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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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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理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污染之间的关联，理解为何环境保护的道路上如此艰难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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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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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问题。本书首先立足于宏观视角，试图搭建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企业行为之间的博弈框架，分析不同参数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行为。继而本书利用加总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DID模型、安慰剂测试、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中国两控区环保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是否存在逐底竞争行为？污染产业是否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导致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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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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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彬，1989年生，先后获得湘潭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主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在《南开经济研究》、Sustainability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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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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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2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 12
1.3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18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0
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 20
2.2 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竞争 26
2.3 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转移 30
本章小结 35
第 3 章 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产业转移理论分析 36
3.1 污染产业转移动力机制 36
3.2 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分析污染天堂假说 41
3.3 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分析逐底竞争假说 49
本章小结 58
第 4 章 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分析DID模型 59
4.1 空气污染现状与两控区政策简介 59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62
4.3 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64
4.4 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68
4.5 稳健性分析 77
本章小结 91
第 5 章 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分析污染天堂假说 92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92
5.2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设定 96
5.3 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99
5.4 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106
本章小结 117
第 6 章 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分析逐底竞争假说 119
6.1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119
6.2 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125
本章小结 130
第 7 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132
7.1 主要结论 132
7.2 政策建议 133
7.3 研究展望 154
参考文献 156
附 录 183
致 谢 188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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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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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体量庞大的大国经济体，不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而且地区间要素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效，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使近7.9亿人口脱离贫困，对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高增长、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导致一系列资源、环境、社会矛盾问题也随之产生。环境规制问题争议不断，环境规制效果及其对污染产业的影响也暂无定论。因此，本书旨在系统地厘清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产业之间的关系。首先，相关环保政策在中国实施的效果如何？是否真如外界所质疑的那样，仍然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环保政策执行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其次，在分权治理和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政绩考核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是否导致环境规制行为的逐底竞争？最后，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存在明显差异，污染密集型产业是否以产业梯度转移的名义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导致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天堂？带着以上问题，本书将采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将微观企业数据加总至地级市行业层面和地级市层面，运用DID模型、安慰剂测试（placebo test）、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系统研究环境规制、地方竞争与污染产业之间的关系。
第一，本书构建了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行为的理论框架，试图从理论视角探究三者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首先，借鉴并简化分析Markusen et al.（1995）的理论模型，认为福利水平更低的地区会降低环境规制标准以吸引污染产业投资，污染企业转移会至环境规制标准低的地区以获得最大利润，从而形成污染天堂效应。在朱平芳等（2011）模型的基础上，调整地方政府总效用函数，推导出环境规制对采用不同清洁技术的污染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在不同参数条件下出现逐底竞争和差异化竞争的策略形态。
第二，为检验数据的可靠性，本书检验了加总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准确性，即分别计算了加总的生产活动数据与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各地级市的GDP、工业总产值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各行业的销售总产值、企业总数、工业总产值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发现他们的相关系数均高于90%，表明本书将微观企业数据加总至地级市行业层面和地级市层面的准确性较高。
第三，为探究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本书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通过对比中国污染产业与非污染产业在两控区与非两控区的生产活动变化来捕捉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是有效的，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1%时，两控市污染行业的总销售产值减少0.120%。而且，两控市污染行业生产活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两控市新增污染企业数减少和两控市污染企业总数减少，而不是现有污染企业生产规模缩减。这暗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采取的是一刀切模式，即通过行政手段，提高准入门槛，并强制关停污染企业。同时，两控区政策执行时存在地区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即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规制效果显著，其他地区不明显；十一五期间的环境规制效果要明显强于十五期间。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与安慰剂测试（Placebo Test）均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第四，由于环境规制执行存在东西差异，因此污染天堂效应是否在中国成立成为本书关注的焦点。本书从静态和动态、存量和流量的角度构建了污染产业转移指标，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回归发现，污染产业在区位选择时更倾向于往集群方向发展，形成以人口密度大、人均收入高、环境规制严格的大城市为中心，人口密度较低、劳动力成本较低、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周边城市为外围的中心城市污染少-外围城市污染多的污染产业布局模式。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高低是污染产业进行区位选择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对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吸引污染产业资本流入，即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成立。这暗示我们某地级市环境改善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转移了污染、远离了污染，而非解决了污染。大国环境问题最终仍是一个全局性问题，一个地区可以暂时远离污染损害，但是最终还是不能脱离环境恶化对本地区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间合作而非对抗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五，在中国政治集权、财政分权的行政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间在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时存在逐底竞争行为。中国环境规制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较严格，中西部城市的环境规制较弱，且均具有地理临近的空间吸引力。本书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发现，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政策确实存在相互效仿的策略关系。在经济锦标赛的作用下，竞争者环境规制策略的改变会引起该地级市环境规制政策的同向改变，最终演变成逐底竞争行为。从分地区回归结果看，东、中、西部各地级市环境规制政策的相互效仿程度不一。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竞争激烈，环境规制策略的相互效仿程度最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且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趋同性竞争不显著，因而环境规制政策的模仿行为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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