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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对瑞典陆军博物馆藏的300多面俄国军旗使用的中国丝绸进行艺术和技术的深入考察和分析记录,并对其上的丝绸图案进行分类、复原及研究。本书由中国专家、瑞典专家、俄罗斯专家合作撰写,内容主要由研究文章、图案分析、军旗编目等部分组成。研究文章包括瑞典收藏俄国军旗的人文历史、总体介绍、丝织技艺和艺术特点,共有5篇文章。图案分析包括127面军旗的文物完整图片、纺织品局部图片、纹样复原图片及对应的研究和分析文字。军旗编目由织造时间、发现地及发现时间、织物尺寸、图案循环等数据构成。全书共40余万字,900余幅图片。
關於作者:
主编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东华大学博士生导师、浙江理工大学国际丝绸学院院长、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主席。已发表中英文论文100余篇,主笔和主编著作约20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0余项。主编的《中国丝绸通史》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主编的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为中、英、法、俄等国合作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主编的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副主编苏淼,博士,副教授,现任浙江理工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丝绸学院)副院长,国际丝绸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副主任。2014年,她在瑞典国家军事历史博物馆的陆军博物馆和丹麦国家研究基金会的纺织品研究中心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发表了20余篇研究文章,学术著作2部和图录4部。主持了多个研究项目,被评为浙江省首届五星级青年教师的荣誉称号。
副主编[瑞典]桑德斯泰特,自1987年以来一直在瑞典陆军博物馆担任纺织品保管员,致力于瑞典国家锦旗收藏和旗帜保护。她在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毕业获得了艺术史学、考古学和罗曼语言文学学士学位(法语和意大利语),在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获得纺织工艺教育和纺织历史文学学士学位。她还参加了2001年2002年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史密森学会)中的星条旗保护项目。
內容試閱 :
序 言
瑞典是我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我第一次出国是在1993年秋天,当时我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和波拉斯(Boras),后者以其纺织品而闻名。这次旅行是应瑞典纺织专家乌拉赛勒斯泽特斯特伦(Ulla Cyrus-Zetterstrom)博士的邀请,我尊敬的老朋友,那时她真的已很年长,大约有80岁。我读到的第一篇关于中国丝绸纺织品的英文文章是斯德哥尔摩远东艺术博物馆的维维西尔万(Vivi Sylwan)发表的,该文章是关于商代青铜战斧上附着的纺织品。此外,我读过并尝试遵循的第一本英文纺织书籍是瑞典纺织史学家艾格尼丝盖尔(Agnes Geijer)撰写的《纺织艺术史》,该书由帕绍德研究基金(Pasold Resarch Fund)于1979年出版。所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有非常多的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喜欢传统纺织材料。
从那以后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直到2011年10月,我参观了在哥本哈根的纺织品研究中心,并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CIETA(纺织工业中心国际)指导委员会会议。在哥本哈根期间,我有幸再次访问了瑞典,在那里我再见到了乌拉(Ulla),时年98岁。我也有机会去盖尔(Geijer)的书中曾提到的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陆军博物馆。这些旗帜的数量、大小和质量使我感到非常兴奋。从那时起,我一直渴望研究所有这些旗帜并以学术的方式进行发表,如同我分别与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和俄罗斯国家冬宫博物馆合作的敦煌纺织项目。因此,在第二年的2012年,我正式参观了瑞典陆军博物馆,并在其储藏室考察了一些藏品。2013年后不久,我与瑞典陆军博物馆馆长伊娃索菲恩斯泰尔(Eva-Sofi Ernstell)签署了一项协议有关在斯德哥尔摩瑞典陆军博物馆收藏的锦旗上的中国纺织品的全面研究。因此,我派出了我的两位学生,苏淼女士和杨汝林女士,前者在浙江理工大学教授丝绸设计,后者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任教,2014年她们在瑞典军事博物馆待了三个月,与莉娜恩奎斯特桑德斯泰特(Lena Engquist Sandstedt)女士一起开展了这个项目研究。
从2014年到2019年的五年中,我们的团队一直在努力研究组织结构,检查纤维和分析染料,绘制图案,重建整个旗帜的组成并追溯这些旗帜的历史。我们还邀请其他学者为他们的重要研究做出贡献。其中包括瑞典陆军博物馆的卡琳泰特里斯(Karin Tetteris MA),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玛丽亚门希科娃(Maria Menshikova)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刘健,其论文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包括不同收藏系列中其他俄罗斯军旗的人文历史,俄罗斯军旗上的中国丝绸纺织品的类型和图案,以及染料用于染色的过程。通过所有相关学者的研究,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到俄罗斯军旗上中国丝绸纺织品的学术重要性。
首先,17世纪,明朝灭亡,而清朝刚刚建立。由于当时正处于动荡时期,连年混战,因此博物馆和学者对这段时期的中国丝绸了解甚少。这些丝绸大部分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之前被织成并被运到俄罗斯。因此,在瑞典锦旗系列的这些丝绸纺织品中,大部分可能是清代早期,甚至是明代末期制造的。因此它们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我们现在正在尝试获取海外藏的中国丝绸信息,以建立中国丝绸档案数据库,毫无疑问,瑞典收藏的这一群体将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次,我们对北方丝绸之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中俄之间的丝绸之路,甚至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们知道在维京时期(7931066),有一些路线从中亚到高加索北部,途经一些大河和芬兰湾,最后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是后期,特别是在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和中国的康熙皇帝两个伟大的皇帝统治期间如何呢?在这方面,这组丝绸从中国通过贸易运到俄罗斯,在俄罗斯制成军旗,并在与瑞典的战争中被缴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我们的研究和收藏提供了有趣的论点。
最后但同时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始终赞赏博物馆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并努力进行一些真正的联合项目。我们已经完成了其中一些工作,例如敦煌项目的纺织品和蒙恰克-特佩弗雷加纳(Monchak-tepe Fregana)出土的纺织品。这次,这是一个新项目,由两个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密切合作。我想强调的是,合作不仅涉及研究和出版,我们希望它也能发展成为一个保护和展览的联合项目。
经过多年的国际合作和辛勤工作,现在所有文本都可以编辑了,所有照片和图片都可以打印了,这本书很快就会出版。在此,我要对所有参与此项目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感谢,特别是我们来自瑞典陆军博物馆的合作伙伴和来自俄罗斯的其他学者,以及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理工大学的团队。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丝绸之路将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我们将继续在这条路上寻找,研究,出版和保存更多的纺织品,世世代代地持续下去。
赵丰博士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浙江理工大学国际丝绸学院院长
2020年2月23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