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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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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了中国经济学界*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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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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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市场结构和合理竞争问题，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联合国开发总署项目中一个子课题的阶段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四篇，分别从综合、专题、部门和国外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前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演变及现状，探讨了合理设计产业组织和政策，建立有效竞争机制问题。从市场角度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证资料。*后两章，概括介绍了国外的产业组织理论和促竞争、反垄断等产业组织政策。可供广大经济研究人员，经管人员和厂长、经理，经济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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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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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炯,1925年4月7日生于江苏。1947年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有33年电力工程设计、生产管理的全面经验。1980年前，任云南省电力局副总工程师。1980年开始，历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从事宏观社会经济及微观技王慧炯术经济政策研究有22年经验。领导及主持大型政策研究项目有："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2000年的中国""产业结构及产业政策"世界银行合作研究项目及联合国开发署资助的近300万美元的研究项目"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与政策"。应世界各国邀请参加社会、经济、技术等国际会议约100次以上。曾应亚行邀请，连续数年参加亚行"亚洲经济展望年会"作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及瞻望的报告。出版的国内外书籍或杂志著作在100篇以上，所发表的英文论文有的被译为其它外国文种。 陈小洪，男，湖北人， 1982年1月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获工学学士；1984年12月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获工学硕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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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篇 综合研究篇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产业组织的含义和研究意义
第二节 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与要点
第三节 中国的产业组织研究及若干问题
第四节 本书的安排和内容体系
第二章 企业制度与有效竞争
第一节 中国企业制度概述
第二节 企业制度与市场结构
第三节 企业制度与市场绩效
第三章 中国市场及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市场及中介组织发展概况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市场和中介组织现状
第三节 创造有利企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四章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及其对产业组织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概况和特征
第二节 中国产业组织的演进和特点
第三节 历史的矛盾及其对产业组织发展的制约
第四节 改善产业组织结构的政策设想
第五章 改革时期的中国产业组织及政策思考
第一节 改革时期中国产业组织的基本状况
第二节 三个产业组织问题专题
第三节 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政策设想
第二篇 专题研究篇
第六章 企业集团与有效竞争
第一节 西方工业国家及我国香港企业集团的发展特点
第二节 改革前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联合形式
第三节 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及其特点
第四节 我国企业集团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途径
第七章 大、中、小企业合作的一种基本关系：系列分包制
第一节 二重结构的基本格局和系列分包制
第二节 实例分析
第三节 中、日比较：系列分包制与下承包制的一致性
第四节 结论和建议
第八章 对中国工业集中度的初步观察和分析
第一节 概念、研究意义和方法
第二节 中国工业集中度的现状和特点
第三节 中国工业集中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及结论
第九章 流通业的产业组织和有效竞争
第一节 传统体制下的流通业
第二节 改革以来的流通业
第三节 促使流通业有效竞争的思路
第十章 跨国公司
第一节 跨国公司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跨国公司的几种组织形式
第三节 跨国公司的若干经营特点
第四节 对于跨国公司的争议及若干评价
第五节 深入研究跨国公司机制，做好引进外资及向国外投资的工作
第三篇 部门研究篇
第十一章 纤维业产业组织研究
第一节 基本情况
第二节 纤维业的市场结构
第三节 政府政策和企业行为
第四节 资源配置效益
第五节 小结及建议
第十二章 钢铁生产和流通的产业组织
第一节 钢铁生产和流通的市场结构
第二节 政府和企业行为
第三节 钢铁业生产和流通的效益
第四节 结论和政策思路
第十三章 机电工业产业组织的若干特点
第一节 机电工业的技术组织特点及发展
第二节 机电工业的市场结构
第三节 机电工业的市场绩效
第四节 机电工业产业组织影响因素浅析
第十四章 汽车工业产业组织结构和发展政策分析
第一节 汽车工业产业组织结构及特点
第二节 汽车工业发展政策比较分析
第四篇 国外研究篇
第十五章 国外产业组织理论：框架、发展及借鉴意义
第一节 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及概念
第二节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及其与企业理论、规制经济学的相互促进
第三节 研究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借鉴意义
第十六章 国外产业组织政策简介
第一节 产业组织政策的意义与基本内容
第二节 直接管制政策
第三节 反垄断政策的形成美国早期的反托拉斯政策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产业组织政策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特殊问题
第五节 产业组织政策与不发达市场韩国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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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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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首先要感谢孙冶方经济学奖基金会与知识产权出版社，给了1991 年出版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再版机会，还使我们有机会回顾编著此书的背景等情况，结合中国产业组织及其政策的变化，讨论今天的中国产业组织有效竞争的有关问题。
一、研究目的、主要成果及问题
1989 年年初我们开始启动中国产业组织研究项目。直接动因是我们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有效竞争的理论和政策》（1988 社基168 号）的资助，要按资助计划启动研究。更深的动因背景是1986 年、1987 年中国政策研究部门和学界日益重视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产业组织及其政策研究开始受到关注。1987 年我们工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与世界银行合作准备启动中国产业政策问题研究。当时大家重视产业政策及产业组织研究，重要原因是想探索如何用计划（政府干预）与市场结合的方式解决中国产业发展的政策问题。研究启动之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根据中共中央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说法是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我们课题组的基本共识已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产业通过市场机制发展。实际上是认为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将是市场经济。
在研究参加者的努力下，项目按计划目标实现；研究报告按计划进度完成；报告内容全面，亦有重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描述研究了当时中国产业组织及有关政策的实际；出版了也许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产业组织实际的专著，即本书；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由吴明瑜、王慧炯同志负责，UNDP 资助的《经济发展政策与规划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校订本研究》分项目I（李泊溪负责）的子课题《中国产业组织研究》的预研部分。应邀对分项目I 咨询的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D.H.Perkins）教授曾半开玩笑地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我对你们的计划兴趣不大，但是研究产业组织的确极重要。
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即本书也获得学术界好评。本书荣获1995 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次研究还有重要的意外收获。1990 年9 月北京亚运会前夕应邀来访的日本产业组织研究权威东京大学植草益教授，在对课题研究提供咨询建议的同时，还做了两个重要知识贡献。一是指出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的依据是市场失效。他说当时中国改革明确的方向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下的计划是政府干预。那么政府制订计划、进行干预的根据何在？是社会化生产的客观比例？植草益教授自问自答，说根据客观比例制订计划进行干预，是理论假设，但认识未必客观，政策难以操作。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是因为有市场失效。市场失效，经济学理论有操作性定义，比较客观，政策干预可操作。二是通过对产业政策干预与规制的共性及区别的讨论，说明了政府干预手段的不同方式、性质及特征。产业政策干预是政府对竞争性产业的干预，要重视市场机制。政府规制是针对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自然垄断、寡占竞争、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干预。两种干预针对的都是市场失效，但干预机制、手段有所不同。考虑到有关认识事关对政府干预、计划和市场的根本关系的认识，几个月后我们再次邀请植草益教授来中心做了有关政府干预和规制的专题报告。报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和国家体改委等机构共用的办公楼公共会议室公开举行，多位国家体改委的同志，如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的杨启先同志都来参会。报告所讲，当时中国政策研究及学术界还较少讨论，内容新，有理论高度，政策建议操作性强，很受欢迎。报告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胡欣欣的翻译专业流畅。会上植草益教授还说他关于经济规制的书拟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所的朱绍文教授和胡欣欣译成中文。在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秘书和即将到中国发展出版社任职社长的朱兵支持下，这本中文名由朱绍文教授最后定为《微观规制经济学》的书一年多以后出版了。书的内容、介绍的理论及思想，对当时中国形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干预主要针对市场失效等的共识起了积极作用：1992 年年初书还未出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唐若霓就撰文介绍该书A；10 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书适时恰好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很受欢迎。
这次研究的主要收获是关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产业组织的系统梳理及对有关思想认识和政策的系统研究，成果表现就是本书的形成及出版。作为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产业组织及其政策的专著，本书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比较全面地描述了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即中国产业组织的整体全貌。市场结构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对工业按523 个行业（小类行业，19801985年）和上中下游55 个行业（中类和小类，19801987 年、1988年）集中度的梳理及比较研究说明，中国产业集中度与发达国家乃至韩国、印度相比都显著偏低；1980 年以后产业集中度基本变化趋势是下降的，同时有15.6% 的小类产业集中度在六五时期有所上升；集中度下降与中国市场的发展、一些行业技术经济门槛较低、需求快速增长有关，亦与中国独有的体制格局有关；集中度上升则表明在基本体制格局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改革、市场放开及一些产业较高的技术经济门槛，拥有这些优势的企业能更快发展；对32 个代表产业最小经济规模（EMS）及其与中国市场规模关系的研究表明，中国产业规模经济水平偏低，由于中国市场规模大，规模经济很难成为进入障碍，中国能兼得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之利。市场行为的研究主要通过纤维纺织、钢铁、机电业三个产业和企业集团、外包制和流通体制改革三个专题展开。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市场化的体制改革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企业行为已经明显市场化：追求利润，重视营销和差异化发展，利用企业集团和外包分工更快发展；改革，特别是计划管理体制、价格体系、流通体制的改革及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发展企业集团等）是企业行为日益市场化的基本推动因素，如钢铁企业钢材自销比例随着改革深入逐渐提升，1979 年为3.6%，1981 年为19.9%， 1986 年达22.6%，自销钢材价格实行国家指导价和市场协议价；中国产业集中度很低，企业卡特尔等合谋行为不多，普遍存在行政性地方分割和政策差别待遇，依赖地方资源（棉花、矿山）的小纺织、小钢铁、小轻工企业发展较快。市场绩效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反映产业资金利润率指标1980年以后持续下降并且方差显著变小，表明中国资金流动性和市场化都有较快进展；集中度以下降为主，但产业规模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普遍提高，只是多数产业小企业比大企业发展更快；产业技术经济水平指标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呈现不同趋势，纺织指标水平（电、煤、纺布用纱消耗指标）随产业发展而下降，进入门槛和集中度亦较高的化纤、钢铁指标水平则普遍提高。不同类型产业市场绩效指标差异表明，中国的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有提升的，亦有下降的。
第二，中国产业组织及其变化既受市场共性因素影响，亦受国情特殊因素影响。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经济市场化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中国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组织的共性已经显现。如集中度高、技术经济门槛高的产业规模经济水平提升较快，集中度变化与A 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介绍了有关政策。1984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暂行规定》明确统配产品钢材计划内产品2%可以自销，超计划部分全部可以自销；自销价格在上浮20%内自行定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1985年1月取消20%限制。市场需求增长及市场行为关系密切。中国国情特殊因素影响也很大：变化的体制及政策的影响，如流通体制和棉花购拨体制改革刺激了产业较快发展，但资源行政控制权下放及价格双轨制改革使管制更严的大企业发展相对较慢；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因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方工业的发展就是集中度较低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提出了一些至今还有意义的基本政策建议及有关看法。如提出能兼得规模经济和竞争之利的有效竞争是判断中国产业组织及其政策合理性的基本原则，中国有能有效竞争的有利条件。又如指出产业组织有效竞争需要竞争性市场，为此需要有市场竞争政策及相应的制度规则，包括制定实施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解决中国普遍存在的行政性差别待遇，中国的竞争法应有禁止行政垄断的规定，需要解决广泛存在的差别待遇及经济分割带来市场失效和生存技术不适用问题。基于产业不同特点确定相应的产业组织政策，包括根据不同产业（如研发密集产业和夕阳产业）的经济及技术结构特点相应确定不同的产业组织政策；根据不同产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特征（分散、高集中、寡占等）确定相应政策。系统配套与分类推进结合改革基本的制度体系，包括进行企业制度、商品交易制度、资本市场制度、财税体制等基本市场制度的改革，提供竞争政策及支持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政策能有效作用的基础。本书的研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除没有明确指出中国的产业组织研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组织研究外，还存在研究深度不平衡（市场结构主要是集中度的研究，市场行为及市场绩效的研究较弱）、基于国情的政策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这些不足，有多方面原因，也与作为课题负责人的我们的认识和知识水平不够有关。
二、中国产业组织及其政策：变化的格局和三个基本认识
本书出版于1991 年。自此以来中国产业组织及其环境变化巨大。基本经济环境变化巨大：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总量按
GDP 计1990 年位居全球11 位，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近30 年努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经济已经并将进一步全面开放。中国产业组织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但是阻碍市场机制更好地作用的问题仍有不少；经济发展、改革深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21 世纪初前后以互联网、新能源为基础的新产业企业的兴起，各行各业都发展起来一批行业巨头甚至是全球规模领先的大企业；国有企业改革进步巨大，民营企业也发展很快，目前国有企业按国务院国资委央企口径计算资产60% ～ 70%已经证券化，工业民营企业按销售产值计算2017 年已占54.7%（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分别为23.4% 和21.9%）；由于市场巨大，中国产业的生产和市场集中度已经普遍大幅上升，但因其他多种因素，多数产业的生产和市场集中度仍然低于国外；中国产业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但产业技术的先进水平与发达先进国家相比总体看还有差距；产业市场化水平已经比较高，大多数产业竞争激烈，但能源、金融等少数产业因政府管制较多，竞争仍受较大限制；全球化的发展、国内竞争日益国际化和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发展及中国企业的地位上升同时在许多重要领域还相对落后，中国产业组织已经受到国际化因素的深刻影响。
中国产业组织的制度政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所谓产业组织政策有关的法律，主要指《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狭义产业政策范畴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国早在1993 年就出台了以规范市场不正当竞争为主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以后有所修改，如增加了禁止利用网络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规定）。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有关法规，作为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法规的部分一直存在。2002 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07 年出台、2008 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其出台及开始实施标志着中国产业组织法律体系架构基本形成。法律体系形成，有利于产业组织政策依法实施。但是政策乃至法律的有效运作仍有许多问题。这与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有关，还与认识、政策、制度问题对法律运行空间的限制有关：产业市场化进程不平衡，大多数产业市场竞争性已较强，但石油、金融等产业仍有较多准入及价格管制，市场化进程滞后；与产品市场相比，要素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已经市场化的产业政府干预仍然过多、行政部门裁量权偏大；产业必须进入绿色发展的阶段，环境、健康等政府规制，已成为影响产业组织及其政策的重要因素，政策协调成为重要问题；影响支持市场竞争性的市场基本制度规则，仍然存在许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多方面的改革及政策调整，首先要在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上有更深入的认识。
第一，需要根据系统和可操作结合原则，从顶层到实施工具把握和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明确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针对市场失效等问题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发挥作用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主要的政策工具，一是计划或者规划A，二是政策实施工具或者手段。计划是有目标和实施措施及工具的政策安排。政策实施工具服务于计划
及公共政策的实施，还有维持市场机制及市场秩序的独立作用。中国目前的计划是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有根本性不同的指导性计划：计划的目标领域是有限的，主要针对需要政府和企业及民间合作推进的目标领域，或者说是存在市场失效的重要领域；计划有目标，还有实施方案和相应的工具，实施方案本质上是围绕目标的工具组合及基于阶段目标和条件的安排；计划从目标到工具都是一定条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及政府和民间沟通协商的产物；计划及其实施，重视信息指导，重视激励及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计划有综合性的和专项的，可覆盖不同层次，有战略、规划、计划、行动计划等不同名称。政策实施工具或服务于计划及公共政策实施，或服务于维持市场机制及市场秩序。两种工具作用、基本功能不同，亦有内在联系。经济计划和政策及其实施工具，如果没有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就会因为计划目标或者工具确定不当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中国在市场和政府或者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的问题集中反映在三方面：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目标和工具的配合，竞争政策与发展计划的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基本界面原则上清楚，遇到涉及多个因素的目标的设计及选择问题时，政策问题的性质和边界就不太清楚了。目标和工具配合的最大问题是存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实施工具错配问题，结果出现政策实施低效，甚至会因此引起政策目标合适与否的争论。竞争政策与发展计划或者政策的协调问题，突出的是没有形成明确的竞争政策与发展计划的协调规则问题，如在确定产业政策时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或缺的竞争法审查。相对于目标选择问题，中国目前更突出的问题是工具设计及其实施和政策协调问题。
第二，需要基于重视信息和激励的原则设计选择政策实施工具。目前存在功能作用、经济和法律性质、使用方式不尽相同的多种政策实施工具。东京大学植草益名誉教授在前述《微观规制经济学》中指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经济是因为存在市场失效，即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公平收入分配问题、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和某些场合下的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是企业及个人的微观决策，政府干预企业决策是微观干预；根据干预的作用及强制性特征程度，微观干预可分为规制和诱导性干预两类。质认证等准入或价格、数量、标准管理等行政管理及司法手段，对企业的行为进行控制或限制或规范的监督管理。规制是强制性的，可分为以经济发展和经济秩序健全为直接目标的经济规制，以解决环境、健康、安全等社会问题为直接目标的社会规制，企业必须接受。诱导型干预是非强制性的，是政府用信息、税费引导及适当的资源支持等方式，按照政策目标引导企业的经营决策，包括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中小企业政策等的支持引导。诱导型干预是通过激励引导企业的干预，与市场机制比较协调，企业需要有关政策就要接受相应的监督管理，不需要有关政策就没有相应的政策管理。规制还可以分为间接规制和直接规制。间接规制是指仅在市场主体行为可能影响市场机制作用时，政府才进行干预规制，如基于竞争法的规制。直接规制则是市场主体只要行为就必须接受的规制，如对独家经营的自然垄断企业进行准入及价格规制，对自然资源使用者或者其业务的数量限制，信息不对称时的资质、质量等标准及其公示的规制，主要是针对安全、环境、健康问题的社会规制。直接规制未必限制竞争，如用拍卖分配数量配额，标准、资质有规制但只要达标就可以经营及竞争。微观干预或规制都要有经济和法律依据。依干预及规制的目标、经济和法律性质，政府的微观干预及规制分为民商法干预和公法干预两类，公法执行主体是政府，公法干预亦称作行政干预；行政干预中，诱导型干预和竞争政策规制，对企业干预较弱，而社会规制和直接规制对企业干预较强。合理设计选择政策实施工具还要求合理确定政策工具使用的方式（审批或报告，事前、事中或事后等）和条件（技术、经济及其标准）。政策即使目标合理，目标和实施工具错配或者工具设计不合理不科学，政策效果也会受损甚至失败。
第三，需要正确理解产业组织政策的体系及其与产业结构政策乃至其他政策的相关关系。产业组织政策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有利于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马歇尔冲突，即竞争推动规模经济及技术进步有可能带来垄断因而限制竞争。解决马歇尔冲突是市场经济的永恒课题。而且今天的马歇尔冲突不仅指竞争和规模经济的矛盾冲突，还包括竞争和网络经济、范围经济的冲突。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互联网公司赢家通吃，带来平台经济商业模式跨业跨国的快速扩张及对已有业态的颠覆。其次它能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追赶及创新必须解决的特有的市场失效问题。这种市场失效，与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创新需要解决的市场失效不同，不仅需要科研政策支持，还往往需要更广泛的产业政策支持，产业政策的重要支持方式是协调及支持竞争优胜者的相机性租金（contingent tents）政策工具。因此可能影响竞争公平性，甚至带来政府失效。最后，产业组织政策，如中小企业政策还有社会政策的意义。因此基本的产业组织政策包括三方面基本政策：竞争政策，法律体现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说《反垄断法》，及基本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政策；产业结构及产业技术政策中竞争的相关政策及规定，如支持企业并购但限制并购可能带来的过高控制市场，支持专业化、系列化但限制过度的垂直控制，支持企业合作研发但防止可能形成技术垄断，政府采购需要竞争等；中小企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如支持中小企业专业化和系列化发展的政策，允许中小企业经济不景气时的价格卡特尔，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政策等，限制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延迟对中小企业支付的政策，政府采购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等。竞争政策在产业政策体系中有重要作用，与有关政策存在多方面的协调关系：法律协调，凡与竞争有关的产业政策法规立法时，必须进行竞争法审查以保证法律的协调，如法律明确不允许将提高产业集中度作为产业政策目标并用行政手段推进，中小企业价格卡特尔合法的条件是竞争法主管机构同意等；有关企业行为的政策协调，即使是政府支持的国企的合并，除非有法定的适用除外规定，也必须进行竞争法审查；有关产业政策支持对象的确定等规定及相应流程都必须体现公平竞争规则。由于产业发展与生态、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竞争政策还必须与环境、健康等社会规制政策等协调。
三、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几个问题
除了前述几个基本问题外，我们认为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中国产业组织及有关政策的下述问题。中国是否仍然需要明确有效竞争是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有效竞争仍然应该是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基本原则。除前面已经提出过的马歇尔冲突和中国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原因外，还因为中国有现实的政策需求。中国一些产业已经出现有很高市场份额的大企业，其企业的市场行为及其并购、投资等是否已经不利于竞争与创新及如何应对？中国仍然存在政府干预过多，既阻碍竞争，又阻碍规模经济及技术进步的老问题，
...................................
本书及再版前言一定还会有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我们欢迎各方能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如果本书再版能使更多研究者和读者关心中国产业组织及其政策的研究，我们将感到不胜荣幸。
王慧炯 陈小洪
2019 年7 月20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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