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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马衡作为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人物，在我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开拓性与建设性作用，并且能够超然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在守护故宫文物的事业上做到无咎无恙，善始善终，取得巨大的成功。
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马衡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爱好与考古事业，而且在日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始终如一地坚守传统文化、保护文物安全，可以说是其一生经历中*令人感佩与动容的部分。
本书系统展示了马衡的治学经历与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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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通过发掘、梳理马衡的生平行事与学术成就，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示、表彰其人格学问、道德文章，也为今后的国学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利用的知识材料与思想资源。
本院从复建之日起，即以清华国学书系为院史工程，亟欲缀集早期院友之研究成果，通过分册整理，真切展示昔年历程之艰辛与辉煌。现据手头之不完备资料，本套书系中分册出版文存四十九种，以整理下述前贤之著述：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梁漱溟、钢和泰、马衡、林志钧、梁廷灿、赵万里、浦江清、杨时逢、蒋善国 、王力 、姜亮夫、高亨、徐中舒、陆侃如、刘盼遂、谢国桢、吴其昌 、刘节、罗根泽、蓝文徵、姚名达、朱芳圃、王静如、戴家祥、周传儒、蒋天枢、王庸、冯永轩、徐景贤、卫聚贤、吴金鼎、杨筠如、冯国瑞、杨鸿烈、黄淬伯 、裴学海、储皖峰、方壮猷、杜钢百、程憬、王耘庄、何士骥。
本书系拟另辟汇编本两册，收录章昭煌、余永梁、张昌圻、汪吟龙、黄绶、门启明 、刘纪泽、颜虚心、闻惕生、王竞、赵邦彦、王镜第、朱右白、陈守实等先贤之著述。本书通过发掘、梳理马衡的生平行事与学术成就，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示、表彰其人格学问、道德文章，也为今后的国学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利用的知识材料与思想资源。
关于清华国学书系
20世纪初短暂存在过的清华国学院，已成为令后学仰视与神往的学术丰碑。而三年前本院浴火重生，继续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更强调中国主体与世界眼光的平衡，亦广受海内外关注与首肯。
本院从复建之日起，即以清华国学书系为院史工程，亟欲缀集早期院友之研究成果，通过分册整理，真切展示昔年历程之艰辛与辉煌。现据手头之不完备资料，本套书系中分册出版文存四十九种，以整理下述前贤之著述：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梁漱溟、钢和泰、马衡、林志钧、梁廷灿、赵万里、浦江清、杨时逢、蒋善国 、王力 、姜亮夫、高亨、徐中舒、陆侃如、刘盼遂、谢国桢、吴其昌 、刘节、罗根泽、蓝文徵、姚名达、朱芳圃、王静如、戴家祥、周传儒、蒋天枢、王庸、冯永轩、徐景贤、卫聚贤、吴金鼎、杨筠如、冯国瑞、杨鸿烈、黄淬伯 、裴学海、储皖峰、方壮猷、杜钢百、程憬、王耘庄、何士骥。
本书系拟另辟汇编本两册，收录章昭煌、余永梁、张昌圻、汪吟龙、黄绶、门启明 、刘纪泽、颜虚心、闻惕生、王竞、赵邦彦、王镜第、朱右白、陈守实等先贤之著述。
本书系已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 为使其中收入的每部文存，皆成为有关该作者的*一卷本，除本院同仁将殚精竭虑外，亦深盼各界同好与贤达，不吝惠赐书系所涉之资料、线索，尤其是迄未付梓或散落民间的文字资料、照片、遗物等。此外，亦望有缘并有志之士，能够以各种灵活之形式，加人此项工程，主动承担某部文存的汇集与研究。如此，则不光是清华国学院之幸，更会是中国学术文化之幸。
惟望本书系能继先贤之绝学，传大师之薪火，为创造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收到守先待后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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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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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18811955），字叔平，号凡将斋主人，别署无咎，浙江鄞县人。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篆刻书法家、收藏家。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北大考古学会主席、清华国学研究院特别讲师、西泠印社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1928年继王国维之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金石学。其生活在新旧思想文化激烈碰撞而又相互交融的时代，既继承了传统的金石、考据之学，又接受了西方的考古学，成为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而其在传承传统文化、保护文物古迹方面所做的努力，更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与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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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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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马衡先生生平学术
金石学
中国金石学概要
中国之铜器时代
戈戟之研究
石鼓为秦刻石考
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
石经词解
汉石经概述
魏石经概述
汉石经《易》用梁丘本证
汉石经《鲁诗》校文
宋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石刻校释
石刻
历代度量衡之制
《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
新嘉量考释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
记汉居延笔
汉代的木简
汉永光二年文书考释
汉兵物簿记略
金石杂记
考古学
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
调查河南孟津县出土古器报告书
参观朝鲜古物报告
燕下都考古调查及发掘计划
南京朝天宫发现之古迹
本校筹备考古学系之计画
考古与迷信
篆刻书法
谈刻印
中国印信的问题
论汉碑书体
中国书法何以被视为美术品
金石题跋
汉延寿宫铜镫跋
北魏虎符跋
明安国藏拓猎石碣跋
汉三老赵宽碑跋
汉司徒袁安碑跋
汉司空袁敞碑跋
汉袁敞碑跋
晋荀岳墓志跋
北魏恒农太守寇臻墓志跋
北魏卢奴令姚纂墓志跋
魏故持节督豳豫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豫州刺史乐陵王元君墓志铭跋
魏张满墓志跋
东魏华山王元鸷墓志铭跋
魏徐州刺史吴郡王萧正表墓铭跋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
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跋
魏正始石经《尚书多士》及《春秋》文公残石跋
晁公武刻《古文尚书》残石跋
壁画考语跋
魏李相海造像碑跋
保定莲花池六幢考跋
九十人造象碑跋
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跋
记古师龚父器
周代镇海鑑跋
跋唐玄宗投紫盖仙洞告文铜简
新权衡跋
新嘉量跋
仓平斛跋
汉代五鹿充墓出土刺绣残片跋
书序
石鼓为秦刻石考序
金文编序
古器物书目序
石刻名汇序
顾氏金石舆地丛书序
河朔访古新录序
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序
毓庆宫藏汉铜印序
避暑山庄藏汉铜印序
古玉印汇序
古鉴斋藏印序
赠桥川时雄印谱并序
封泥存真序
西行日记序
重修大足县志序
文献论丛沈兼士先生纪念刊序
汉石经集存序
杂文
三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
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
中国字体之变迁
故宫博物院参加美展会之书画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概况
故宫影印书谱释文校记
为广西石刻展览会进一言
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
附录 马衡先生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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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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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18811955），谱名裕茳，字叔平，号凡将斋主人，别署无咎，浙江鄞县人。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篆刻书法家、收藏家。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北大考古学会主席、北大图书部主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特别讲师、西泠印社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其生活在新旧思想文化激烈碰撞而又相互交融的时代，既继承了传统的金石、考据之学，又开拓了我国新兴的考古学，可谓近现代学术转折时期承上启下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可是，由于其为人谦和低调，不立门户，不涉政治，所治之学又较为专门、冷僻，与20世纪流行的各种时髦热闹的思想、主义较少瓜葛，使得其人其学不容易为社会大众所了解和注意。时至今日，一般民众包括不少学者或曾听闻过马衡的大名，但对其具体的生平事迹恐怕就不甚了解，至于其研究内容、艺术创作以及学术贡献更是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加之我国现代学术发展至今大致已经历了百年的历程，在许多问题上不免陷入一种模式化的思路之中，抑或一味追逐各种新奇炫目的理论而遗忘了学术的本根。未来的学术研究若欲求得进一步发展，在埋头赶路的同时，更需要不断地回到起点进行反思与审视。而马衡那一辈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不妨可以视为现代国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其中包含了各种或正或反的经验。因此，本书在搜集、选编马衡各领域重要论著的基础上，略述其生平行事与学术成就，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示、表彰其人格学问、道德文章，也为今后的国学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利用的知识材料与思想资源。
一 马衡生平事略
1881年6月20日，即清光绪七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马衡出生于江苏吴县县衙内宅，祖籍浙江宁波鄞县东乡盛垫桥。相传，盛垫桥马家祖上乃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原居河南开封府，世亘业儒。后因北宋末年战乱南渡避难，迁居浙江临安，不久又隐迹于明州鄞县。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其中的一支子昌公自鄞县塔峙嶴迁至邑东盛垫桥，入赘盛家，并定居于此，遂成为该族始祖。三世祖颐庵公曾官至兵部尚书。 后家道中落，至马衡父亲马海曙时家里已穷得片瓦皆无，一度只能寄居在盛垫桥马氏祠堂里。
马海曙，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族名有木，字薮香，号渔珊。少时或曾读过一些书，但未能进学，十五岁便到当地米行当学徒，后跟随同乡商人到扬州经商。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两年后攻占扬州。马海曙避居城外仙女镇，因有经营才能，替清军筹集粮饷有功，遂得到重用，令以县丞投效，正式步入仕途。后又檄募团丁防守扬州，跟随张国梁转战有功，擢知县 ，赏戴蓝翎，加品顶戴，寻赏花翎，加知府衔，以直隶州知州用。同治六年（1867），分发江苏任用。后授金坛知县，调补宝山知县，历署吴县、丹徒、元和等县，兼理长洲县事，以知府用，加三品衔，并诰授朝议大夫，其父母、祖父母亦皆有诰封，可谓光宗耀祖，重振门庭。马海曙虽非科举出身，居官却颇有政声，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谓其熟习洋务，可供差遣， 又称赞他和平笃实，为政不事威严，临民如对子弟。其于地方应修水利，日夜孜孜不遗余力 ，特以循吏保荐。
马海曙先后娶妻三房，共育有九子，除三子、八子早夭外，尚有长子马裕藩、二子马裕藻、四子马衡、五子马鑑、六子马权、七子马准、九子马廉。由于马衡与马裕藻 、马鑑 、马准 、马廉 兄弟五人后来皆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学术上各有造诣，可谓一门俊彦，故时人有一门五马五马行空之誉。
1886年，马海曙延请叶瀚在家中设馆，教授马家子弟。马氏兄弟不仅跟随其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马衡还特别向其请教金石、书法、篆刻之学。叶瀚当时年仅27岁，刚从日本留学归国，既精通旧学，又了解新学，还与梁启超、汪康年等维新党人相友善，主张教育救国，变法图强。早年的这段学习经历想必对马衡日后的兴趣志向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规划了最初的人生方向。
1895年，马海曙病逝于宝山知县任上。马衡随即同家人迁出县衙，扶灵回到故乡宁波新建的马衙街宅邸。1899年，马衡与五弟马鑑一同参加科举考试，双双考取秀才。但二人并未继续参加乡试，而是选择报考上海的南洋公学，并顺利进入南洋公学中院预科二班就读。当时，南洋公学分为师范院、外院、中院与上院四院，中院相当于中学，开设国文、外文、算学、史地、博物、理化、法制、经济、体操等课程，学制为五年，其中中院三年，高等预科两年，且规定须修完高等预科才能毕业，目的在于为上院提供生源。1901年1月，马衡在就读三个学期后便从南洋公学退学，此后一直在家自学。至于马衡中途退学的具体原因，目前已不可确考，学者一般认为是因为其岳父叶澄衷去世，叶家面临分产问题，故需要马衡尽快回家与叶薇卿完婚，并继承一份家族产业。
当年马海曙任宝山知县时，因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兼任要职，结识了多位旅沪宁波籍工商业者，其中便包括著名的五金大王叶澄衷 。1893年，经同乡富商朱葆三居中牵线，马、叶两家联姻。据说，当时马海曙领着马衡、马鑑、马权三人到叶家提亲，由叶澄衷亲自相中了马衡，将次女叶薇卿许配与他。二人后于1902年完婚，先后生育了十个子女 。婚后，马衡从宁波搬入上海叶家的花园洋房，并担任叶氏企业董事，年薪六千银圆外加红利，可谓衣食无忧，生活优渥。这不仅使马衡可以安心从事他所钟爱的金石篆刻之学，也为其日后的收藏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马衡所任董事之职虽更多只是挂名的意义，并不需要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但他有时亦会参与一些公司的管理活动，如参加董事会议，出席社交应酬，代表公司到各地的分号视察，了解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从而锻炼、提高了马衡的待人处事与行政管理能力，为其日后胜任其他管理职务准备了必要的素质与条件。那时，叶家还兴建了上海最大的跑马场江湾跑马厅，马衡经常去那里练习马术，从而锻炼了身体，大大改善了原先羸弱的体质。而马衡的夫人叶薇卿作为富家的千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颐指气使，不免性格比较强悍，脾气亦不太佳。据马衡之子马文冲回忆，其母亲发起脾气来，会六亲不认，有时候可以骂上三、四个小时，还经常乱扔乱砸 ，马、叶两家无人敢撄其锋，大抵是苏格拉底之妻一流的人物，而马衡则对其处处谦让，不知这对于马衡的性格与事业是否亦称得上是一种另类的成就。
虽然身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之中，但马衡内心对此并不热衷，其最喜爱的仍是金石、篆刻、书法等学问，并广集金石、书画、古籍、碑帖等，逐渐在上海、江浙的文人雅士圈子里小有名气。正是在这一时期，马衡结识了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吴隐、丁辅之、王福庵、叶铭等人，并参与西泠印社的筹建工作，成为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创社之初，由于经费缺乏，社内物品和活动经费多来自社员和赞助人的捐助，而马衡便是其中一位积极捐助者。据记载，其于1910年曾一次性捐助大洋五十圆，另有磐式茶几四张、靠背一字椅八张、大方几桌一张、圆桌面一张等物品，为早期西泠印社的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同时，马衡还取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之意，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凡将斋，并请吴昌硕题写匾额，得到欣然应允。吴昌硕时年六十二岁，马衡年仅二十五岁，由此可见吴氏对于后学晚辈笃学嗜古精神的嘉勉。 而马衡对此匾亦十分珍视，与其相伴终生，后由其子马彦祥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上海当了十五年寓公之后，马衡仍不认为这就是他所期望和追求的生活，而此时他的人生正迎来另一个重大的转折。1917年，时任总统的黎元洪下令，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在北大附设国史编纂处，由校长蔡元培兼任国史编纂处主任。由于处内人手缺乏，当时身为北大国文系教授的马裕藻念及马衡始终有志学术，便将其推荐给蔡元培，并获认可。听闻这一消息，马衡立即舍弃了公司董事之职和上海优越的生活，不顾其妻劝阻，只身来到北京，寄居在马裕藻家中。待工作逐步安定下来之后，才在北京购置房屋，将一家接到北京居住。初到北大,马衡受聘为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寻又兼任体育教员，教授马术。由于当时北洋政府经常拖欠教师薪水，马衡一家的生活常常要靠上海的妻舅汇款支援。据其子马文冲回忆，尽管搬到北京后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马衡的心情显然好了不少。父亲在上海时经常督促兄弟们背书，背不出来就罚跪，到北京来了，父亲的脾气好了很多，改罚为奖了，谁背出来就奖一盒牛奶糖。
后来，马衡在金石学等方面的学术能力逐渐得到众人的了解与认可，先后被聘为北大国文系、史学系讲师，史学系教授，讲授金石学课程，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考古学会主席，以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特别讲师等职。1923年，马衡又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部古物美术品主任，1929年任北大图书部主任。其上任后大力整顿馆事，邀请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专科高年级学生帮助整理积压的西文书籍，以杜威分类法编订西文书目，并公布新拟定的《图书馆借书规则》，整顿读者借阅混乱的状况，还组织出版了《北大图书部月刊》，成为北大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出版的月刊。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京，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决定实行大学区制，将北大等北京国立九校改组为中华大学，后又改称北平大学，隶属于北平大学区。在此期间，北大文学院被划入北平大学文学院，张凤举任院长，马衡曾短暂出任史学系主任。但因当时北大学生强烈反对这一拆分北大的改革措施，罢课护校抗议，使教学活动陷入停顿，马衡实际上并未履职。此外，马衡还与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马裕藻、钱玄同等人一同创办了北京孔德学校，并担任常务董事，负责筹划学校经费、制定办学方针等事。
在北大任教期间，由于相似的学术志趣与研究内容，以及谦恭随和的性格，马衡与不少著名学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出于对金石、考古等学问的共同喜好，马衡很早便与罗振玉、王国维结识，到北京后交往日密，特别是与王国维之间保持了近三十年的交情。1917年底，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不久，听闻王国维由日返沪任教，便欲通过马衡邀请其到北大担任文科教授，但遭王国维婉拒。1920年底，蔡元培又委托马衡与王国维联系，邀请其担任北大文科函授教授，而王国维则以身体、杂务、家累等理由推辞。他在复马衡信中说道：来书述及大学函授之约，孟劬南来亦转述令兄雅意，惟近体稍孱，而沪事又复烦赜，是以一时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诸家书略整顿后再北上，略酬诸君雅意耳。 其又就此事致书罗振玉，表示：马叔翁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叔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叔翁为荷。 1922年初，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马衡再次盛情邀请王国维担任国学门通讯导师，去函言及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旱之望云雨，乃频年敦请，未蒙俯允。同人深以为憾。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孑民先生思欲重申前请，乞先生之匡助，想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又谓：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叔蕴先生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 王国维经过反复考虑，终为马衡与北大的诚意所打动，允就国学门通讯导师之职。1922年7月底，马衡委托友人张嘉甫向王国维转呈书信及北大导师薪金二百元。王国维几经推辞后收下薪金，复信马衡致谢，询问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并表示其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备诸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 此后不久，王国维又致书马衡，告知其已为研究所国学门拟就研究题目四条，并建议北大开设满、蒙、藏文讲座及东方古国文字学课程，资助派遣有志于此并有史学根柢的研究生赴法、德等国学习深造。
1924年8月，《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一文，揭露清室侵占、毁坏大宫山古迹以图建筑园寝的行为。文中不仅直呼溥仪之名，且有乃亡清遗孽，既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甚且押售外人，罔恤舆论 等语。王国维阅后大为光火，讥讽考古学会诸君不智不仁无勇，愤而辞去国学门导师之职，并索还前交《国学季刊》拟发表之文，彻底与北大决裂。 尽管经历了这样不愉快的事件，但王国维与马衡之间的私人友谊并未因此断绝。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要求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逼迫逊帝溥仪迁出宫禁，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将宫内物品封存清点。为此，王国维向马衡求助，表示委员会检查南书房时，弟有如意四柄，（上并有姓名。）朝冠、披肩、朝裙各一件，同官中亦多有之，闻被封在一小屋内 ，希望其代为交涉归还。1925年9月，马衡自洛阳考察归来后，将新近所得汉魏石经残石拓本近七十种及卣文影印本一纸赠与王国维研究。王国维感激非常，去信表示百朋之锡，何以加之，敬谢敬谢。此次所得残石至六七十片之多，可谓大观，然非兄亲往，恐亦不能运至此也。汉石经中，其一块有阳字及弭字者，乃《小雅》《采薇》《出车》二篇之文。（魏石经中似尚有《无逸》残字，不止民命一石，尚未细检。）弟才阅一过，仅能知此，想兄必已考出也。小字隶书究系何物，兄已考出否? 1926年8月，王国维在《图书馆学季刊》中读到马衡所作《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后，主动提供一则材料供其参考补充。马衡随即复信表示感谢，谓：日前得手书，承示《墨庄漫录》所记。缝缋法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其法为先订后写，与后来之线装书不同。嘱为补入拙著，至感至佩！拙著中尚有应行修改者否？并乞赐教为幸。 直到1927年初，王国维仍与马衡通信并会面，讨论金石、度量衡等问题，畅谈至快 。由此可见二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始终未曾间断。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马衡以殷南之名在《国学月报》上发表《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一文，悼念好友之丧，并为其死因辩白。在他看来，王国维之所以选择自杀，并非为了殉清守节，而是由于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 。马衡特别从学术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王国维治学能不为纲常名教所囿，集合许多事实，以客观的态度判断之，故他的辫子是形式的，而精神上却没有辫子，且其研究学问常常循环的更换，所以他是思想不受束缚而且生怕受束缚的人，不应该不发觉他一时的错误。 惟其长期生活于守旧的环境之中，既然发觉，而又为环境所压迫，不能轻易变更，这就是他隐痛所在。一到时机危迫的时候，就除死别无他法 。鉴于马衡的学术水平与声望，清华学校应陈寅恪等人之请，聘马衡为国学研究院特别讲师，以接替王国维原先担任的金石学课程。 王国维去世两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国学院师生集资募款为其在校园内建造了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纪念碑由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拟式，皆为一时之选。
此外，马衡对王国维书稿著作的刊印出版也十分关注，协助出力不小。1921年底，王国维欲印行其抄录校订的敦煌出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马衡得知后便于大学同人中牵头集资，交由中华书局付印，共印五百部，并于次年1月出版。1923年底，《观堂集林》印成出版，亦由马衡介绍在北大销售。王国维去世后，马衡又将其遗著《三字石经考》抄录一份，以备日后整理出版。是书卷首有马衡题跋曰：《三字石经考》，为亡友海宁王静安先生遗著。一碑图、二经文异同、三古文、四附录。录《隶释》所录魏石经图，乃未竟之稿。先生归道山后，衡录副藏之，暇当为之整理增订，授之梓人。忆自十二年秋，衡得石经残石，先生亦于是时来京，乃相与摩挲审辨，有所发明，则彼此奔走相告，四年以来未尝或辍，而今已矣。无复质疑问难之人矣。读此遗编，倍增怅惘。 观之令人动容。
马衡与性情直率放达、善谈谐，而又精通音韵、文字之学的钱玄同也十分投缘，相契甚深。二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交流学术，讨论大学与孔德学校之事。1922年4月,马衡撰成得意之作《石鼓为秦刻石考》。一日晚间，其与马裕藻、钱玄同、单不庵等人在沈士远家中聚餐，席间以新撰之文出示众人。钱玄同读后大为赞赏，表示引证极确，断制极精，自有石鼓考以来，未有若斯之精当者也。我以为石鼓之考证得此，可以作为定论 ，可谓知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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