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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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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作者利维拉尼显然带着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过往古代近东的历史材料和历史编撰成果。他认为，古代近东历史书写中存在着对文献材料采取表面化与比附的弊端，往往轻易将文献档案等材料视作信史来源而缺少深度分析。因此，利维拉尼注意采用人类学、文学、神话学等方法，重新解读古代近东神话叙事，并将其具体分析，进而建构出不一样的古代近东政治文化史。利维拉尼穿越文字表面和表层符号系统深入发掘神话背后深层的政治动因，不仅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神话的初始情境，也延展了历史书写的广度，重新呼应并升华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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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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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何失去了永恒？古代近东地区的国王们如何通过书信的表面之意表达深层权力意图？本书作者充分分析了古代近东地区的相关文献资料，从神话与政治的阐释入手，借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回答了这些问题，给古代近东的历史编撰带来了全新的启发，并有效地弥合了文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研究目的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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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里奥利维拉尼（Mario Liverani），意大利著名古代近东研究专家，罗马大学教授，意大利林西科学院院士，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著有《乌鲁克：第一座城市》《想象的巴别塔》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两河流域的文明史与考古。
金立江,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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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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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 001
阿达帕，诸神的客人 002
第二部分 赫梯，安纳托利亚 023
第二章 泰利毗努或论团结性 024
第三章 舒纳舒拉或论互惠性 051
第三部分 叙利亚 081
第四章 将乘战车赴沙漠 082
第五章 莱布-阿达，正直的受害者 095
第六章 阿齐鲁，二主之仆 125
第四部分 希伯来《圣经》 145
第七章 约阿施的故事 146
第八章 信息，女人与好客：《士师记》第十九至二十一章中的部落内部交流 159
参考资料 192
索引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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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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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话与政治》一书首次与读者见面，该书包括一系列的论文，这也是作者著名古代近东历史学家马里奥利维拉尼第一次被译介给大家。本书中的所有论文都已经发表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除了一篇是以法语书写的，其余都是以意大利语书写的。在意大利之外的国家，很少有人直接阅读过这些意大利语论文，所以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引起非意大利学者的重视，虽然这些论文常常是对古代文本的基本再读，可它们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我们重构历史的基础。本书收录的论文将向特定目标读者展示其价值。相较于此前仅仅收录更早的文章的英译版本，这一版的论文集能提供更多内容，诸如所有章节都基本上关注历史编纂学的问题且有统一的母题。尽管内容上涵盖了历史与编年的母题，但是这些论文都严格考察历史学家究竟如何赋予古代文献以意义。换言之，这些论文显示出历史学家的技艺是一种智力实践的事业。显然，这位历史学家的工作已经暗示了其将历史作为一种实际操作的态度，而这种方法论不仅适用于古代近东历史研究，也适用于一般历史研究。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同时也能让读者了解利维拉尼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研究工作的发展状态。这些论文的有效性保持了20年以上，因为它们在方法论与关注重心上具有革命性特征，最近已经在从事古代近东研究的其他学者中引起了共鸣。这些论文一如既往地成为古代近东文本资源批判性历史研究的范例。
在写作这些论文时，利维拉尼不仅显示出博学的特点，还运用了多样的方法，他及时关注文学与人类学等领域的学术进展。回顾其二三十年前所述的观点，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其中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欧陆兴起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思潮。彼时这些思潮方兴未艾，利维拉尼所关注与追求的正是历史文献使用过程中的本质问题。他的问题意识同当时的思潮相合。
利维拉尼在方法论上进行了革新，其中之一是对美索不达米亚（Mespotamia）的材料采取了神话的结构分析法。在阿达帕Adapa，诸神的客人中，他受列维-斯特劳斯分析待客仪式的启发，采取了一种人类学的方法，在神话叙事的层面进行标准化、结构式的解读。食物与饮料、穿衣与沐浴的二元结构都是待客的规定性行为规则。安努（Anu）试图赋予永生是令人吃惊的，但可以在这些结构规则的背景中得到理解，阿达帕拒绝通过改变人类的命运而拯救神灵也是这样。利维拉尼将神话叙事的结构主义方法同人类学待客仪式（显然来自朱利安皮特-利弗斯）的理论相结合，同时他的研究也含有更多典型的传统历史学家的文献学批评方法。
在泰利毗努（Telipinu）或论团结性中，利维拉尼明确批评了他的同行们的观念方法。他指出，懒惰的历史学家只看到古代文本的表面价值，认为那是一种准确的事实叙述，因此历史文本只需要对照其他材料进行增删调整就可以了。利维拉尼坚持认为，书写材料的来源一定是在历史自身中的再建构，在这一过程中，绝没有一种纯历史的目的。相反的，其原初目的是政治的、道德的，甚至是神学的，等等。我们必须分析其中的意识形态以便更加接近文本和历史真实的原初意图。谈及泰利毗努的法令，随着泰利毗努达到正向发展的顶点，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能够揭示一个前后相继的好与坏的二元统治模式。相信赫梯（Hatti）古王国法令中的记载都是对历史事实的准确反映是幼稚的，法令文本应被视作提供了有关泰利毗努而非其前任统治者的信息。
对于今天那些具有理论自觉的读者而言，上述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1977年这些文章出版时，历史学家们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方法论问题。还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位研究古代近东的历史学家，利维拉尼并未简单地跟从那些建立在历史学科的其他领域基础上的方法论潮流。事实上，他像一些历史学家，如海登怀特一样，就这些史学问题发表意见。这些历史学家们正开始更加直接地书写历史批评。海登怀特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著作最为知名，他以文学叙事、修辞等方法对历史文本进行研究、评论，这些历史文本传统上被视作透明的档案参见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87年版。。利维拉尼也采取了相似的文体与思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也认为历史档案是一种被书写的史料来源，需要同其他被书写的文本采取同样的阅读态度，这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在关联古代的来源时，利维拉尼的作品不该被视为受这些变化影响的结果，而应将其视作参与这一进程的先驱。在当代，利维拉尼关于历史的理论性评论相较于他不受置疑的关于古代近东研究的著作，更少为人所知。这部分是由于前者并未在其他历史学家那里受到广泛阅读，这些历史学家们认为对于历史学科而言，理论性评论完全是次要的领域。汇编利维拉尼论文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梳理背景与建构历史意义向更广泛的观众展现其历史批评思想的发展进程，这伴随着在欧洲大陆人文社科领域出现的一个更为宽广的学术理论框架的形成，而利维拉尼正参与其中。
例如第二部分第三章中，舒纳舒拉或论互惠性（初版于1973年），这里利维拉尼讨论了一份档案，它既非时间的历史叙事，亦非一个记录，而是一份单纯的档案一个条约。利维拉尼将其作为一份文学文本进行分析，聚焦其运用的匀称的形式，在复现或映射交易的重要性与确定事件的双重价值之间建立起关系。文本的对称仅仅是表象，掩盖了现实政治中平等的缺乏：在赫梯国王与基祖瓦特纳（Kizzuwatna）国王舒纳舒拉之间并不存在平等关系，而在赫梯国王与米坦尼国王之间则存在平等，这是以间接的方式暗示条约的读者注意其中的深意。如果没有文学与结构符号学的分析，就无法获得这样的理解。
利维拉尼最早期的作品显示出，他持有历史研究应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思想。谈到叙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历史叙事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在论文伊德利米（Idrimi），将乘战车赴沙漠（第三部分第四章中）中看到。利维拉尼认为，讲述伊德利米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叙事却是按照神话传说的模式来完成的，因此可以按照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所发展的方法进行分析。需要克服障碍的年轻英雄独自出发进入沙漠这样的元素，也能够在其他古代近东文本中被发现，这些都需要被平等地视作文学手段而不是真实的材料。在整个叙事的框架中，根据特定言辞的功能，这些故事的细节或被强调，或被隐藏。这种对细节的强调就是罗兰巴特所谓的现实效果参见罗兰巴特：《语言的窸窣》，R.霍华德译，纽约：希尔与王出版社1968年版，第141154页。：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被过分细节化的想象，以至于观众确信那是真实的。
第三部分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关于叙利亚Syria）的统治者莱布-埃达RibAdda与阿齐鲁，讨论的是在致埃及（Egypt）法老的信中他们的自我建构。他们使用了文学手段来呈现其案例：莱布-埃达就像一个正义的受难者，被他的神法老放弃；阿齐鲁使用一种语言，准确地表达了他表面上所陈述的对立面。因此，分析这封信同分析约阿施（Joash）和伊德利米的陈述是差不多的情况。在约阿施的故事（第四部分中第七章）中，一种根据叙事程式或逻辑来解构记述的方法被采用，这同解读《圣经》的方法类似。这个故事是一份辩解书，解释了约阿施为何登上了犹大（Judah）的王座，在古代近东不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很多这种体现文学元素的政治档案。所有这些例子中，利维拉尼运用了解构的方法，目的是防止在这些文本阅读中将叙事的分子解读成建构的整体。他剥离关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去除文本的神秘色彩，还原其真实目的，这些都有助于摆脱对文本的表层阅读。换句话说，利维拉尼关注的还是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
利维拉尼的意识形态批评是一种阿尔都塞学派式的或者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式的，他的转向是第一次真正在古代近东研究中引进对意识形态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后，这在该领域的其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概念被艺术史家与文献学者接受，尤其在那些研究亚述（Assyria）帝国的学者中产生了反响例如艾瑞尼温特：《新亚述帝国时期浮雕中王室修辞学与历史叙事的发展》，载《视觉传播》1981年第7期，第238页。。到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一种定义材料的标准途径，一些简单地将意识形态视作片面的强制性宣传的人坚持认为这种方法忽视了利维拉尼最初在方法论上的洞见。那个时候，利维拉尼自己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具有综合性，从结构主义转向对历史文本的心理分析和性别阅读。
例如，在利维拉尼1979年出版的对圣经《士师记》第十九至二十一章的重读（第四部分中第八章）中，聚焦于人类的身体，将其视作信息的媒介。这样一种阅读方式在历史与格外看重文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例如卡罗琳沃克拜纳姆：《分裂与救赎：中世纪宗教中的性别与人体》，纽约：地带书屋1992年版。风行之前，利维拉尼就开始尝试了。而且，利维拉尼引介性别理论问题时，《圣经》的女性主义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女性关系、待客之道与交换都是利维拉尼采用人类学的方法更进一步地同历史文本建立关系的结果，当然，交换《礼物》，伦敦：鲁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69年版。是以马塞尔莫斯的研究出版为核心标志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是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其最著名的代表是《亲属的基本结构》，伦敦：艾尔与斯波提斯伍德出版社1969年版。为参证的。
近些年，利维拉尼发表了历史编纂的相关评论并且将其不断引向深入，还以一种自省的方式反思自身的研究领域。这一工作转向并未体现在本论文集中，但是由于包括了几篇英文文章，所以更容易理解。这种自省现在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被打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这种具有鲜明的利维拉尼风格的工作具有十足的开创性，尽管他自己的立场是反对学术上的后现代怀疑论的参见《东方史料》2000年总第69期，第331332页。。在其意识形态评论中，利维拉尼将视角扩展到当今，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能误解了我们自身的外层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仍然必须被强调，不仅在古代的文本中，也要按照我们的方式，作为古人的学生，将这些文本转换成学问。历史的书写，甚至古代史书写应该远离一种简单迂腐的实践，必然受变化的政治需求、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等的影响。例如，利维拉尼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化的历史编纂著作《古代近东城市与现代意识形态》，见G.维尔海姆编：《东方城市：持续性，变迁，断裂》，萨尔布吕肯：萨尔布吕肯出版社1997年版，第85108页。就将城市研究的观点同学者的当代阐述联系了起来，这些当代学者们秉持东方主义、殖民主义、新资本主义等。在现代学术中，考古学与历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显示，两门学科之间的（无法达成预期目标的）对立已被时代的普遍意识形态潮流维系在一起，在这个时代，学者们不停地工作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古代近东中的历史与考古：不同关系的150年》，见H.屈内等编：《消失的乌鲁克，考古范围方法多样性，汉斯佐格尼森作品》，莱登威斯特夫：来多夫1999年版，第111页。。除了意识形态的评论，这些近期的文章显示出一般意义上的对古代近东学科的认识论的思考。
利维拉尼的学术产出持续、多产而且富有革新性，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他早期的研究成果。然而，这是一种重大的误解，他的早期成果在今天同它们首次出版时一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当前的这个选本不仅使历史专业的学生意识到利维拉尼所提供的时代和文本的洞见，也会鼓励他们继续这样的道路。一方面，要更加审慎地检讨古代记事本身；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现代学术思想对研究产生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学科中，为古代近东研究找到恰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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