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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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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史料翔实，论述深刻，对中国人口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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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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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析了1950年到2016年中国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政策的变化，对人口变迁模式和增长的影响，认为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政策上是对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对人的再生产，决策权由家庭分散自由行使；二是改革开放到2016年的38年间，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向市场转变，而人的再生产则收归国家，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在经济体制越来越向市场经济调节迈进时，人口再生产的计划管理，人口流动的未彻底放开，其后果是导致对人口增长和流动的政府和市场的双重调节，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人口坑。中国经济呈现出未富先老，未强先衰，而人口城市化则呈现出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出城 回村的特点。这样既强烈的约束了生育意愿，又对经济增长形成了下行压力，尤其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国民经济会产生深刻和严重的影响，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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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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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弥，女，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研究员。主要研究丶方向为，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及政策等，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参加多项国家级和部级课题，出版有《发展经济学》《城市发展战略》《国有企业攻坚》《城市体系的网络结构》《社会转型与民生之路》等专著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研究参考》《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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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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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1
一、1949年后生育自主决策与人口增长及转型1
二、1978年后的生育管制及其人口增长8
三、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坑和中国经济的未强先衰18
第一章农业时代（1949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大跃进运动20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的高生育率和恢复性增长20
一、土地改革与农村农户经济20
二、传统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22
三、避孕技术的落后24
四、生活改善与死亡率快速下降27
五、人口高生育率与高增长率31
第二节自由迁徙和城市化32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管理33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化与人口流动35
三、人口城市化的方式37
第三节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与人口增长和迁移39
一、从农户经济到高级社的生育率转折39
二、后期人口的过度转移41
三、粮食供需与人口增长和流动失衡的凸显42
四、马寅初《新人口论》和建议控制人口45
五、学术和政策界的争论和人口政策48
第二章特殊时期（19581961）：马尔萨斯式平衡与逆城市化53
第一节从农村高级社到人民公社53
一、灾荒和粮食征购与农村低生育率53
二、农田水利建设与大炼钢铁59
三、农村营养不良与高死亡率61
四、四年人口负增长率和低成长65
第二节短缺经济下的工业收缩67
一、粮食供应短缺与工业规模收缩67
二、劝退城镇人口返回农村71
三、食品短缺影响人口增长76
第三节城乡户籍制度的建立80
一、确立户籍管理制度80
二、城镇家庭人口与粮油配给制度83
三、城市化水平下降85
第三章恢复与文化大革命前期（19621972）：人口增长与迁移停滞90
第一节农村高生育率90
一、征购减少与解散食堂90
二、自留地与农户经济间歇复苏94
三、农村生育率反弹101
第二节城市人口生育率及变化103
一、生育率前高后低104
二、人口恢复性增长107
第三节城市化进程停滞110
一、严禁人口向城市流动110
二、极少量人口向城市迁移112
三、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14
四、城市化进程基本停滞117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人口增长与逆城市化（19731979）121
第一节人口生育和增长下降121
一、抑制农村自留地122
二、集体劳动被分配强化123
三、提倡计划生育与避孕技术开始普及123
第二节人口生育模式转换127
一、生育观念改变128
二、城市人口抚养能力下降130
三、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133
第三节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人口迁移137
一、知识青年下乡与城市家庭向农村疏散137
二、少部分农村人口转成城市居民139
三、文化大革命后期放宽知识青年返回城市142
四、城市化进程仍然基本停滞144
第五章改革开放初期（19801990）：增长小幅反弹与人口流动开启149
第一节人口的第三波高增长150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生育的反复150
二、知识青年回城与集中成婚生育151
三、生育率从高水平降低到替代水平152
四、寿命延长与人口中高速增长154
第二节改革开放启动人口流动155
一、经济恢复扩大人口进城156
二、联产承包收益递减与农工潮159
三、从禁止农民工外出到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160
第三节计划生育从倡导到国策163
一、国外人口增长悲观论的进入和传播164
二、控制生育：人口学的主流研究165
三、计划生育观点从倡议到国策168
四、计划生育措施逐步强化170
第六章世纪之交（19912002）：生育双重调节与人口流动加速173
第一节生育市场的双重调节173
一、生育机制调节功能越来越强175
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布183
三、生育管制措施越来越严密186
第二节人口增长快速转型189
一、家庭小型化190
二、低生育文化开始形成194
三、急剧转入人口低生育率和人口低增长速度阶段197
第三节世纪之交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199
一、工业化进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200
二、农民工务工和临时居住制度的形成204
三、城市人口增长：教育、从商和入伍等因素209
四、城市化水平的变动210
第七章21世纪初（20032013）：工业化后期的人口增长与流动215
第一节人口的超低生育和增长215
一、农村自然经济解体216
二、传统生育观念瓦解217
三、人口流动降低生育率218
第二节生育成本对生育率的约束221
一、生养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急剧上升221
二、生育的行政罚款成本快速趋于昂贵224
三、计划生育管制更加严格231
第三节21世纪初的人口流动与迁移233
一、工业化中后期与劳动力需求233
二、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到接近枯竭235
三、户籍、教育、社保深层次问题238
四、人口迁移呈现出青出老回的状态243
五、城市扩张性人口城市化244
六、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常住人口城镇化247
第八章人口生育与迁移大争论和政策转型的四年（20142017）250
第一节对计划生育的反思与政策的调整250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高增长时间的缩短250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的显现252
三、对计划生育理论和实践的反思257
四、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与效果260
五、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与效果262
六、生育体制改革内容和时间的争论263
第二节人口迁移与城市化265
一、剩余劳动力枯竭与人口流动回落265
二、经济增长放缓与农民工返乡267
三、20142017年的城镇化水平269
四、对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反思270
五、国务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272
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退出与进入障碍275
七、人口迁移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期279
第三节中国人口经济理论的研究与进展282
一、人口经济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283
二、关于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284
结语289
参考文献291
后记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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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从1949年始到2017年止，中国的人口增长和流动已经有69年的历史，这期间，中国大的体制环境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计划经济阶段和改革开放阶段。
中国的人口增长和流动与经济的因果关系，有其特殊性。从人口生育模式的变化来看，从1949年到1978年，虽然我们总体上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但是，在生育决策方面，生育权属于家庭，生育数量由家庭分散决策；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和按要素分配制度转型，但是在生育决策方面，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数量由政府集中管理。因此，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生育模式，其实分为家庭分散决策与政府集中管理两个不同的阶段。人口迁移也从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的自由流动模式，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户籍管制模式，再到改革开放后户籍管制加居住证制度下的流动模式，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1949年后生育自主决策与人口增长及转型
19491978年的30年，从大的经济体制变迁来看，中国经历了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三年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恢复和文化大革命等不同时期。虽然这30年我国实行资产国有、资源配置集中管理，也进行过关于人口增长与耕地、粮食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平衡的争论，但是，与改革开放后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生育权始终在家庭和个人手中。下面我们来看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生育模式和人口增长的格局。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生育模式与人口增长
从大的生育模式的体制环境看，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从解放区开始到全国，逐步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即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农户。19501957年，我国逐步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我国农村经济体制从农户私有经济逐步转变为土地产权仍为农户所有的合作社经济，国家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对私人资本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到后来实行了完全国有化的改造。这一时期的生育权属于家庭，生育数量由家庭分散决策；人口迁移还没有受到管制，人口还可以在区际和城乡间自由流动。
1自给自足的小农户的生育模式
对这个阶段中国农村农民家庭生育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1）生育决策和行为过程中，抚养子女的生活成本低，自然经济程度高，生育受货币收入线的约束较小。农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自有的或耕种的土地，或者后来入股合作社被划分到的土地，货币化程度很低。除锅碗、食盐、布料等特殊商品外，农村家庭对生活品外购的比例不高；而食品、燃料和住房，则来自自己（或合作社）的种植、采集和建造，相当一部分衣着也来源于家庭纺织等自然经济。虽然农村家庭子女入学率逐步提高，但他们的教育层次仍较低，大学升学率也非常低；农村医疗药品少，农民靠土方治病占多数，西医普及缓慢，药品价格也较低，因此，教育和医疗的支出占家庭生活支出的比例很低。
（2）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低。农业生产有着较强的季节性，有的地区农闲时间长，出工时间也可以由自己安排。虽然当时国家对人口迁移还没有进行管制，但是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妇女，除了村际之间的婚姻嫁娶之外，向外流动的机会不多，加上受教育程度低，许多妇女是文盲，寻找新工作的机会也很少。因此，农村妇女生育孩子，谈不上放弃事业和损失收入。
（3）多生育子女可以提高收益。农村孩子当中，年龄大一些的可以照看弟妹、拾粪集肥、割草砍柴、喂畜放牧，也可以干一些种田收割等辅助性的农活。子女成人之后，子女数量多使得老人养老的选择也多一些。
这一时期农户的生育数量，取决于农村家庭在自然经济下自给自足的能力，以及家庭收益极限中扣除成人生活和农业生产所需外，在剩余收益中抚养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均衡点。
2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城镇家庭生育模式
这一阶段的中国，城市人口的比例较小且提高缓慢。城市中实行的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工资低，物价低，家庭教育和医疗成本也较低。城镇家庭生育决策和行为表现如下。
（1）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除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三轮车夫和商贩外，大多数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主要取决于国家计划。与农村居民自给自足不同的是，城镇居民绝大部分生活支出需要以货币支付。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和医疗成本以及其他物价水平较低，但在一定的工资收入水平内，成年城镇居民自己生活、抚养子女、供养老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2）机会成本对城镇居民生育子女的数量开始起到微弱的约束作用。当时，城镇妇女中文盲较多，许多妇女进入识字班进行扫盲学习，选择工作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增多。城镇中的妇女，一少部分已经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她们如果生育过多的子女，就需要自己照料孩子，会失去工作岗位和工资收入等。机会成本机制对城镇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起到了一小部分抑制作用。
（3）城镇居民养育子女的预算是工资收入扣除自身和供养老人开销以及留有一定储蓄后的剩余；生育子女的数量取决于其成本与预算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平衡。还有许多家庭，丈夫在城镇中工作，妻子在农村生活，丈夫的一部分工资收入可支付给妻儿，加上农村生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较低，因此农村人口生育率仍然很高。
3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城乡生育率与人口增长
从中国19501957年的人口生育、出生、死亡和增长情况来看，我国这一阶段人口总和生育率年平均高达62，出生率年平均高达3566。农村总和生育率为65，而城镇为42左右。宏观上看，我国人口呈现高出生率、由高到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变动模式。
从城乡结构来看，我国乡村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8936%缓慢下降到1957年的8461%。这一时期，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和迁移的政策还较为宽松王跃生.中国当代人口迁移政策演变考察立足于20世纪5090年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3）.。综合考虑，农村人口生育率高于城镇，城镇人口增长中有一定的比例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19501957年，乡村人口平均比例为8676%。同一时期，城市居民收入货币化，抚养子女受到货币收入预算线的硬约束，教育、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物价水平较低，城镇平均总和生育率要比农村低2～3。而农村居民由于经济自给自足，生活资料的来源无硬性约束，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比城市低，因此平均总和生育率较高。因此，人口高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农村。
从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人口增长状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刚刚开始，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经济还占较高的比例，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供养着84%以上的高生育率人口，因此货币经济、文化水平、机会成本等市场经济调节机制，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还不能占主导，而人口死亡率却因营养状况的改善和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而下降。
这样的人口增长态势，引起了经济学家马寅初的警惕。客观地讲，虽然现实状况并不像马寅初想象的那样严峻，但是，这一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2136的速度，已经处于意大利经济学家佩切伊所说的爆炸式增长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100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阶段。
此时，如果人口继续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人口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向着市场经济迈进，决定家庭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对抑制人口生育数量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强，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将逐步被平抑。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二）19581961年马尔萨斯式人口平衡
从这一阶段人口增长的体制环境来看：一方面，1958年全国农村和城郊成立人民公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从自给自足到以土地等入股的生产合作社，再到集体所有、集体工作、集体生产和集体分配。1958年12月，加入人民公社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991%。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另一方面，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户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汇编［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建立并开始实施城乡人口户籍管制制度，基本上限制了人口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
这一时期，虽然生育权仍然在家庭，但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家庭的生育行为受到了影响：①1958年，国民经济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国家从农民手中统购的粮食太多；许多农村开设公共食堂，取消了家庭食品消费，造成粮食浪费严重；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人民公社集中劳动力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大面积人口营养不良和食不果腹的情况。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19581961年，全国农民平均占有粮食总量从311千克逐步降低到223千克和191千克。辛逸，葛玲.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J］.中共党史研究，2008（3）.②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农户土地归集体，许多地方将原来给农户的自留地也收归集体，这使得农民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变成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开始解体，但农户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的收入有限，集体劳动的紧张性以及粮食不足，都约束了农户的生育行为，降低了生育率。
关于城镇居民家庭生育情况，由于工资水平下调，城镇居民养育子女的货币支付能力下降；1955年，城镇开始实行按人数供应粮食的制度，这一制度在19581961年得到完善，但每人粮食供应数量却因经济困难而减少；一些城镇居民还要补贴农村经济困难的亲友，粮食等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城镇家庭生育率下降，使得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下降。
19581961年，农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家庭养育子女的生活资料来源，使农户生育模式发生较大的变化。工业化的大跃进，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55年的1348%，上升到1960年的1975%。国家的粮食分配需要配合这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国家从农村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结果导致了全国农村农民粮食极度短缺，这一时期因饥饿导致的死亡主要发生在乡村。这实际是马尔萨斯效应中提到的饥荒等方式对人口数量进行的强制平衡，使人口增长的规模与工业化对农村粮食的需要以及公社制度下的农业产出水平等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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