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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月亮和六便士》出版于1919年,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描写了一个原本平凡的普通人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优裕美满的生活,先是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荣格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里对中年危机有过精彩的论述,他问:社会上有没有这样一种大学,是特意为四十岁左右的人设立的,指导他们该怎样度过即将到来的人生?显然,《月亮和六便士》提供了一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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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工作稳定、家庭美满,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艺术理想。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后他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将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
《月亮和六便士》是毛姆出版于1919年的长篇小说,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讲述了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情世故的怪才的故事。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小说中关于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的探讨至今依旧具有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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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先学医,后从文。1915年《人生的枷锁》和1919年《月亮和六便士》两部书的问世,奠定了他作为著名小说家的地位。毛姆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剖视人生和社会,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流行最广、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之一,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天才作家。其他代表作还包括《刀锋》《寻欢作乐》《面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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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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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书评家一旦把稿费存入银行,偶尔会想当然地以为,如果他们对一些作家的作品加以剖析,他们的评论便真会对这些作家起到指导和点拨作用。这通常纯属幻想,不过,至少有一次,萨默塞特毛姆从一位书评家的见解中获益,尽管他总声称不在乎评论家的意见。《人生的枷锁》后来成为其读者最多的书一九一五年问世的时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的一篇匿名书评,对小说主人公菲利普凯里做了评论,认为他像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两眼紧盯着月亮,因而看不到脚下的六便士。四年后,毛姆一写完他接下来的一部小说,就把这个隐喻用作了书名《月亮和六便士》(在他和威廉海涅曼签署的合同里,这部小说最初叫《六便士和月亮》,较为别扭)。
尽管这一联系似乎不过是文学史里的一个脚注而已,但完全有理由将这两部小说放在一起讨论。毛姆即使还在写《人生的枷锁》时,也已在构思他的下一部小说了;在菲利普在波西米亚的巴黎和他的艺术专业的同学们聊天时,这部小说的情节已然大致勾勒出来。在那里,他听他的朋友克拉顿说道:在布列塔尼,他遇到过一个没人听说过的画家,一个古怪的家伙,曾是股票经纪人,人到中年才开始学画,他的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背离印象派画风,并在苦苦地为自己寻找一个独特的方式,不仅是绘画的方式,而且是感悟的方式。过了一段时间,克拉顿对菲利普说,这个奇怪的画家要动身去塔希提岛了:
他现在完全成了个穷光蛋。他本来是个brasseurdaffairesb,我想也就是你们英语里所说的股票经纪人吧;他有老婆孩子,收入颇丰。他把这一切统统抛弃掉,因为他想要当一名画家。他一走了之,跑到布列塔尼住下来,开始画画。他一分钱收入都没有,都快要挨饿了。
那他老婆孩子怎么办啊?菲利普问道。哦,他抛下他们不管,随他们挨饿,自生自灭对待老婆孩子,他表现得像个十足的无赖,他一直都像个十足的无赖;他对帮过他的人有时候,多亏好心的朋友们搭救,他才没有饿肚子态度很粗野。但他恰恰是个伟大的艺术家。
当然,克拉顿讲的只是法国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与艺术生涯的梗概;毛姆一九〇五年在巴黎时耳闻其事,当时,他在蒙帕纳斯待了一年,与一群艺术家和作家住在一起,他在《人生的枷锁》里对他们有过详细的描写。克拉顿的原型是说话尖刻、反偶像的爱尔兰画家罗德里克奥康纳,他从在布列塔尼遇到高更便成为他的信徒,而且既是他的美学理论的拥护者,也是他的反社会态度的辩护者。毛姆已然对那个神秘而有才华的人极感兴趣,本来倒想听奥康纳跟我多讲讲这个人的,不幸的是,他马上讨厌起我来。没机会从奥康纳那里听到更多关于高更的细节,于是,正如毛姆多年后承认的那样,无奈之下,他只好行使小说家的特权,虚构出一些事情来说明这个人物;我对这位法国艺术家知之甚少,就我看到的种种迹象,我塑造了他。
毛姆努力从奥康纳的话里推断出的,主要是围绕高更已然出现的种种神话他突然间转行学艺术,他抛弃家人,他残酷无情,他在塔希提岛闲适的生活,他死于麻风病(一个在《月亮和六便士》推波助澜之下一直以讹传讹的错误)。我们现在知道,这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高更利用业余时间,埋头绘画长达十年之久,然后,才丢了他那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而毛姆的主人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非常突兀地对艺术产生了兴趣。高更对妻子孩子很关心,而且为了他们,他希望凭借其艺术能够有所作为,甚至打算最后安排他们去塔希提岛和他会合;而斯特里克兰对家人不闻不问。高更不断地对自己的画进行分析和探讨,而斯特里克兰几乎不会表达自我,对于艺术理论也毫无兴趣。高更在马克萨斯群岛死于梅毒并发症,而斯特里克兰则在塔希提岛死于麻风病。记住这一点,就可以理解这个艺术家的儿子保拉会写道,在《月亮和六便士》里,他母亲没有发现斯特里克兰和她丈夫有丝毫相似之处。
不过,毛姆并不是在写传记,他是在写小说,他感兴趣的不是高更的生活琐事,而是某个像高更这样的人的不可思议的才华来自何方。一九一九年,他在把一个艺术家作为他的故事的焦点在写一部knstlerromanb的时候,他并非特例。在概览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小说时,范威克布鲁克斯写道:
艺术家,人们庶几可以说,是当代小说的典型主角,从《约翰克里斯托夫》到《门德尔》,从《生之火焰》到《月亮和六便士》,浏览过去二十年重要小说的清单,人们会更为惊讶地发现主角是画家、音乐家或者作家这一情况有多么常见。一直以来,艺术家总是作为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出现,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挤满了小说家的舞台。
尽管在最早的小说里就能发现偶尔出现的这些虚构的人物,但是,一直要到十九世纪后期,艺术家形象才会有点频繁地出现;即使到这个节点,对他们的塑造通常还是概略式的,不外乎这样几种套路:情绪亢奋的放浪者,半吊子艺术家,矫情的唯美主义者,或是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呈现他们的千篇一律的方式,凯瑟琳德马托斯在一八九四年抱怨说,是胡乱地把一些小说家的特性堆砌在一起,用言谈和举止的某些雕虫小技把它们捆绑住,把这个稻草人差来遣去,然后给它贴上画家的标签。只要有很多的画笔画筒就行,事和人都不重要。在这样的外表下,这些个漫画式的艺术家们每每是心系社会,带有比较传统的道德观,重点着墨于他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他们的艺术创作。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艺术家从小说背景移出,成为许多小说的焦点人物,艺术家小说成为英语里最流行的文类之一。许多这类作品包括乔治吉辛的《亨利拉伊克罗夫特的日记》(1903)、托马斯哈代的《意中人》(1903)、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1909)、亨利汉德尔理查森的《莫里斯格斯特》(1910)、斯蒂芬弗伦奇惠特曼的《命中注定》(1910)、玛丽奥斯汀的《才女》(1912)、D. 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1913)、弗兰克诺里斯的《范多弗与兽性》(1914)、薇拉凯瑟的《云雀之歌》(1915)、西奥多德莱塞的《天才》(1915)、梅辛克莱的《塔斯克杰文斯》(1916)、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画像》(1916)、吉尔伯特坎南的《门德尔:青春的故事》(1916)以及温德姆刘易斯的《塔尔》(1918)。
随着艺术家小说的激增,在艺术家主人公的塑造上出现了一大变化。取代了十九世纪小说中的艺术家那种传统而相对无恶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二十世纪小说中的那些艺术家表现出一种真正的、经常是深刻的反叛。比起他们的前辈,他们时常更疏离社会,他们的敏感性、内省和艺术驱动力要求他们摆脱正统社会。正如杰拉德杰伊戈德波格所评论的那样,新的艺术家主人公不再感觉到他有责任去再现他的社区的集体思想意识。艺术说教为自我表达所取代,个人感受力变得至高无上。在很多情况下,艺术家不仅不再明确而有力地表达他对社会的信仰;他将自己视为一只牛虻,叮咬一个沾沾自喜、目光短浅的公众去行动起来或者至少去理解。
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家小说的成长和艺术家主人公的形构是对现代关切和焦虑的回应。受到尼采著作中提出的天才或超人神话的激发,许多人带着迷恋回眸世纪之交变得声名显赫的那一代反社会的艺术家。他们在魏尔伦、瓦格纳、凡高、兰波和高更身上,看到了以挑战的姿态拒绝接受传统道德和正统的社会观念。这一对个性、创造性和反叛的兴趣是一种形式的浪漫主义情怀,其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对世界大战的耗损和无意义普遍感到失望,也越发感觉到,越来越厉害的机械化和工业主义正在摧毁人们本能的品质。工业化,戴维保罗解释说,强加上一种老一套;这种老一套并非建立在传统或是什么信仰系统的基础上,而只是在机器的运转系统时间成本的节省,生产、速度和金钱的无创造性的倍增。生产过程极其分层化,导致创造的感觉丧失殆尽。艺术家范威克布鲁克斯说,已然逐渐成为某种人的代表,这种人基本的人性未被机械化碾平:
现代工业主义意味着对男人,甚至对女人进行管理时采取对本能的普遍阻挠和控制,因此,这种生活类型不管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仍然为创造性冲动提供空间,它的头上有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光环。在我们这个一切都倾向于对性格严加控制的时代,普通人沦落到除了只想成功而没有其他理想的地步,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得不被迫一个接一个地放弃掉慷慨的人性中的品质。无怪乎艺术家已然成为这么多的愿望的天然磁石。只有他们似乎还能正常行使人类的路权,检验和探索生活的种种可能性。
毛姆在他的整个生涯中,总能敏锐地感觉到大众的趣味和意见;他想必意识到,读者普遍怀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像斯特里克兰这样的人物那样,去体验一下打破桎梏的感觉,即使是间接地感受到也行。正如他在《总结》里所透露的那样,艺术家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是能够开辟自己的生活之路的极少数的几类人之一:
艺术家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随心所欲地创造他喜欢过的生活。在其他职业中,比如在医学或法律行当,你有自由选择当不当医生或律师,但是,一旦选了,你就不再自由。你被行规所束缚;一种行为规范就强加在你身上。这种模式是已然确定了的。只有艺术家,也许还有罪犯,才能制定自己的模式。
在《月亮和六便士》里,毛姆通过对一种既乏味又琐碎的伦敦生活的详细描写,来框定斯特里克兰的故事,以此来强调社会规范的限制与艺术家的独立自主之间的巨大鸿沟;尽管这是一个特殊现象,他的许多读者不是同样的情况,但这种生活的乏味、老套和平庸足以提醒读者他们自己的生活受到限制的境况。
毛姆在第一章,开始勾画这一图景;在这章,他采用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和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里运用的技巧,好像他不是在写一部小说,而是在写一个真有其人的名画家的回忆录。他的叙述者假装严肃地分析围绕查尔斯斯特里克兰进行的扎实的、学究式的研究的范围:最早的批评文章、后来的注释著作、家人的辩解,以及不可避免的刻薄分析,但就是没有谈画家本质上的才华。对这个了不起的人物,叙述者声称比大多数人都更熟悉他、了解他,他间接地表明,他对被公开披露的晦涩难懂的一部分斯特里克兰的生涯有一种特别的了解。在小说结尾处,当他讲完故事,读者对这个艺术家,对他的旅程及其创作力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后,他提醒他们身处何处,让他们回到现代文明的伦敦生活的虚荣做作和浅薄无知状况中,再一次对斯特里克兰作一次正面的分析这一点出现在一本由一个美国著名批评家,即范布舍泰勒写的书里。
由那些既得利益者遗孀、家人、朋友和评论家在一个著名艺术家死后,提出他们自己对这个人的理解版本时出现的误解和歪曲,这是毛姆在《寻欢作乐》(1930)里形成的一个更全面、也更有技巧的想法。后来写的这部长篇以尖刻的笔触,描写了伦敦的文学午餐会、攀附的社交名媛和有着生意头脑的作家,就有讽刺性的处理,但是早在《月亮和六便士》的前八章里,毛姆就已然尝试了这种处理手法。这是毛姆非常熟悉的一个环境,他的早期读者会在书中的人物中认出许多名人来:理查德特文宁和乔治罗德显然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作家理查德怀廷和乔治斯特里特,罗丝沃特福德很可能是以毛姆的朋友维奥莉特亨特为原型塑造出来的。而且,斯特里克兰太太像极了当时著名的社交名媛西比尔科尔法克斯夫人。
前面这些章节当然主要集中在对斯特里克兰家庭的描写上,这个画家从这个家里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这样写,意在概括出全社会的乏味、自命不凡和令人窒息的生活。在斯特里克兰太太的种种愿望的驱策下,整个家庭似乎为随大流的平庸和压抑所笼罩。餐厅,就跟其他五百个餐厅一样,以一模一样的当时上档次的品位布置,它朴素、精美,又有些暗淡。孩子们干净、健康和端正,摊上一个显然无趣的父亲,他的妻子操办了许多餐会,都不愿意让他出席;餐会这种场合,人们见面的时候冷冷淡淡,分开的时候才感觉如释重负。总之,斯特里克兰家是他们那个阶级和生活环境里的一个综合且典型的标本:
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如此的虚幻,这种虚幻在其他一些人的身上也能看到,这些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而活着,他们生活在这个有机体之内,也只能依靠它而生活。他们就像身体里的细胞一样必不可少,但是,只要他们保持健康,就被淹没在重要的整体之中。斯特里克兰一家人是中产阶级里的一个普通家庭。()没有什么能更普通了。
最终,毛姆通过能够观察但不能参与其中的叙述者的双眼,为艺术天才画的画像,也许才是赋予《月亮和六便士》永恒魅力的东西。受家庭、社区和职业的要求所限,身陷各自时空的具体境况之中,受制于历史本身更大的力量,极少有读者能够考虑追寻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足迹而去。尽管如此,他们可以着迷于他对这些限制的藐视,着迷于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通过他,哪怕是间接地,他们或许可以满足一些打破他们自己生活的狭隘的愿望。
(姚君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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