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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书从缘起
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指示下诞生：
“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陈云《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1981年4月）》
这是陈云同志1981年关于整理我国古籍问题谈话中的讲话，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以中央文件下发。根据该指示的要求，1983年（当时为国家*）成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古委会第YI任主任周林同志开始组织力量今译古籍， 从1985年开始，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北大、复旦、北师大、南开、南大等数十所著名高校，近两百位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完成。
丛书介绍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是属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的大型古籍普及类图书，由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先生任主编，组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全民阅读版精选名人文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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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柳宗元是我国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卓然成家。本集选择*能代表柳宗元成就的不同题材、形式和风格的诗23首、闻2篇，在吸收前人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题解、注释、今译，导读题解简明透彻，译文准确畅达。一书在手，可以尽览柳宗元作品精华。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32开西式精装 简体横排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全民阅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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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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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龄，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唐宋文学研究专家，多年从事柳宗元及其诗文研究，有多部相关著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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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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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
诗
南涧中题
笼鹰词
溪居
渔翁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江雪
行路难三首(其一）
早梅
夏夜苦热登西楼
田家三首(其二）
汨罗遇风
商山临路有孤松，往来斫以为明。好事者
怜之，编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赋诗
再上湘江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岭南江行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柳州峒氓
别舍弟宗一
种柳戏题
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文
种树郭橐驼传
梓人传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始得西山宴游记
钴潭记
钴潭西小丘记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袁家渴记
小石城山记
三川震
愚溪诗序
愚溪对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永州铁炉步志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段太尉逸事状
起废答
封建论
捕蛇者说
罴说
送薛存义序
零陵郡复乳穴记
敌戒
传
三戒
鞭贾
咸宜
观八骏图说
桐叶封弟辩
宋清传
童区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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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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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柳宗元（773—819）是我国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历来与韩愈齐名，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个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中唐政治舞台上短暂地扮演过重要角色。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郡（今山西永济）。柳氏原是河东著名门阀士族，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奭是唐高宗的宰相，后因得罪武则天被杀，从此柳氏地位一落千丈。柳宗元的曾祖父、祖父只做过县令，父亲和一个叔父通过科举入仕，地位也不高。由于世代在外做官，柳家早离祖籍，在京城长安有房产和庄园，连祖坟都迁到长安郊外。唐代宗大历八年（773），柳宗元出生在长安，并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所以长安才是他真正的故乡。
柳宗元童年时由母亲卢氏教他读书，四岁时便熟读了古赋十四篇。十二三岁时跟随在南方做官的父亲游历过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中进士，五年后又通过了严格的制科考试，随即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正式步入仕途。正字的官位很低，职责是校勘整理图书，但却有机会博览宫廷藏书，接触朝臣，被视为“清美”之职。三年任满之后，他被调为京兆府蓝田（今属陕西）县尉。按唐代惯例，没有任过地方职务的人不能为皇帝的“近侍官”。贞元十九年（803），他从蓝田县调回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805）王叔文当政，他被越级提升为正六品的礼部员外郎，时年三十三岁。从历官来看，柳宗元是沿着进士出身的人理想的仕途升迁的。
柳宗元步入仕途之后，很快就以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才华崭露头角。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发议论、写文章总是旁征博引，意气风发，常常使对手折服，因而名噪一时，许多人都想与他交朋友，达官显贵也交口称誉，争着要把他罗致门下。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正在提倡古文运动的韩愈以及孟郊、李翱等著名文人建立了友谊；然而他的兴趣在于从政而不是诗文，所以他与刘禹锡、吕温、韩泰、凌准、韩晔等志同道合的青年朝官过从更密，并结交了王叔文等重要政治人物，逐渐形成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柳宗元成了这个集团的骨干。
王叔文出身低微，早年入侍东宫，陪唐德宗李适的太子李诵下棋，后来又陪太子读书，深得太子信任，是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德宗晚年昏庸贪婪、刚愎自用，朝政混乱、腐败至极。李诵对其父的作为是不满的，王叔文便以他作为依靠，结纳人才，为一旦皇帝易位时刷新政治做准备。贞元二十一年（805，这年八月改元为永贞元年）正月，德宗病死，李诵即位（即顺宗）。王叔文立刻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度支盐铁副使、户部侍郎等掌管财政的要职，实际上掌握了朝中大权。王叔文集团的另一代表人物王伾任翰林学士，柳宗元等人都被安排到重要职位上。他们迅速推行了一系列“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的革新措施（史称“永贞革新”）：惩办贪官污吏，剥夺某些官僚的特权，起用过去被迫害的官员；收回被藩镇把持的财赋转运大权，断然拒绝蜀中军阀扩占土地的要求；打击宦官势力，禁止“宫市”，罢除侵渔百姓的“五坊小儿”，并策划派人夺取宦官掌握的兵权；取消地方官和节度使的额外“进奉”，豁免百姓积欠的赋税五十二万余贯，大幅度降低专卖盐价等等。这些措施直接触犯了宦官、藩镇和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进行反击，于八月四日迫使病势沉重的顺宗退位，拥立反对王叔文集团的太子李纯当皇帝（即宪宗）。李纯继位后，立即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王伾为开州司马；不久又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至此，当政一百多天的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被一网打尽，“永贞革新”烟消云散。柳宗元从政治权力的核心被抛了出来，在荒凉偏僻的南方开始了痛苦漫长的流贬生涯。在永州，他虽然有个司马的虚衔，但既无官舍又无职责，当了十年流放的囚徒。元和十年（815）他被召回长安，本有重新起用的希望，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又立即被差派到更加僻远的柳州（治今广西柳州）去做刺史。一再的政治打击和严酷的贬谪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元和十四年（819），四十七岁的柳宗元病逝于柳州，过早地结束了悲剧的一生。
柳宗元和韩愈一样，是唐代古文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贬官之前，他虽然写过一些“奇句单行”的“古文”，但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并不突出，比起当时已经在古文创作中卓有建树、明确提出了古文运动纲领并团结了一批同道的韩愈来，显然逊色。然而贬官之后，他得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古文创作和理论总结，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论文八书和《乞巧文》等文章中，他不但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反对“骈四俪六”的骈体文，而且对作家的品格修养、写作态度、艺术技巧和吸收古代文化遗产等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并以此来指导向他求教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为丰富发展古文运动的理论和进一步推进古文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杰出的古文创作实践，更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做出了千古不灭的贡献。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中说：要是子厚贬斥的时间不长，穷困潦倒不到极点，那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出人头地，但在文学辞章上一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像今天这样不朽的成就。可以这样说，后半生的贬谪虽是政治家柳宗元的不幸，却是文学家柳宗元的大幸。
柳宗元去世后，刘禹锡替他把遗稿编为《河东先生集》，收诗、文六百多篇。明代以后，他被尊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古文是与骈文对立的文体，它既包括属于文学范畴的散文，也包括不属于文学范畴的理论著述和应用文章。以文学性散文的数量和成就而论，柳宗元在八大家中十分突出，和韩愈互相辉映。柳宗元文学性散文的样式和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杂文作者文集今存四十五卷，“对”“问答”“说”“吊赞箴戒”“铭杂题”“序”“记”占十三卷，其中大部分是杂文。这类文章通常形制短小，有些作品还采用了讽刺笔法，故又有人称之为讽刺小品。
柳宗元杂文的题材十分广泛，上自关系国计民生、治乱兴亡的大事，下至个人见闻感慨、交友接物的琐事，无不纳入笔端。他以思想家的犀利目光解剖世态人生，以政治家的鲜明爱憎关心民苦，揭露社会弊端，写出了大量见解独到、尖锐泼辣、具有明显现实针对性和强烈战斗性的作品，如《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永州龙兴寺息壤记》《愚溪对》《起废答》《桐叶封弟辩》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这些文章写法灵活，姿态各异，或旁敲侧击，以小见大；或正话反说，幽默滑稽；或直言写意，激情喷涌；或托物寓愤，借题发挥。但不论采用何种写法，作者都注意叙事、议论、抒情的有机结合，都追求构思新颖、生动丰满，避免了杂文常见的枯燥肤廓的毛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杂文中讽刺手法的熟练运用，在以贬谪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里，作者善于以联想、引伸、夸张、类比、反语、调侃等方法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把仿佛信手拈来的题材组织成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和嘲弄，《愚溪对》《起废答》等文即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类作品开拓了我国讽刺性杂文的先河，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鲁迅称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的晚唐讽刺小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对柳宗元的讽刺性杂文多所借鉴；而晚明小品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的作品，正是这个讽刺性杂文传统血脉相承的流裔。
（二） 寓言寓言在我国散文中“古已有之”，《庄子》《孟子》等先秦散文就包含许多精彩的寓言，这些寓言是文章的组成部分，是作者论事说理的工具。柳宗元的部分散文（以及诗歌、辞赋）就采用了这种传统样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具有寓言色彩的散文；还有一些作品则不同，它们全篇仅仅陈说一个含义深远的寓言故事，以表达作者的某种劝谕和讽刺，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作品。这里所说的“寓言”就是指后一类。柳宗元是个较多地把前人当作论据使用的寓言扩展成独立作品、化零金碎玉为完璧的作家，在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柳宗元的寓言可读性很强，历来拥有大量读者，有的作品甚至被概括为成语（如“黔驴技穷”）一直运用。如果把它们与先秦著名的寓言（如“狐假虎威”“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情节更加复杂完整、生动有趣，寓言形象更加绘声绘色、血肉丰满。如《罴说》里描写猎人玩弄技巧，吹竹诱鹿，不料引来猛兽；情急之下，他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吹竹招引更凶恶的猛兽，希图“以物制物”，结果一次又一次陷入愈加危急的境地，终于为罴所食。这个故事层层推进、波澜迭起，与先秦寓言用三言两语勾画故事轮廓很不相同。在《黔之驴》里，作者把老虎初见驴时惊恐的动作、神态和后来一步一步的心理变化描摹得细致传神，这与先秦寓言只对形象作粗略勾勒也明显不同。情节的完整和形象的丰满使柳宗元的寓言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它们之所以具有千百年的生命力，更在于其寓意的深刻和丰富。作者写这些寓言时寓意何在已难以确定。有的学者把柳宗元的寓言按主题分为两类，类是对病态的世风人情的讽刺批判，第二类是对统治者的影射和攻击，抒发作者遭受政治迫害后的愤懑不平。这个分法简单明了，对读者不无助益，却失于简单化。例如把《罴说》划入类，但《罴说》不仅讥讽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靠玩弄雕虫小技混日子的人，而且还讥讽朝廷“以藩制藩”的失策，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划入哪一类都不妥当。即使是主题看起来比较明确的作品，人们也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认识：《黔之驴》是讲外强中干者不堪一击，是讲大小强弱互相转化，还是讲无能者不可逞能？优秀的寓言不仅仅揭示深刻的哲理，而且其客观内容往往超过作者的主观寓意，能给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启迪。我们应以这样的眼光去阅读柳宗元的寓言。
（三） 人物传记柳宗元以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文章有七十余篇，大部分是应人请托而作的墓志、行状、碑传之类，其中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约有十来篇。这些成功之作大都取材于市井百姓或下层官吏，通过对他们言行遭际的描写，反映了中唐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和人民的悲惨生活，寄托着作者对朝政的见解和对世风人情的抨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传记独树一帜的写法，即传记的议论化、杂文化。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不顾传统传记那些相对固定的程式，对传主生平事迹不作全面详尽的叙写，而只突出传主的某一类言行和生活片断，然后放手借题发挥，淋漓畅快地抒发自己的寓意。这种写法在《梓人传》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作者只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记叙梓人（木匠）杨潜善于设计和指挥建造房屋的事迹，其余部分都是顺势生发，借梓人造屋来阐发自己对宰相“佐天子、相天下”的见解。此文名为传记，却颇像一篇政论，传主的事迹似乎是作者的论据；然而文中对传主事迹才能的描绘十分生动具体，全部议论又紧扣梓人造屋这条线索展开，使我们读后可以对传主形成鲜明深刻的印象，故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失传记的本意。其他如《种树郭橐驼传》把郭橐驼顺应自然的种树之道“移之官理”，借传主之口大段批评官吏以烦琐的政令骚扰百姓；《宋清传》不仅夹叙夹议而且直抒胸臆，把士大夫们“炎而附，寒而弃”的丑态与长安卖药人宋清的慷慨好义作对比，讥刺他们形同市侩，尽情倾吐了作者遭贬后对于亲朋绝交甚至落井下石的愤慨，都是这种写法的典型例子。传记在我国散文中可谓源远流长，传统传记是记叙文体，它可以发议论，但那是对传主画龙点睛式的评论，点到即止。像这样侧重于议论抒情、借题寓意，把传记写得如同文艺性政论或讽刺性杂文，甚至带有寓言色彩，在柳宗元之前是十分罕见的。这类作品是传统传记的变体，丰富了我国散文的种类。此外，作者也有一些传记基本采用传统写法，但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情节安排上显然受到当时流行的传奇小说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如《段太尉逸事状》《童区寄传》就是这样。有人对柳宗元传记的“小说气”颇有微词，殊不知这恰是他对传记文学的贡献。
（四） 山水记晋宋以降，描写山水的散文、书信和学术著作逐渐出现，也产生过一些著名的作品（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片断、梁陶弘景《答谢中书书》、梁吴均《与宋元思书》），但总的来说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作品的景色描绘与作者的主观感受往往还是游离的。柳宗元可谓后来居上，在贬官之后着意把南方的山光水色作为描写对象，写出了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许多高质量山水记，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新领域，奠定了我国游记文学的基础。他的山水记十之八九作于谪居永州时，是作者散文中独创性、对后代影响的部分。
山水景色与作者的主观感情融为一体，是柳宗元山水记内容上的显著特征。作者是以流放的“罪人”身份去游览山水的，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去观照自然，因而他笔下的山水不再是客观景物的简单再现，而是经过心灵的过滤和加工，或显或隐地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感情。在《钴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文中，作者描绘了奇特优美的自然景色，同时又对如此美景被弃置遭埋没深表感叹，显然是在借山水倾吐自己被贬逐南荒的愤悱之气。另外一些作品则表现得比较隐晦，如《钴潭记》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二句作结，若细加品味，这个貌似超然怡然的“乐”字真是感慨深长，托出了作者深心一片无可奈何的忧愤哀怨，使上文所描绘的潭水树石顿然蒙上一层感伤色彩。《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历来被视作纯粹以写景取胜的名篇，它不像《钴潭西小丘记》那样借端托寓，也没有《钴潭记》那样饱蘸情感的语句，但从它着力渲染的“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气氛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作者孤寂凄楚的情怀。把身世之感融进山姿水容，不仅动人以景，而且感人以情，正是柳宗元对我国山水散文的创造性发展。
在古代散文家中，柳宗元描绘山水景色的艺术技巧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山水记给人突出的印象是文笔清新秀美，描绘细腻精致，洋溢着一派高洁清幽的诗情画意。《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实中有虚、以动写静，绘声绘色地描画出潭水、岩石、藤蔓、游鱼、岸势、竹树的情状，描写游鱼的一段尤为精彩：“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作者用“空游”这个新鲜生动的比喻，和对日光透射潭底、游鱼影布石上呆痴不动的精确描绘，把潭水清澄透明的质感形容得简直可以手触目视；而群鱼急速往来、似与游人逗乐则写得情韵摇曳，不但把鱼儿人格化情感化，而且在动中越发衬托出静，使小石潭清幽绝俗的境界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二个印象是简洁。简洁是柳宗元散文的共同特点，山水记更是如此，大多数篇章只有二三百字，可谓惜墨如金。这得力于对语言的千锤百炼，更得力于布局谋篇的匠心独运。如《钴潭记》把必不可少的叙述与写景合而为一，开头七十一字既是对钴潭方位、形状、面积和潭水成因的交待，又是对它风光的描绘，这就省下不少篇幅，使作者得以从容不迫地展开下文。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只在开头用“水尤清冽”四字写到主要景物之一的潭水，随后宕开笔墨去细写潭底、潭边风光和潭中游鱼，似乎已将潭水遗忘，然而细写游鱼就是细写潭水，这种鱼水互衬、略彼详此的巧妙构思，不仅使文章以较少的文字包含了较多的内容，对潭水的描写也角度新颖、不落俗套。第三个印象是善于再现景观的个性特征。他的山水记篇篇不离山、水、树、石，但他能准确具体地把握不同景物的不同形状、声色和情态，因而篇篇都写出了“这一个”，绝不雷同。他笔下的永州群山连绵而低矮，与柳州孤峭挺拔、独立不倚的诸峰全然不同，而柳州诸峰或“有山无麓”“下上若一”，或“全石，无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又彼此形态各异；他笔下的钴潭树绕泉悬、水清波平，小石潭全石为底、空明澄澈，黄溪初潭青黑深暗、沉沉无声，有如黛膏凝聚（《游黄溪记》），一一各具特征，不容相混。他笔下的溪水，或落差大水势急，狂暴激荡（《钴潭记》），或曲曲折折像蛇爬行，时隐时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或水纹如縠，声若琴音（《石涧记》）；他笔下的石头，或杂然堆积，呈现城墙和房屋的形状（《小石城山记》），或累累相连，像列队下到溪边饮水的牛马和向上攀登的熊罴（《钴潭西小丘记》），或像飞奔的云彩分散开来，像棋子般错杂安放，像老虎发怒相斗，像鸟儿振翅奋飞（《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他笔下的草木，或藤树交缠、动摇相连，长长短短的枝条飘飘荡荡（《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或红花绿叶吃惊似的纷飞翻卷，散发出浓烈的香气（《袁家渴记》）……永州景观现在虽然大都泯灭，我们却不难从他个性化的描写中清晰想见它们当年各自的风采；而柳州景观仍在，完全可以与他的描绘一一印证。历史上不乏文采飞扬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山水作品，它们由于没有写出景观的个性而被遗忘，对比之下，高下自见。
柳宗元不但是杰出的散文大师，而且是卓然成家的优秀诗人，在群星璀灿的唐代诗坛占有重要一席。他的诗今存一百四十余首，数量虽不多，但涉及比较广泛的题材，采用五七言古体、近体各种体裁，其中不乏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作。就内容而论，既有大量抒发被迫离乡的愤懑悲辛的诗章（如《南涧中题》《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又有托物抒怀的咏物诗（如《早梅》《商山临路有孤松……》）；既有峻洁高远的山水景物诗（如《江雪》《渔翁》），又有壮怀激烈的寓言诗（如《笼鹰词》《行路难》）；既有直接反映时事的作品（如《田家》其二），又有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如《咏三良》《咏史》）。除个别作品以外，他的诗歌都写于贬官之后，十几年僻处南荒极大限制了他的阅历和见闻，使他只能从个人的贬谪生涯中捕捉诗材，所以他的诗歌与其散文一样，内容虽然比较丰富，但主要倾向仍在于以直接或纡曲的方式抒发贬逐后的愤慨不平、孤寂忧伤。前人评论柳诗时往往只着眼于他的五言诗（尤其是五古），其实柳诗各体都具特色，呈现多样化的艺术风貌。概括而言，他的长篇七言古体劲健悲壮、激昂慷慨，大多具有“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行路难》）的气势和“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笼鹰词》）的强烈抒情成分；七言律诗沉着深挚、情致委婉，在“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岭南江行》）、“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等平易浅近、设色鲜明、对仗工稳的描写中，创造出一个个情景交融、低回掩抑的意境；五言古诗清简疏淡、朴素雅洁，往往把谪居中的悒郁情怀，不着痕迹地融化于“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秋晓行南谷经荒村》）这样清冷细致的描绘和“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溪居》）这样淡泊闲适的表象之中，达到“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唐诗别裁》卷四沈德潜语）的境界。他的五七言绝句和古体短诗则各具风神，或冷峻高洁、傲世绝俗（如《江雪》《渔翁》），或沉著痛快、构思奇特（如《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或清丽温婉、不迫不露（如《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或物我交感、哀怨凄迷（如《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前人大都高度评价他的五言古诗，把他与以描写山水田园、隐逸生活著称的陶渊明、韦应物相提并论，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就认为柳宗元的成就在陶之下、韦之上，说柳诗外表枯淡而内蕴腴美，又说柳诗的细密华美生发自疏简古朴的外形，极深的情味寄寓于淡泊的意态。这些评论正确指出了柳宗元五言古诗的主要风格特征，但并未全面反映柳诗的风貌，甚至会给人以柳宗元只是个山水隐逸诗人的印象，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毋庸讳言，柳宗元的诗、文也存在不足。常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感伤情调，流露出太多的牢骚和悲叹，其实这并不足为柳宗元病，我们从中正可以看见封建专制制度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摧残；问题在于这种牢骚感慨太多而表现方法终究有限，读多了便会有大同小异、似曾相识之感，即令在成功之作如《愚溪诗序》《愚溪对》中也存在这种情形。其次，在他的四十五卷文集中，与佛寺僧徒有关的碑、记、序占了近四卷，诗歌有二十多首，其中许多作品宣扬逃避现实、泯灭是非的禅理，形同佛教讲义或玄言诗，此外还有不少无聊应酬和歌功颂德的作品，并无文学性可言。第三，有的杂文（如《天对》等）词语奥僻生涩，意义也不够明白畅达，缺乏浑成圆熟的气象。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选择了能代表柳宗元成就的不同题材、形式和风格的诗文55篇（诗23首，文32篇），在吸收前人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题解、注释、今译，集为这本小书奉献给读者。在工作中，我们深感古籍（尤其是诗歌）今译之不易，信、达、雅难于相兼，译文的准确畅达往往要以损失原文的韵味和诗意为代价。有人说诗歌实际上是不能翻译的，译成他国语言的诗歌是咀嚼过的面包。我们虽然是以本国语言翻译古诗文，却也不由得产生类似感慨。限于学养，心劳力拙而遗憾不少，尚祈读者有以见教。
王松龄（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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