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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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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档案、报纸、诗文集、日记、书信、课卷、试卷、新式教科书、考试用书等多种材料，从不同方向切入，对科举制度进行再思考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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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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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9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召集举行了主题为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的学术工作坊，与会者多是活跃在相关问题研究*线的青年学者，而且来自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他们运用档案、报纸、诗文集、日记、书信、课卷、试卷、新式教科书、考试用书等多种材料，从各个方向切入，围绕会议主题展开讨论。这一辑《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即大致以此次与会论文为基础，又邀约了一些新的作者，共收入专题论文十一篇，史料整理两篇，研究综述、研究书目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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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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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论文集，作者有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杨国强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蒋勤、浙江工商大学历史学系杨齐福、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徐世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策、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李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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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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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3
专题论文
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
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69
清代台湾学术与科举 92
清末江苏学政的考试与选拔：以经古考试和南菁书院为中心 102
清季的经济特科 132
科名到此天亦贱：最后两科会试借闱河南的缘由和影响 176
易代沧桑末代粤籍进士的流动与出处论考 197
不科举之科举支恒荣与清末浙江优拔考 239
功名道断科举停废与功名意识的现代流变 279
科举停废的地方理解以晚清浙江温州府士人为中心 339
后科举时代基层社会文教之显与隐（19051927年） 363
史料整理
科举外史 383
研究综述 410
近十年关于科举的量化研究述评 410
研究书目 418
最近二十年海外科举研究著作类目（1999-2018）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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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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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震荡中外人心的庚子事变发生后第二年，清廷于七月十六日颁布上谕，规定自下年始，凡乡试、会试头、二场均试以策论，用中国政治、史事与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一律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由此谕旨而奏定的详细章程，后人称之为辛丑科举新章。作为清季科举改制历次方案之集大成者，这一纸章程不仅牵动了当时万千应试士子的神经，也深刻影响了清朝社会政治的走向。其时削籍在野的文廷式（18561904），旁观了壬寅（1902）、癸卯（1903）等年按照科举新章所举行的乡、会试，有感而发，作有《科举变制，戏题人试卷后》一诗：
何人真出一头地？此际须成八面锋。
我较晦翁评饮如，三淋笮酒味犹醲。
其一、二句直接质疑科举新制果能发掘人才否？按八面锋者，为《永嘉八面锋》一书的省称，据传为南宋陈傅良或叶適所作，系取浙东事功之学，预拟科场程式，供士子应试揣摩之用，言能应对各种策论，如锋出八面，面面相当，故无往而不利，为场屋救钝之药。文廷式用此典故比拟策论考试之程式化，语含讥嘲，又反用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赞赏苏轼语，怀疑这类因循应试之卷如何拔取出人头地之真才？无独有偶，章太炎（18691936）作于1906年的《箴新党论》，批评新党之竞名死利，也用了八面锋一典，指出新党之一族专习于求之古人以定是非，而对策《八面锋》贵于当世，彼新党者，犹初习程墨者也，甚而新党之对于旧党，犹新进士之对于旧进士，未有以相过也。
其三、四句引《朱子语类》中语，原话为人读书，如人饮酒相似，若似爱饮酒人，一盏了，又要一盏吃。若不爱吃，勉强一盏便休，借以饮酒喻读书。三淋者，指酒熟后，多次压榨过滤去糟。制酒以头榨酒为最浓厚醇正，经多次滤榨，味道便薄。此处以读好文章犹如饮三淋酒，余味尚浓，实则暗讽变制后之应试文章好比反复榨过的薄酒，已是乏味不堪。此诗虽曰戏题，似属即兴游戏之笔，但文廷式对于科举变制的真实态度，已可见一斑。废八股、改策论之科举新章，用后视目光衡之，可谓影响清末社会变动的一大关节，而在诗人眼中，却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
从文廷式本人的履历来看，其实他也算是老于制艺之人，有过相当丰富而且不算平坦的科场经历。同治十二年（1873），十八岁初入都，应顺天乡试，不售。光绪八年（1882），二十七岁应秋闱，以附监生领顺天乡荐，中式第三名。光绪十五年（1889），三十四岁，赴春闱，应礼部试，不第，五月复战，考取内阁中书第一名。翌年（1890）春，再入都，应礼部恩科会试，中式第二百六十一名贡士，由户部带引见，复试一等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
由初应乡试碰壁，步步为营，一路攀爬，最终殿试钦定榜眼，一飞冲天，文廷式也有差不多十七八年的黄金年华曾困于场屋。初次会试失捷后，他在致友人于式枚书中，慨言科举之制，千余年来，以此耗士人精力，风会既成，人争趋之，得丧之间，动关身世，我辈生此，亦何能不鹜？ 言下对闺墨取士不以为然，但语及己身，犹且恋战，谓今时盖仍当复战之时，意欲再试，心态颇为纠结。不过，世事无常，他的科场命运不久即峰回路转。同年再战，考试内阁中书，夺占魁首，翌年连试连捷，金殿传胪，如其自诩向来飞动意，平蹴九天高 ,由此受知于光绪帝，开启如日中天的政治生涯。这一切，当然最大得力于翁同龢、汪鸣銮诸座、房师的青眼，更脱不开德宗的宠眷。只是，因为殿试策内的一个偶然笔误（闾阎误书闾面），文廷式之殿试获隽大遭外间物议，以致有御史上疏纠弹，谕命调查原卷，继查属实，诸读卷大臣均奉旨交部议处。文氏本人虽得保全，但受此意外风波连累，从此有了驴面榜眼的谑称，也为后世留下了晚清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段科场掌故。
文廷式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同时又屡遭科场文化的压抑，可以说他既是科举制的受益者、维护者，也是它的质疑者、批评者。光绪十八年（1892），文廷式代会试正主考翁同龢撰《壬辰会试录序稿》进呈御览，曾列举康熙、乾隆、道光三朝诸实例，承认国家养士二百余年，魁儒实彦，咸出科目。 十九年 1893 夏，他受光绪帝特简，派为本年恩科江南乡试副考官，内心喜忧交集，致于式枚信中称，（六月）二十二日命下，典江南试，菲才重任，惶悚异常，又不得与兄商酌，有所祗承，必有负乘之诮矣。 其出京之际，作七律一首，题曰《奉命典试江南出都门作》：
九朝文献重三吴，常譬人材海孕珠。
况是明时须黼黻，要令奇士出菰芦。
不才恐负文章责，经乱庶几民物苏。
雨后西山添爽气，山灵知我素心无。
按《建康实录》载，东吴殷礼与张温使蜀，诸葛亮见而叹日：江东菰芦中，生此奇才。菰芦，水生植物，即茭白和芦苇，江东水乡之地，多生菰芦，故用作比。文廷式化用此语，以主持南闱、拔取奇才自任，可见对科考的重视与倚仗，然而言下并无实在把握，不免不才恐负文章责的隐忧。当时作有《光绪癸已恩科江南乡试策问拟答稿》，亲拟第三场策问题，共五大类，每类九、十题不等，总计约七千余字。 由京赴宁一行中，撰有《南轺日记》，记录沿途日程及闱中事，据载这次应试实到一万七千九百馀人，其自谓忙不可解，凡阅三场卷至千馀，而不自以为倦。 在江宁府署阅卷时，文廷式发现近十年科场文风变化,自道光朝专尚墨卷，历咸、同、光诸朝，时有所变，十年以来，又复一变，不拘格律，是风气之佳处，而不能切题，渐流于廊与杂；而文理不清，则亦士人心术之忧也，又忧心于近时八股风气最杂。 在与同行友人赠诗唱和之际，他也有人才恐岁差之句，并自注：龚定庵诗云：一代人才有岁差。今年典试，恒恐有不及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 、辛卯 光绪十七年，1891 之虑。
检核文廷式作于甲午前后的笔记文字，有多处猛烈抨击八股文，愤慨其愚民、弱国之害。如《闻尘偶记》中径直言八股之文，非经非史，以学究之陋识而大言曰代圣贤立言，至今日而人人知其无用矣。然即以八股论之，其荒谬可入《笑林》者,亦不可胜数如斯之类，指不胜屈，每科有之，千百之中，不能记其一二。犹复因循不废，盖愚民之术，莫秘于斯。朝野相蒙，不至于率兽食人不止也。 这一思路一直到他遭弹劾贬职后，并未稍易，甚而更趋向激烈，如《罗霄山人醉语》揭露历代统治者愚民之术，至谓：一愚之以焚书坑儒，再愚之以诗赋策论，三愚之以八股试帖，而中国之土荒民惰，器窳兵疲。驯至今日而愚之极，不可收拾矣。 不过，文廷式虽然不满于八比取士的荒谬形式，但对于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家经典，却仍作恕词。针对当时日本人讥中国中六经之毒的说法，他反驳道：
夫六经为盛治之文，大中之道，即今日泰西之富强，岂能出六经之外哉？中国所中者，帖括之毒，其读六经，不过备考试之用而已。大义日湮，微言愈绝，酿成人心风俗之害，而交侵之祸不可胜究。以此归咎六经，不任受也。
在六经与帖括之间，文廷式做了明确的区隔。前者为大义所在，尚且能够统括富强之术，后者则蠹国病民，百无一用，因此经义不可废，八股必在革除之列。他说：八股虽不成文字，而自古以来文字之体皆参用焉，各视其时事之所尚而改易之。此所以人人知其无用，而又未尝不乐其可以售欺也。然囿人聪明，束人议 论，使天下民智不开，民力不奋者，咿唔暖姝之有害于家国也。欲变中国之弊端，其必始此也夫。
光绪二十二年（1896），文廷式被劾罢职，驱逐回籍，为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捩。其后在野期间，清廷经历了戊戌（1898）、辛丑（1901）两次科举改制。两次均以废八股程式、主试策论为基调，旨在通过考试内容与场次的调整，革除科场积弊、遏制空疏学风。如果说前一次刚刚启动即戛然而止，主要归咎于高层政治斗争震荡的破坏作用，那么后一次旧调重弹而致乱象重生，则不得不承认事随境迁，朝野观念的分裂与清廷权威的失堕，已造成了一种交互激进的氛围，很难为稳健、从容的科举制改革提供宽裕空间了。晚年文廷式对于清朝已几无认同，当科举变制风风火火进行之际，他只抱有旁观者的漠然与嘲讽，前引作于癸卯年（1903）的《戏题》一诗，便流露了这种无所留恋、心灰意懒的情态。在他看来，改试策论之后的科考，不过是一种新的依样画葫芦的文字游戏而已， 无论经史实学、还是西学时务，一旦纳入考试轨则，其肤浅、乏味如同经过三淋的薄酒，并无异于八股时文，至于选取真才、挽救世局，更是瞎马临池，茫如捕风。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初二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地方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自隋炀帝大业元年 605 设进士科开始，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至此正式终结。文廷式已无缘见证这一切，他在前一年（1904）病卒于江西萍乡故里。他的这首《戏题》小诗，不啻为一阕预言性的挽歌。
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取士制度，而具有的超越于此的历史价值，尤其对于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与政治的重大意义，业已获得中外学界的一致公认。按照钱穆（18951990）的说法，这一制度长期以来主要发挥了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政治、消融社会阶级、促进政治统一的三层作用，故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 18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于科举制的至高赞美和推崇，一直是有关东学西渐的热门话题，直至今天，还有国人顺着这个话头，津津乐道于诸如"中国赠与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些朗朗上口、但史源不甚明了的说法，使已经送入博物馆的科举制持续发挥着动员民族自豪感的余热。最近，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小册子《科挙：中国の试験地狱》（1946），也被翻译，引入国内。不过有意思的是，中文版书名中原来的副标题，不知何故被去掉了。 出版方对于这本书的定位未必那么学术，而意图吸引更多身处当代考试社会、并对古代科举抱有一丝好奇的一般读者，但似乎完全忽略了宫崎市定写作这本书的目的，虽然讲的是中国历史，其实也在提醒同样身为考试炼狱的日本，在教育上应当避免的问题。
......
读过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的人，大概都会对他在清廷诏停科考后精神上巨大的幻灭（心如死灰），以及迫于失馆失学、谋食无路的现实生计压力（生业已绝），印象深刻。科举停废，对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造成直接冲击，对更长远之国运、国势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故而当下流行的近代史叙事往往突出其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值得追问的是，当时身处地方或边缘的士，是否都如刘大鹏那般敏感和产生强烈的逆反，在地士绅何以能动地因应新旧之学与新旧之制？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举停废的地方理解以晚清浙江温州府士人为中心》一文主要利用温州地方士人林骏日记，着力呈现其对于停废科举这一在后世看来意义重大的制度变革的即时观察，指出废科举、兴学堂在晚清大致表现为一种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文中特别说明所析论之地方理解，不同于单纯的回应，而涵盖时人对于八股、策论一类科举文体之变的看法，也涉及其对于科举整体与学堂之关系的理解及其变化。然而，情随境迁，科举废后新学制一旦落实在地方层面，学堂运营与育才实效在在触及利益，很快引起士人的不满与失望，曾被认为水到渠成的变革在当地产生深远的震荡，为地方与国家的未来关系投下了阴影。
钱穆先生论史，专门强调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之别,提示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 收入本集刊的诸篇专论，论点相异，各擅胜场，但在总体研究取向上，均十分注意对于时代意见的还原与反思。在史料层面，注重厘清史料的文献属性，区分各类文献记载的层次；在观念层面，检讨近代反（废）科举话语谱系及由此生成的历史叙事，辨析时论、舆论背后的预设立场。左松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后科举时代基层社会文教之显与隐（19051927年）》一文便相当充分地贯彻了这一取向。针对科举停废兹事体大、而当时社会反应却波澜不惊这一诡论性现象，作者重新检视史料，揭出表面的平静之下，蕴涵着相当激烈的反对意见，也连带产生严重后果，后科举时代的基层旧式读书人并非真正失语，而是通过腹诽、口说、书信甚至炮制若干通俗文艺小册子等手段施加影响，相对于来势汹汹的新（西）式学堂，标榜保存固有文化传统的私塾实际仍大行其道，甚而占有某种优势。也就是说，在近代文化教育领域的显著变化背后，实际存在着另一个几乎不变，甚至是故意立异的平行世界，作者提醒我们应返回清季民初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这种显与隐的辩证关系。
科举考试创于中国，其制度影响则广及传统东亚乃至近代欧西。关于科举制度及其停废问题的研究，也从来不是中国学者的专利。借用傅斯年的语言，科举研究可能是极少数属于全汉性质、但洋人也做出了相当可观成绩的中国史之重要问题。 从研究现状来看，今日涉猎科举研究的学者已遍布寰宇，俨然成为一门专学、显学。本次工作坊及集刊邀约的作者，均为本土学者（个别人有海外游学履历），尽管自信可以代表目前国内研究的前沿，但或不免视野的局限。所幸牟晨（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李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两位学者分别撰述的《近十年关于科举的量化研究述评》、《最近二十年海外科举研究著作类目（1999-2018）》二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憾。前者梳理了海外有关科举的量化研究本身的学术史脉络，围绕科举与社会流动、科举与政治稳定、科举的长期文化效应三个研究热点，对近十年来主要英文文献进行了精要的述评。该文传达的立足社会科学、以量化方法开展科举研究的海外学术消息，也为国内学界偏重制度史与社会史的科举史研究打开了新的窗户，当然，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如何对话与合作、在当下数字人文热潮中如何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地运用电子数据库资源，尚存许多有待继续探索的空间。后者则全面整理了最近二十年间海外所刊科举研究论著类目，内容包括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论集，兼及工具书和史料译解、校诠，范围覆盖中文、英文、日文、韩文、越南文各部，具见整理者在此学术领域长期浸淫的心得与锱积铢累、广采博收的辛劳付出。陈垣在《中西回史日历》一书叙中谈到资料工作和工具书，尝言：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 这样基础性的工作，使古人所谓予任其劳,人受其逸落在实处，嘉惠学界诚多，作为编者先要表达十二分的感谢。
上世纪20年代初，距离科举废止近二十年后，任教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学校的钱基博18871957将其自藏的光绪十八、二十四、二十八年苏州平江书院童生会课卷、紫阳校士馆童生课卷以示诸生，以为当知此破碎丛残之烂墨卷，尚不难实事求是，加以董理。他当时作有《科举外史》一文，便利用了这些试题、墨卷，以及历年所得光绪变革科举之官文书，从而作为中国历史选科史料实地整理示范。这篇最初在当地报纸上连载发表的长文，以民初文士的眼光回溯了科举制度的漫长历史，也就书院与科举制关系、童生在科目之位置、科举制八股文与试帖诗诸问题有所申论，其中对八股文的评论尤具特识：每见近人于语言精富，部分辨皙与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于逻辑矣。盖假欧学以为论衡之绳墨也。然吾见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至于清末废科举的时代，为钱氏亲历亲闻，如其所见方科举之将废也，有甚滑稽之三事，文中保留了不少掌故。他说：八股文废，然八股之取士，亘元、明、清三朝，其中源流因革，亦有关世变不细。此次将该文及后续之《科举外史之余论》一并整理，附录书末，以供参考。
光绪十九年（1893），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文廷式为一位他所尊敬的、天资颖异而长年困踬场屋的乡先辈作传状文，记述了传主对待科举的矛盾：年甫壮，便不顾友朋劝勉，毅然勇退，终身不履场屋；然却心有不甘，雄心勃郁，藏刀隐耀，终未一发其硎。文廷式慨叹国家设科取士，岁不下千人，萍邑岁科，三载亦数十百人，传主命运不济，竟劳苦困踬，不得阶前尺地，稍为吐气扬眉，而后话锋一转，论赞曰：先生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殆其所留者大，而所贻者远也。 文氏理解传主以退为进的抉择，与其将大好年华困于场屋，不如回里课子，传薪后辈，此处实、光借指功名、业绩，根、膏则暗喻科举文化精神与滋养源泉，传主虽无奈地藏刀隐耀，却要让这种科举文化精神薪火相传，子孙永保，在他看来，当然是所留者大，所贻者远。文廷式生前对于八股取士、科举变制，多有犀利的批评，但正如他笔下的这一位乡先贤，由科举文化精神造就的科举心理、科举情结，仍旧根深蒂固，无法解脱。在他的年代，尚可以将根、膏与实、光加以区隔，保留一份守先待后的从容心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停罢，悠悠百年一瞬息，风流俱往，覆水不收。科举制在物理层面已成永逝的过去，对于它的形式、内涵、价值、功过的追问与求索，只能由天真并执著的历史学家来完成了。如同余英时（1930）所论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础全面崩溃，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那么今人重新检讨科举制历史及其停废缘由与影响，肯定也非由单纯的怀旧情愫或复古企图使然，如何真正理解这一段历史，并且对现代人一言难尽的生存状态有所启示，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课题。
编者谨识
201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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