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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毛公鼎散氏盘》: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一一八四三一出土于陕西岐山,历陈介祺、叶恭绰等人递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高五十三点八厘米,口径四十七点九厘米。鼎内铭文四百九十九字,是迄今所见长的青铜器铭文。其书法用笔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李瑞清《跋毛公鼎》云: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散氏盘,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记叙散、矢两个联姻国之间划分田界、立誓、画图以确认归属之事。清乾隆初出土于陕西凤翔,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盘高二十点六厘米,口径五十四点六厘米。有铭文十九行三百五十七字。书法浑朴雄奇,自由活泼,字形结构避让有趣而不造作,是西周晚期大篆成熟的代表作。
《石鼓文》:《毛公鼎散氏盘》: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一一八四三一出土于陕西岐山,历陈介祺、叶恭绰等人递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高五十三点八厘米,口径四十七点九厘米。鼎内铭文四百九十九字,是迄今所见长的青铜器铭文。其书法用笔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李瑞清《跋毛公鼎》云: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散氏盘,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记叙散、矢两个联姻国之间划分田界、立誓、画图以确认归属之事。清乾隆初出土于陕西凤翔,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盘高二十点六厘米,口径五十四点六厘米。有铭文十九行三百五十七字。书法浑朴雄奇,自由活泼,字形结构避让有趣而不造作,是西周晚期大篆成熟的代表作。
《石鼓文》:
《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其石共十件,高五十至九十厘米不等,直径约六十厘米,其状似鼓,俗称石鼓。每石各刻四言诗一首,记述秦国君王狩猎之事,故亦称猎碣,原文应有七百馀字,今仅存二百七十二字。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字体在金文与秦篆之间,是由大篆向小篆演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字体。用笔起止均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风神古茂雄秀,冠绝古今。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潋、吴昌硕、王福庵等皆获益于此。
该书所刊为北宋拓后劲本存四百九十一字,原为明代藏书家安国所藏,现藏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
《石门颂》:
褒斜道是古代连接汉中和关中的要道,它凿石架桥,横穿秦岭,又名褒斜栈道。在褒斜道的南端,即褒谷开凿有石门隧道,又称石门洞。自东汉以来,石门通而复塞,塞而复通,屡经修复。历代文人歌咏、题刻者甚多,《石门颂:》即刻于石门崖壁上的一方摩崖石刻。
《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汉中太守王异撰文,颂扬原司隶校尉杨孟文复修栈道之事。隶书,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十一字不等。刻于东汉建和二年一一四八一,刻写面高二百六十一厘米,宽二百零五厘米。一九六七年,因在石门所在地修建水库,将此摩崖石刻从崖壁中凿出,随后迁至汉中市博物馆。
《石门颂》为汉隶精品,放纵舒展,参差错落,纵横开阖,灵动飘逸,历来为世人推崇。清杨守敬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其出;康有为赞其劲挺有姿具深趣,是临习汉隶的范本之一。
《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敕碑》《修孔子庙器碑》等,为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添造礼器而立。东汉永寿二年一一五六一刻立于孔庙,与《乙瑛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碑高二百三十四厘米,宽一百〇五厘米。隶书,此对碑文的描述似不完整,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
《礼器碑》被认为是临习隶书的上佳范本,正如清人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所言:由此入手,流丽者可摹,方正者亦可摹;高古者可摹,纵横跌宕者亦无不可摹也。《礼器碑》用笔以方为主,方圆兼用,细而不弱,肥而不肿,粗细结合,和谐统一;结体方整谨严,雍雅遒逸,疏而不散,紧而不密;可贵的,是其在平正之中蕴含奇气和异趣,极具变化之美。如清王澍所言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四〇五)。通高一百八十三厘米,宽六十八厘米,厚二十一厘米。碑文十三行,行三十字,碑的下部有题名十三行。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一七七八一,《爨宝子碑》出土于云南南宁(今曲靖),咸丰初,时任曲靖知府的金石学家邓尔恒发现此碑,并将其移至城内武侯祠中。一九三七年移至曲靖*中学,并保存至今。爨宝子,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十九岁时就任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治理有方,政绩卓著,惜英年早逝。死后僚属及百姓为其刻石立碑,以志不忘。
《爨宝子碑》书法浑厚、朴拙,康有为称道其端朴若古佛之容字体在隶、楷之间,朴茂古厚中蕴含清健、灵秀之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总之,作为著名且稀有的南碑之一,《爨宝子碑:》以其独特风格在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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