这样的家人，感谢上帝的恩宠。
在写作的时候，我最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以及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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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
从2003年开始写《外滩：影像与传奇》第一稿，到2012年写完《成为和平饭店》最后一稿，我的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写了十年。
1937年，美国作家豪塞在他描写外滩的书里写道：外滩是上海外置的心脏。而我，则在六十多年后描写了外滩如何成为新中国上海无可争辩的象征。上海是个反复经历沧海桑田剧变的都会，而外滩，则是这种剧变的纪念碑。
2014年，我的外滩三部曲集合成套，在外滩所在的城市上海出版印行。时至今日，我想，自己努力承担了对养育我的城市的作家使命尽我所能，为这条充满象征并不断变化的河滩留下有血肉的历史细节，为它的过去与现在，更为它的将来。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十年来用文字和照片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探索中，摸索着表达它层层叠叠故事的写作方式，写作手法和词语库。我在努力尽到一个作家的本分。作为自幼随父母迁徙而来的移民，我是在长年对上海往事的探究中渐渐认同它为家乡的。
外滩三部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
陈丹燕的话
外滩写作记
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我打算写一本关于外滩的书，最初只是个模糊的心愿，我心中一个小声音说：写一本外滩的书。我听到了它。
2003年夏天我写下第一个句子，沉甸甸的湿润云朵被海上的季风驱赶着，掠过和平饭店的绿色金字塔顶，一路向外滩后面上海辽阔的腹地奔去。这个句子已经在修改中删除了。从那句句子开始，我经历了漫长的写作，直至为最后一句话，敲上最后一个下引号。最后，罗伊斯将手里的一块六角形的巧克力递到她手里，玩笑似的又念了一遍台词：想吃巧克力吗?有紫罗兰味道的，或者你更喜欢玫瑰味道。在一个礼拜天早上新采下来，然后和奶油打在一起做的。我盼望的时刻，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天上午到来，在电脑上敲了最后一下，我的外滩故事终于结束了。
这三年里，我想象过很多次，结束这本书的那天，我要写一个后记。我要在后记里开列一个长长的感谢名单，每次我接受别人的帮助，都会这么想。两年里，我接受了那么多帮助。谢意在心中堆积，渐渐压得我喘不上气来。
我感谢上海作家协会给予我的创作长假和资助。这给了我一个安定的心境，去做一样复杂的，需要许多前期投入的工作。上海作家协会从我开始准备外滩材料的2001年，就开始了对这本书的资助，最初他们资助的是我收集材料的两年，然后，是开始写作的三年。他们的期待和信任，是我的动力，也是压力。这两样，正好是我需要的。回溯起来，作家协会为我一共放了十年的长创作假，上海三书，四部旅行书，加上这本外滩之书，都是在作家协会为我创造的安顿里写出来的。期间，我结识了不少世界各国的同行，从爱尔兰作家到智利作家，到英国作家和美国作家，还有日本作家和玻利维亚作家，他们了解到我的情况，都开玩笑地追问过一句：那你认为我有可能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吗?
我感谢伦敦市长办公室的赵冰冰小姐，我去伦敦寻找资料，她出力良多。当我写到一半，身心疲累时，她打电话来，说：我来带你去好好吃一餐饭，然后，再好好吃一碗冰激凌，再好好去一个晚会放松。那个晚会，就是在外滩18号的顶楼，它成为我书中描写的一个场景。冰冰隐在我的角色后面，穿着一件洋红色的绣花大襟短衫。
我感谢我英国的作家朋友们，他们为我张罗可以采访的人，提供给我他们生活中的经验，与我讨论英国人对海事时代的立场。我和托比利特一起去伦敦的大街小巷，和苏珊艾德金一起去泰晤士河岸上的老酒馆，看当年吉卜林写《丛林男孩》的地方。我在大学英文课上读过《丛林男孩》的节选，那时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瑞曼史深夜送我回家。我不会忘记，他摇下车窗，隔着半街雨后满满的花香和沉沉睡意，大声问：你带苏珊的钥匙了吗?他斯里兰卡人黝黑而温柔的脸上，在路灯下充满柔和的阴影。那时我住在苏珊家里，她则去澳大利亚写文章了。他怕我忘记带钥匙，进不了门。2007年的春天，我们在上海再次见面，他从故乡来，我们在一起比较了上海外滩和斯里兰卡的殖民时期码头区的现状，这两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外国商人来了，河岸区发展起来了。外国商人离开了，河岸区凋谢了。外国商人又来了，河岸区的洋行旧楼，成了高级酒店，高级餐馆，高级夜店，国际价格，国际格局，当地人再次离开，知识分子摇摆于激烈的民族情绪和普世文明的标准之间，在一间高级酒店举办的文学节受到了当地报纸的质疑，如我们一同参加的上海国际文学节一样。他让我看到了自己工作更大的价值，对通商口岸城市绵绵不休的困惑的表达。
海事时代早已过去，但在旧通商口岸城市发生的事情，仍旧这样复杂，甚至更为复杂。这是我和瑞曼史的感慨。
我感谢命运引导我找到了这样的谈话，这样的朋友。
我感谢上海史专家李天纲，这些年来，他家的电话号码对我就像是上海GOOGLE的号码，他的不厌其烦，让我能找到许多我想要的资料，资料的来源，资料的真伪。他远比GOOGLE出色的地方，是我们可以深入地讨论。对上海的许多认识，都是在与他的电话讨论中成熟起来的，一直说到电话的听筒都发烫了。他是我的字典。
我感谢大英图书馆的中国部主任伍芳思。她与我分享她的研究成果，她帮我复印沙逊家族的传记，她带我去伦敦的公园寻找外滩公园时代的游园法规，她甚至陪伴我去亚非学院，怕我找不到路。她说：我们收藏了那么多中国的好东西，我们无法归还，所以我要帮助你。
我感谢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地方文献阅览室的工作人员，综合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和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两年里不知为我搬运了多少次旧书和旧报纸杂志，有时书太重了，他们就用小车推到我桌子旁边，有时他们搬动多年无人问津的旧报纸，从书库出来时，已满脸喷红，是因为螨虫刺激他们一直在打喷嚏。他们在我忘记带纸笔的时候借给我纸笔，在我来不及看完的时候帮我保管资料，在我从索引里找不到我需要的书的时候过来帮忙，他们是我的英雄。
我感谢爱荷华大学的亚太研究中心和图书馆，感谢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工作坊，感谢维斯康辛大学东亚系，感谢古林大学东亚系，感谢贝茨大学东亚系，华盛顿大学东亚系，这些美国的大学为我到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图书馆借书和档案，照顾我的研究，安排我的演讲和讨论。那些对公众的演讲和与学生的讨论，使用的都是我写作的章节和照片，每次讨论都给我新的启发，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么多次修改的原因。
感谢我的朋友艾大卫和他的妻子海伦，他们教给我怎么做美国式的资料收集，大卫是哈佛出身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他膝盖上永远搁着一台正在工作的戴尔电脑，我们讨论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事。我在美国做研究的一年中，从写作到生活，他们对我帮助良多，连我家的葡萄酒杯子，都是来自他们的圣诞礼物。
我感谢黄浦区团委的陈蕾女士，她帮助我寻找和联系曾在外滩生活的家庭，与我分享她大学刚毕业时在外滩街道工作的经历和见闻，以及自己的体会。她从来都有求必应，充满鼓励。有一次我去她的办公室，但是到得晚了，远远地，看到她在人行道上等我，她握着电话，好像随时准备着。
我感谢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他注释的洋泾浜英语，对我帮助良多。
我感谢接受我访问的那么多与外滩有关的人物，老人和年轻人，有钱人和穷人，中国人和外国人，感谢他们付出自己的时间，打开自己的心扉，赠送自己的回忆，这些都是宝贵的个人历史，有些不快的回忆让他们再次受到记忆的伤害。有时我感到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我，当然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为了这本书，这本写外滩的书。他们对外滩怀有某种使命感，我想，这才是他们接受我的原因。我感谢那些约谈和偶遇的人，通过朋友辗转介绍认识的，或者认识多年，却刚刚意识到他的经历对我的书的价值的人，感谢这些与外滩相关联的人们帮助了我。
感谢我的朋友们，我维也纳的朋友，我柏林的朋友，我北京的朋友，我上海的朋友，我美国的朋友，我云南的朋友，我香港的朋友，我伦敦的朋友，他们听我说了整整两年的外滩故事，以至于他们有时特地问：又有什么好玩的故事?那本外滩的书的故事。他们的兴趣，有时是支持我在感到太困难的时候仍旧进行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觉得有趣和重要。在一个人写一本很长，也很难的书的时候，才能体会到朋友是自己生命中的烟花，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如节日的夜晚看烟花怒放，他们华丽地照亮了本来辛苦和寂寞的写作生涯。这两年里，有时我陪伴他们去外滩，一路上忍不住喋喋不休，常常要等到他们望着我笑，才发觉自己话多了。但他们大多继续笑，然后说：你就该写外滩，是不是？我为这些亲爱的朋友们，而感谢上帝的赐予。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从来没有打扰过我的写作，也不曾制止过我的计划，可以说我是一个完全自由和自主的人。我要写作，不跟他们出去吃饭，我要写作，要离开他们到美国和欧洲，我要写作，休息时要有人陪伴，他们总是答应下来。每年到祈福时，大家都记得为我祈祷书写得一本比一本更好。我从不去参加子时放鞭炮，每年他们带着一身硝烟回家来，都纷纷过来告诉我：你的那一支，震天一样响。我为有这样的家人，感谢上帝的恩宠。
在写作的时候，我最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以及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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