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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系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丛书之一，作者通过学术史梳理，对国内在外国教育史研究这一领域100多年（尤其是近4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较为全面、充分和客观的回顾和总结。书中主要从外国教育史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时段与特征、外国学校教育史研究、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外国教育思想史研究、外国教育史学研究五方面对既有的文献（包括著作、教材、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进行梳理和挖掘，叙述、分析外国教育史这一学科在过去数十年间主要的研究问题、思想观点、不同见解之间的争论以及研究进展，这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能发挥知往鉴来的重要作用。 關於作者： 孙益，女，汉族，1979年出生于湖南岳阳，中共党员。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副教授。长期从事外国教育史、西方高等教育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时段与特征 第一节 起步与模仿（清末建国初期） 第二节 恢复与重建（1979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 第三节 探索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后期） 第四节 革新与转型（2000年至今） 第二章 外国学校教育史研究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中学校教育史的起步 第二节 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对外国国民教育制度的研究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外国学校教育研究的政策转向 第三章 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的研究 第二节 英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第三节 德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第四节 法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第五节 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第四章 外国教育思想史研究 第一节 外国古代教育思想研究进展 第二节 外国近代教育思想研究进展 第三节 外国现代教育思想研究进展 第四节 大学理念研究进展 第五章 外国教育史学研究 第一节 外国教育史学本体建构的起步 第二节 外国教育史学的体系化与学科化的探索 第三节 外国教育史学的危机与转向 结语 內容試閱： 总 序 2018年1月中旬，福建教育出版社成知辛编辑来电，邀请我编写一本反映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的著作。考虑到这本书的主题过于专业、读者面不大，因此，我建议不妨把选题扩大，组织编写一套反映教育学科各重要学科领域近几十年研究进展的丛书。成编辑欣然同意，并与我商议由我策划，并联系落实各分卷主要负责人。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努力，到2018年2月下旬，申报选题、确定分卷主要负责人等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从2018年3月开始，各分卷开始编写工作。到2019年8月底，已有数卷相继完成。按计划，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出版，并在今后一两年内出齐。这便是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丛书的由来。 这套丛书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既包括现行学科目录教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十个二级学科、公共事业管理一级学科之下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包括部分院校自设的二级学科（如教师教育、教育政策与法律、农村教育、民族教育等），也包括部分二级学科下的重要学科方向（如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德育研究等）。 负责丛书各分卷编写工作的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和湖州师范学院等高校。他们都具有长期从事教育学科研究的经历，熟悉本学科和学科领域的学术进展，均为本学科或学科领域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著名学者。 总序编写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第一，通过对教育学科各重要学科领域学术史的回顾，为从事教育研究的教学科研人员提供更为专业的线索清晰的学术史料参考，为教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相关课程、选择阅读书目和确定研究选题提供必要的指导。因此，这套丛书的读者定位确定为：高等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人员；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管理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热心教育研究的社会各界人士，等等。第二，通过扎实的文献研究，对教育学科各重要学科领域开展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全面、充分地回顾和审思中国教育研究近七十年（尤其是近四十年）的变化进程，为进一步挖掘中国教育研究及其变迁的规律奠定基础。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编者们希望藉由丛书的编写，在教育学界逐步形成一种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注重学术传承的风气，以进一步确立严格的学术规范，推动教育研究的长远发展。 在中国，专业的教育研究发端于清末民初。百余年来，中国的教育研究事业筚路蓝缕，历经坎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教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员规模不断扩大，成果产出大幅增加，规范意识显著增强，学术资源逐渐丰富，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在教育研究事业凯歌行进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教育研究如何有效地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固然有多种可能的途径和方法，但不论怎样，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选项。 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顽疾是，轻视乃至忽视学术史研究的意义，误以为学术史研究只是课题论证的一部分或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训练的一个环节，而对成熟的学者则不适用。因此，在大量的教育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很少对研究主题产生的知识背景（或知识谱系）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很少系统地梳理国内外同行在同一个主题上已经开展的研究工作，分析同行业已提出的研究结论，并对结论做出中肯的评判。由此造成的突出印象是，在这些研究者的成果发表之前，似乎没有人讨论过（甚至哪怕只是涉及）这个主题，这个主题似乎是全新的。研究者本意是借此说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价值，殊不知这反倒说明这项研究工作缺乏必要和充分的基础,而缺乏足够的前期基础的研究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进步。诸多教育研究成果之所以常给人缺乏厚重深邃而显得单薄肤浅之感，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缺少认识问题的纵深感，而这种纵深感既源于学者个体的知识积累，也基于学科本身业已生成的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学术传统。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如果要就中国教育学界研究的某一个主题（例如素质教育或学生课业负担等等）进行学术史梳理，那将是一项非常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关于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论述中，往往很难发现同一个时期不同学者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至少很少有学者明确阐明自己的研究与之前相关研究的关联），更不容易寻找到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同一个主题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联系和差别。由此造成的困难是，人们虽然可以了解哪些主题曾经得到了研究，但很难确切地知道是哪位学者最初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教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前后经历了哪些阶段，运用了哪些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对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什么进展，等等。 创新源自继承。事实上，无论从事何种主题的研究，只有在全面深刻地吸收、借鉴和批判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寻找到有待继续挖掘和探索的研究问题，才有可能开展新的、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才有可能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不断拓展和深化认识，才有可能切实地推动知识的进步。就教育研究而言，通过梳理不同学科领域重要主题研究的演变过程，厘清不同时期和不同学者对相关主题研究结果的相互关系，不仅有助于判断教育研究本身的进展、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助于不断形成学术积淀，夯实学科的基础，而且有利于逐步建立教育研究的学术传统，形成牢固的学术规范，保障教育研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少制造些意见，多生产点知识关于教育研究规范化问题的评论》等文中，作者已对相关问题做了初步讨论（参见《教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1期）。此处无非借题发挥，稍作补充。 在丛书各分卷陆续付梓之际，首先要感谢各分卷负责人和他们领导的编写团队。他们的精诚合作、积极参与和辛勤劳作，使丛书能按时、保质出版。 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感谢成知辛编辑和他的编辑团队为丛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节选二 序 言 虽然在数个世纪之前，中国以外世界的文化与文明就被我们的先辈注意到了，以多种形式记载下了他们对于中国以外的文化与文明的认知。但是，引以为自豪与自傲的中华传统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的祖先长久以来都恪守华夏第一的历史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中国雄踞天下之中心，周围不过是番邦蛮夷而已。对于外国文化与文明的记载不过是出于对异邦风物的好奇与猎奇，以华夏第一而居高临下的姿态，并无放眼世界向外国的文明学习的态度。 中国人对于外国教育方面的认知同样如此。明朝末期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传教，也将西方的教育形态带到了中国。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 Alfonso Vagnone，15661640 在1615年左右完成的《西学》和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1623年左右出版的《西学凡》都是用汉语写成的，他们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当时欧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科分类这两本书里介绍的高等教育学科分类包括文科（rhetorica，修辞学）、理科（philosophia，哲学）、医科（medicina，医学）、法科（leges，法学）、教科（canones，教规），以及道科（theologia，神学）。《西学》只介绍了5科，没有教科。的基本情况。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西方教育制度与内容的认知，对于西方学问和知识的了解，也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并没有意识到有深入研究和学习西方教育的必要。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并未引起整个社会从天朝上国的心态中转变过来，但促使晚清一批士大夫们开始探索、发现、介绍西方军事、政治、地理、社会、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开启了近代风气之先，掀起了此后一股西学东渐的潮流。士大夫们的努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抱着复杂的心态与情感，开始睁眼看世界。于是，对外国的关注由介绍开始，在这个全面介绍外国方方面面的过程中，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也开始了,人们逐渐认识到外国教育的历史发展对于中国人认识外国的教育有一定的裨益。中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就这样伴随着中国社会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向着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初见端倪。西学的不断传入与国家内忧外患的局势，使得清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在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开始被中国模仿，教授西方学科知识分类的新式学堂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兴办西式学堂的过程中，按照西方学科分类的知识体系，开设诸学科的课程，翻译和编撰相关的教材讲义，采取分科教育的方式，形成了新的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教育史学科也是这种新兴学科体系中的一部分。随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开办，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规则也被介绍到了中国。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学术及知识体系开始日渐消融、分化，建立起以西方学科分类标准为参照系的新知识体系。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是在西学东渐、西方学科分类意识传入中国以后，以西方学科为参照系建立起来的。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科体制与中国传统的学术结构截然不同，其构建了我国近代以来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也主宰了未来学术发展的主要形式。外国教育史学科与学术研究也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教育史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在于，作为教育科学的基础知识体系，教育史学科的萌芽还与中国师范教育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建立以后，为了培养更多新式学堂的合格教师，清政府顺应时代潮流在全国推广各级各类师范学堂，这些师范学堂里开始设置教育教学的相关专业，开设与教育相关的课程，引进和编撰教科书，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外国教育史以及教育学、中国教育史、教育管理学等多个专门知识领域，出现了作为师范院校教学科目的教育学科。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背景，清末外国教育史知识体系的建设首先取道日本。日本的地理位置、语言、文化与中国更为相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迅速崛起，也仿效西方的教育思想与制度对日本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从1896年开始，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这些留日学生中很大一部分学习的是师范科，这批留日学生将日本学者编译的外国教育史著述与教科书翻译成中文引入国内，还创办了不少刊物，介绍日本及欧美教育家、教育史的知识。20世纪2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留日热潮的消退，留学欧美尤其是留学美国成为新的潮流。留学美国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带着从美国学到的教育学理论与方法回到祖国，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一批学者也成为我国教育史学科的奠基人。他们不再取道日本，而是直接翻译欧美各国的教育名著，尤其是大规模翻译美国的教育作品，同时也创办了众多的教育杂志，刊载文章，广泛介绍欧美国家教育历史发展的过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学术也随着政治、社会的变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确立了它的名称和体系，在教育学科当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建国初期，受到全面苏化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受到苏联学术研究的影响，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苏联的体系，而且在学科建设上也逐步形成了受苏联影响的学科体系。这一阶段因为过分强调学习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简单化、教条化的现象，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人类教育史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差异性。 文革时期，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受到了批判，外国教育史的学术研究受到了严重摧残。在政治决定学术和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视角更多是被固定在政治解析之中，研究范围狭隘和研究方法单一，以至于研究成果几乎千人一面。相对封闭的国家政治生活约束和羁绊了外国教育史研究在学术上的进步。 1978年开始，以现代化为内容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外国教育史学科在新的形势下得以恢复和重建，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队伍得以发展壮大，在新时代的推动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成果。无论从研究数量、涉及的领域来看，还是从史料建设与方法创新上来看，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的学术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而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践领域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借鉴与指导作用。 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带动了各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兴盛与繁荣，也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外国教育史从历史社会学、文化史学、计量史学、家庭史等历史分支学科中获得了研究主题的灵感与方法论的启示，对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突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者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渠道接触和了解最新的各国教育史研究成果，与国外最顶尖的教育史研究者接触和对话，通过借鉴其他国家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来丰富我们自己的研究，拓宽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但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外国教育史学界的学者们不能被束缚在某些国家教育史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限定的框架内，我们必须从借鉴开始，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世界各国教育史发展的规律，不断探索创新教育史的研究方法，开拓教育史的研究领域，找到中国学术界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特色所在，推动教育史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本书以专题和时间为线索，旨在系统回顾建国70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状况。围绕外国学校教育史、外国高等教育史、外国教育思想史、外国教育史学这四个方面的主题，梳理当代中国对外国教育史研究和探索的基本情况，总结当代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特点，了解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为外国教育史学术研究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参与本书编写的主要作者（按撰写章节为序）如下。第一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孙益副教授；第二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陈露茜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石佳丽、钱晓菲；第三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孙益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杨希、杨雪芬、曹雅洁、夏青、陶业曦、郭松；第四章：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涂诗万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童想文编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晨教授，河南师范大学讲师朱治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刘敏；第五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陈露茜副教授。孙益负责全书的统稿。在此对上述同仁的精诚合作与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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