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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际，校书机构开始由兰台转至东观。东观兼有校订五经、杂定礼仪、读书进学、教授生员等职能，是文职士人处理国家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整合平台。东观士人也身兼多种职责，随事敷设。其中，羣体修史的史书修纂模式与东汉帝制统治模式的转型关系密切，对后世影响尤为深巨。汉初上承古史官制度，有史官而无作史之责。司马氏父子有感于秦汉大一统的恢弘历史却无回应的历史解释，遂作《太史公书》，务成一家之言。对先秦史官传统和史书修纂方式又继承也有新变。武帝在汉朝的政治大一统之后，继续进行思想学术领域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太史公书》对当朝政治的超然态度及其所凸显的独立性格无疑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统治阶层遂将此书传抄限制于极小范围之内。此后有不少学者试图补续《史记》，但除冯商外，基本都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未能流传，并禁止私撰国史。王莽宣扬新政，两汉之际学界思想混乱，班氏父子断《太史公书》之通史为汉朝的断代史。以儒家观念重述汉史，维持汉家统绪。故此，《汉书》虽为私作却受到明帝的嘉奖，定为汉朝国史，并诏令专人予以补正，勤加宣讲。《史记》和《汉书》都是历史环境的产物，思想倾向的不同也造成两书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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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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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探讨东汉时期的校书修史活动与帝制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东汉国家文化事业的核心机构，东观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约有三端：一是相关校书人员参加白虎观会议，定著《白虎通德论》，完成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颁布天下；三是会集诸儒，群修国史。经书文本及其解读、本朝史的撰写，开始由个体行为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行政运作。这种转变削弱了经师和史家的个人权威，有助于建构东汉的合法政统。东观实为国家处理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整合平台，东汉学术的嬗变与当时帝制国家文化整合的进程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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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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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品，1979年生，安徽霍邱人，文学博士，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文献学，已在秦汉文献、写本文献等相关领域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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