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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丁玲研究会副会长罗岗等权威学者选编；
2.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她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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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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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时代记忆文丛之一，是丁玲小说作品的一次重新结集，收录了丁玲一生三个关键时期，即从上海到延安再到东北的代表作。所选篇目多采用丁玲在原刊上*早发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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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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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当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27年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初发表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赞扬。之后创作了《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母亲》等作品，从而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于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她进入陕北苏区，担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担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率团随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进行宣传，统战工作。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译成多种文字，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晚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七年间，写了《杜晚香》《牛棚小品》等作品约一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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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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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柯3
莎菲女士的日记44
阿毛姑娘82
野草121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129
韦护137
年前的一天248
我在霞村的时候258
夜278
在医院中时286
田保霖306
三日杂记313
杜晚香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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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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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
张凤珠
没有哪个作家像丁玲这样，一生在荣辱毁誉间，经历过如此巨大的落差。我曾目睹过当年她在人群中，在作家协会机关院内，被前后簇拥着，被爱戴的目光包围着的盛况。曾几何时，天地似乎转了个儿，到1957年夏季，在王府大街文联大楼的会议室内，作家协会连续召开了十几次扩大会议，批判以丁玲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全参加了。会上那些发言，会议主持者为会议所营造的气氛，真够得上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演练，虽然还没有像红卫兵那样，对肉体施予各种残暴;但是那种对人的灵魂的肆意羞辱，对丁玲这样的人，承受起来恐怕比皮鞭更惨烈吧，那真是千夫所指啊！丁玲坐在一张小桌子的后面，旁边是陈明，我毫不怀疑她的心在颤栗，但脸面上还能平静地承受各种指责，真难为了她的修炼功夫。
丁玲生前有两次见面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一次是1952年，我十分向往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因为它的所长是丁玲。冰心、卢隐、丁玲，这是我中学时代热烈崇拜的作家。只是那时感到她们距离我十分遥远。现在革命胜利了，丁玲是从延安来的大作家，是老革命，在我眼中她身上的光彩就更加灿烂夺目。到她做所长的地方去学习，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可能因为我的申请太热切，感动了领导，我工作所在的东北文联，同意我去学习。舒群并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丁玲。丁玲正在大连养病，于是我带着这封信登上去大连的火车。即将见到丁玲了，只感到又兴奋，又忐忑不安，甚至有些胆怯了。
在此之前，我曾见过丁玲一次。那是1949年10月，她作为团长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苏联，在沈阳作短暂停留，我作为工作人员也随同到车站去迎接。1949年，几乎是节日连着节日，迎接这个代表团，对我也是个节日。代表团里还有诗人肖三、鲁迅夫人许广平、剧作家曹禺、电影演员白杨等。列车停稳后，丁玲先下来了，东北文联的领导们都拥上前去握手、问候。丁玲似乎身体有什么不适，立刻由舒群陪同去医院了。她留给我们的只是惊鸿一瞥。在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是她那张微黑的圆脸上，有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
我是在一个落雪的清晨从大连车站下火车的。漫天飞舞的雪花，把城市装扮成一片素白，空气中有一种凛冽的清新。我顾不上观赏市容雪景，直奔丁玲休养的疗养院。当我被让进屋内时，感到这里和窗外的冰雪严寒相比，真是温暖如春啊!丁玲、陈明，还有电影界著名导演袁牧之，他们正在用早餐。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丁玲，只见她身着一件室内穿的长袍，神态雍容，一看就感到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大作家，很有气魄。那时她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不久，声望正如日中天。但我没感到她摆名人的架子，对一个前来求见的年轻人，她的一些随意的问讯，很快消除了我内心的紧张，倒有些亲切的感觉了。
再一次印象深刻的会面，则是斗转星移廿多年之后的1979年。世事几经翻转，丁玲终于穿过炼狱般的折磨又回到北京。对她来说，此时也仅是曙光在望，强加到她身上的条条锁链并没有松开。
我和徐光耀听到丁玲回来的讯息后，立刻相约去看她。一路上，我也是心里忐忑不安。睽别廿多年了，她走过很长一段风霜雨雪的崎岖路程，如今已过古稀之年，她会是一种什么面目?白发萧疏，老态龙钟，很可能是伤痕累累吧。出乎意外，当我站到她面前时，我不胜惊讶了!她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她当然老多了，岁月和苦难是不会不留痕迹的，但是她的精气神儿却让人宽慰。还有那双眼睛，虽然不再波光闪烁，却仍有神采。她没有佝肩驼背之像，腿脚利索，说话也还是那样爽朗，笑容依旧，而且那笑声，使我为自己因重逢而流露的凄伤感到惭愧。
我们极想了解她这些年的经历，但是她不诉说自己，却关心文坛，一再讯问我们所熟悉的人和事。她勉励徐光耀，认为这一批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作家，是文学上宝贵的力量，应该起脊梁作用。她仍然是那样谆谆善诱，恍然间我们好像又回到50年代的文学研究所。我和徐光耀都很感动，也觉得不可思议，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有时承受的几乎是非人的遭遇以后，她何以还能保持住这样的豪情和锐气?她对生活依然充满热爱!我感到面对的几乎还是50年代那个爽朗的丁玲。我不胜惊奇，却没有很深的理解。
那一晚，吃过饭后，她在室内来回散步。话题讲到她在秦城监狱的生活。她讲到为了保住活力，把报纸和旧衣服团成一团，当作球来扔；为了不丧失说话的能力，她吟诗、唱歌、朗读。当说到在牢里后来允许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了，她的面容、声音都有了变化，似乎在回忆最亲密的人、最神往的事情。她说：我读过的所有小说中描写的人物，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么好，有那么高尚的情操，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神圣的，几乎前无古人。马克思最心爱的儿子死了，十分伤心，马克思说：他只是因为恩格斯才活下去。马克思著作中有许多数学演算，恩格斯都要为他复核一遍。恩格斯自己手头正有著作，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恩格斯立刻停止自己的著作，去帮助马克思。恩格斯整整花了十年时间，为马克思整理遗稿，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这么伟大的友谊吗?
她沉默下来，在座的只有陈明和我。我被她的叙述感染了，只是无言地望着她，她的脸庞好像很丰满，她每当沉思时，眼睛总是微眯着，心神似已飞驰到她所向往遥远的时空里。而她的眉字间蕴含着太丰厚的人生内涵。忽然地她又粲然一笑，略带自嘲地说：我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真看的入迷了，竟希望最好能等我看完以后再从监狱里放出去。
读过电报后，丁玲又惊又喜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一首词竟用电报发到前方，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丁玲到来的高兴程度。
丁玲回到延安后，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道谢，并表示遗憾，没有手迹。毛主席立刻找张纸，把原词抄了下来送她。丁玲非常珍惜这一不寻常的礼物。抗战开始后，她担心战乱的环境，怕不保险会丢失，便把这幅字仔细包好寄到重庆，请胡风代为保存。胡风知道这份托付和信任的分量。四十年间，他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几经迁徙流放，这幅字仍妥为保存，在1981年完壁归赵。这种对朋友的信义，是十分难得了。
丁玲对胡风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当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风，胡风总是想方设法把稿费寄给丁玲在湖南的母亲。丁玲把这份情谊看得很重。但在后来批判、声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丁玲不管她内心如何想，她都只能一个调子去批判了。这在她的心里会有一份歉意。那个年代，这类违心的表态太多。巴金晚年在他的《随想录》里，把一笔笔心债都逐一清算了。可惜时间没留给老太太做这件事
还有一段小插曲，我想就插在这里说说吧。当我在丁玲家看到梅志送还的，毛泽东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的条幅以后，立刻就感到这是《新观察》杂志应登的文章。我抄下这首词，加了几句按语，在《新观察》上发表了。刊物出来后，《解放军报》立刻就转载。想不到时过不久，副主编杨犁告诉我：作家协会一位领导，对《新观察》登这篇文章不满意，并问：这篇东西是不是张凤珠拿来的?杨犁和我说：我只能如实相告。
这就奇怪了!文章《解放军报》已经转载了，可见没有政治问题。毛主席的诗词嘛，有什么可不高兴的?难道就因为这道词是写给丁玲的?这和谁拿来的又有什么关系?文艺界真是内幕重重，而丁老太太的处境徽妙得很哪!
丁玲到陕北最初几年，可以算作她人生旅程上第二个高峰，是她生命最昂扬的时期。当红军，到前方去，结识了许多领袖人物，开国后的元帅，像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等。她那篇《彭德怀速写》直到今天仍是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抗战起后，丁玲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开赴晋察数，1939年又回到延安。逐渐地，生活似乎不再像初到陕北时那样单纯了。丁玲常说她处事太天真，因为考虑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际关系。有两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丁玲收到请東，那是周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来信，女儿蒋祖慧病了，让她去接。她已和党校借好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烦。她没有出席这个宴请，不料被认为是对婚事的态度。另外一件事，便是她那篇获罪文章，到1957年还要拿出来再批判的奇文《三八节有感》里面有一句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被认为这是讽刺江青的。
我想那时的丁玲确实没改造好，一片天真，有所感便有所发，全不懂世故和此中的利害，她哪里会想到，为一篇小文章，要背几十年的包状。
《三八节有感》虽然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但在整风中毛主席保了丁玲，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同，丁玲的文章有批评也有建议，而王实味是托派。有此话，两人的处境当然就有极大不同。丁玲是十分感念毛主席的。50年代她常说：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艺的。也说毛主席了解她。当她从山西回北京后，我曾问过她：知不知道1957年再批判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修改的?她说：当然知道。对毛主席的文章我们是熟悉的，一看就明白了。她没有说她明白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态。
《三八节有感》对丁玲的打击虽不是致命的，但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却很深远。几十年后在她的日记中还记有：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这是沉痛的自白，几十年的苦楚，如不是身受者，如何能有这份切骨的体味呢!读过她这样自白，对解读她晚年的心境，可能多一点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有几年短暂的辉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更使丁玲如子夜高悬的璀璨明星，我想这是她人生的顶峰了。正如老子所说：福兮祸之所伏，从1955年开始，她就逐步走向深渊，而且几乎是灭顶之灾。
丁玲一生的遭遇都是死去活来的。两度坐牢，所以有人讽刺说她：30年代坐牢，因为文章是红色的;70年代坐牢，文章成为白色的了。
按理说，丁玲不应该对别人构成威胁。她没有当官的欲望，只有创作的雄心，名作家意识。抗美援朝时，她送巴金等一批作家去朝鲜前线，自己因为职务在身走不开，难过得流泪。50年代，我看过她写给乔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我记得她信里一句话说：五十岁对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我那时年轻，不懂为什么五十岁对女同志痛苦，因此印象深刻，记住了。
1955年，她本来一身轻松躲到无锡写长篇去了，却仍然没有躲过灾难。我曾想过，这是否和她性格有关呢?解放初期她主编《文艺报》在开展文艺批评上，气势凶猛，得罪了一些人。直到90年代还有人在说：一篇文章消灭了肖也牧。康濯晚年在丁玲面前也提过肖也牧这件事，老太太很气愤，认为她写那篇文章，是善意帮助，有分析，不是打棍子。可能是这个意图，但以《文艺报》的地位，又不止一篇文章，在当时的气氛下，等于给一个人定了性。肖也牧后来再没有作品，而且遭遇凄惨。我又想过，她在《文艺报》的合作者，如果不是陈企霞，又会怎样?我不熟悉陈企霞，只感到他太锋芒毕露使不很尖锐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
对党内斗争，丁玲心里有清醒意识。一开始批判胡风，她就敏感到可能对她也要下手了。1955年春，有一天我遇到马烽，马烽和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作协通知她回来，立刻就回，不要推拖。我不大明白马烽的意思。后来オ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推向丁玲去了。
1955年末，中宣部向文艺界传达中央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示。在此之前虽然风闻作协正开会批判丁玲，但没想到竟达到反党高度。而所加给她的罪名，却不免使我犯疑惑。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这是新词儿。只听丁玲常鼓励文讲所的学员，要拿出好作品，写出好书，不只一本。现在加上个主义怎么就把原义全变了呢!还有制造个人崇拜，具体例子就是文讲所挂像的事。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都清楚，文讲所在1953年接待德国作家，在会议室里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几个作家的照片。丁玲并不知道此事。文讲所的逯斐有一天来看丁玲，谈起此事，丁玲立刻把我叫了过去，问我是否看见了这些挂像?我说看见了，她一边批评我不向她报告此事，一边让我立刻给田间打电话，把她的照片拿掉。我不明白她的用意，先去把电话打了。第二天她又嘱咐我，去文讲所看看照片是否已拿下来。这一回她才说了理由：怎么能这样挂像呢?还有几个副主席嘛，为什么不挂巴金、老舍的?他们这样做事太欠考虑。
挂像的事与丁玲无关，而且她纠正这种做法，这怎能算她的错误呢?那时我太没有政治经验，正如有人批判我不知天高地厚。在党的小组会上，我把挂像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意在澄清一下事实。小组会上没人反驳我。但这件事一到作协领导那里，我就成为大逆不道了!在开作协全体党员会时，此位领导在讲话中，忽然把手指向我，声色俱厉地训斥，说我斗胆妾为，在听过中央文件传达后，还敢替丁玲辩护，要查查这样人是怎么入的党。我想如果没有党章管着，他会立刻宜布开除我的党籍。
我没经历过这种阵势，完全吓傻了，低着头，不敢眼看他，但可以想象得出，他那张本就白皙的险，加上一副蔑视的神情，是多么今人发怵了。一位诗人形容过他：哪怕掉个跟头，也要摆个姿势。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说的是我亲自经历的事实。丁玲不管犯了多大错误，但这件事责任不在她身上。为什么如此凶恶地不许人说出事实真相呢?当时我云里雾里，内幕是多少年后才有所闻。已经有多少人付出青春的代价。
文件传达后，周扬在讲话中，讲到丁玲在上海被捕问题，说组织上将进行审查。
被国民党在南京软禁三年这件事，一直是丁玲心灵上的阴影。50年代她在同别人谈论周扬时，曾说：那是个幸运的人，历史上没经过什么，从上海就到延安了。对她这样含义不清的话，我当时没什么联想。现在看来丁玲也不了解周扬，他们是各有心腹事。前两年读龚育之一篇文章写道：周扬在做肺癌手术前，曾和人说，他有两个癌，一个肺，一个就是30年代。那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了。假如当年他们之间，能坦诚沟通一下，又会如何呢?
南京这段历史缠绕丁玲半个世纪。一个人这样长期地处于要为自己辩白的心态，这是一个沉重的压力。1984年，中央组织部下发了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文件，称赞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看到文件后，丁玲和陈明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实际仍有异议。无非两个问题：冯达的事，还有就是写过一个小纸条，表示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与社会活动。
丁玲说，在延安时，她曾和周恩来总理谈过冯达这件事。周总理说：你们原来就是夫妻，在当时那种具体困难处境下，可以理解。
李之琏50年代是中宣部党委书记，是丁玲历史审查小组成员，组长是张际春。李之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他听取丁玲陈述她被捕后怎样应付国民党当局对她的折磨，和三年多陷于无可奈何，既抱有希望，又难料后果，处在悲愤痛苦的日子的时候，她禁不住时断时续的泪流不止。谈话结束，丁玲走后，张际春对同志们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呼!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表现了无限的感慨。
不是说看人不要看一时一事吗?看丁玲一生的历史，难道还不能证明她对革命的态度?地是在丈夫性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参加党的，这个行动可以称得上悲壮。国民党逮捕她后，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审讯关押她，改用软禁政策。她始终没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拒绝敌人一切威胁利诱，不给敌人做一点事，国民党宣传方面的头子张道藩亲自邀请也不答应，只一心地千方百计找党的关系，一旦接上关系，就一心弃陕北苏区去。她到西安了，潘汉年还找到她，希望她用自己的影响到法国去工作。她仍不为所动，一心只想去
陕北。谁都知道那时革命很艰苦。
1979年，她又回到北京，虽然已是右派改正高潮，但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纠缠的仍是这段历史问题。这压在心上的沉重石块，不能不影响到她晚年的心境和处事。
1979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当时她还住在友谊宾馆。我去看她时她问我读到这篇文章没有?听我回答读到了后，她又问：有什么反响吗?我说：这是你亮相文章，怎么会没有反响，都很注意。她问：都有些什么议论?我迟疑一下，回答她：有两种看法，一是不相信。她立刻问：不相信什么?我说：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还有一种就是不理解。她问：你是哪一种啊?我说：第二种。我不能理解你经过甘多年致命的打击以后，怎么还能像苏联小说中，红军战士喊着为斯大林去冲锋那样，说自己是为毛主席而写作。她说：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就是这种感情。我说：可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啊!她沉默有顷，笑笑说：看来这廿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我倒是认可这种说法。但是老太太说的政治的具体含义，我并不清楚。
在1979年，那时老太太很想让我在她身边工作，但我力不从心了。我和她说：我现在不是二十年前，单身个人，如今携家带口，负担很重。你最好找个年轻些的。你要个秘书还不容易吗，想来的人多着呢。老太太回了我一句;我能随便请个坐探到身边来吗?这话当时让我吃了一惊，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比较迟钝。我不大体会丁玲回京后，所承受的如她所说的，文艺界宗派势力的压力。另一方面，我对周扬在文艺和政治思想方面所进行的反思，他的忏悔和得到一些中青年作家的谅解和拥戴这方面却感受突出。我认为丁玲常在讲话中，敲打周扬几句，不明智，效果适得其反。丁玲有次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语气影射周扬。就有学员在下边议论，怎么只反大臣，不敢碰皇上呀!我自以为比老太太懂行情，便经常在她面前讲：周扬如何反思，如何检讨自己，如何受到欢迎等事。我的用意无非想提醒丁玲不要再在讲话时讽刺周扬，弄不好，反而损坏自己形象。老太太不爱听我这些话。有一次在一个人面前说：张凤珠什么意思?总在我面前给周扬唱赞歌。这个人劝告我：别说了，没有用。
后来我又听说丁玲写了一篇《也频与革命》，是指责沈从文的。丁玲认为在30年代，沈从文写的《记丁玲》是对革命者的污蔑，据说有一百多条不实之处，说沈从文以为她死了就任意编造。
我没读过《记丁玲》，是非曲直无法判断。
但是有一点感觉很明确，何必去批沈从文。我不敢向丁玲表达此意，便和陈明说：沈从文自解放后，被迫停笔，终止文学创作，10年在故宫当讲解员，人们都非常同情他，对他过去文学上的成就，也重新评价。在这时候去批评他，会引起人们反感。
陈明说：他的书里失实之处太多。丁玲也不能任这种以好友自居编造的谎言谬种流传啊!
我无话可说。
丁玲可能从来就不喜欢沈从文，包括他的作品。有一次古华来她家做客，古华的《芙蓉镇》刚刚得了茅盾文学奖。谈话间，老太太忽然说：古华，你们不要学沈从文那一套。听到这样一些话，我只能感到老太太对这一代人的所喜所恶，不够了解。
原载《黄河》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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