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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萨宁》是一部极为特别的作品,纵观整个俄罗斯文学史,都算的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明快优美的景色描写与黑暗扭曲的人性剖析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另一方面,主人公标榜个人享乐主义,无视一切固有的道德和规则,甚至漠视生命,但是实际上,他标志着个人独立的觉醒,代表着社会变革期知识分子对固有传统的质疑和对生命最终意义的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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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内容简介】:
《萨宁》是阿尔志跋绥夫的代表作,书中叙述了自幼在家庭之外长大的主人公萨宁返回家乡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萨宁对一切事物都漠不关心,自由自在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表面上看萨宁公开追求享乐,极为堕落,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萨宁也代表着俄国知识分子个人意识和自我价值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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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是俄国颓废主义文学流派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优美、灿烂的景色描写和细腻、阴暗的心理描写相互交替,极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俄国文学传统的现实责任感此起彼伏,欢乐的感官享乐态度和对整个存在的深刻怀疑精神处处对峙。这些鲜明的特点,让他在同一时期的作家中独树一帜,堪称俄国新兴文学作家的典型代表。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极为推崇阿尔志跋绥夫,他翻译作品数量最多的,他评论频率最高的,当首推阿尔志跋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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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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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阿尔志跋绥夫和他的《萨宁》
(代译序)
刘文飞
在中学时读鲁迅,碰到阿尔志跋绥夫这个佶屈聱牙的姓氏,反复念了好几遍,终于记住了这位俄国作家;做研究生时读俄国文学史,几乎在每一种俄国文学史中都遇见对小说《萨宁》的批评和抨击,却一直没有机会直接阅读阿尔志跋绥夫的这部名作。苏联解体之后,大批遭禁的作家和作品得到释放,阿尔志跋绥夫和他的《萨宁》也终于浮出水面,来到我们面前。
自杀、绘画和文学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Михаил Перт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生于一八七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少时的阿尔志跋绥夫过着恬静的乡村生活,在家乡的学校里读了五年书。据说,他的家乡,哈尔科夫省的阿赫特尔卡(今乌克兰境内),是一座风景十分美丽的小城。小城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静静的沃尔斯克拉河从城边蜿蜒流过,几乎每一户人家的屋后都有一个直抵河边的花园,对岸的小山上还有一座静静的修道院。也许是受自然美景的熏陶,阿尔志跋绥夫很早就立下当一名画家的志向,后来,阿尔志跋绥夫进入哈尔科夫美术学校。然而,他在美术学校只学了很短一段时间,最终也没能成为画家,但少时的志向对他的文学创作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阅读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优美的风景描写是其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而且,作家几乎将他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放置在他自幼起就熟悉的生活场景之中,他笔下的自然就是他故乡的山水。此外,他从绘画转向文学,这中间还有一个偶然的契机,作家本人后来在札记中曾这样写道:童年时我曾想做一个猎手,但也不反对做军官,后来长时间幻想做一名画家,而成为一位作家则是相当意外的。这是因为,哈尔科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并付给我八个卢布,我用这钱买了颜料。后来,我又缺钱,就又写起了小说,这样一来,学画就让我感到枯燥,于是我就转向了文学。[ 转引自《阿尔志跋绥夫三卷集》,TERRA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九四,第一卷,第九页。]阿尔志跋绥夫写小说的原始动机,是为了赚钱去买绘画的颜料。
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不幸的事件对阿尔志跋绥夫未来的文学生涯产生了影响。十六岁时,也就是一八九四年春天,由于对生活感到绝望,阿尔志跋绥夫曾开枪自杀。他伤势严重,生命垂危,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我们不知道,促使他举起枪来自杀的那些思想斗争和矛盾心理是否也是促使他拿起笔来写作的推动力,但自杀前后的强烈感受却是他久久难以忘怀的。没等伤愈,他就将那些感觉和体验写进一个短篇小说,这篇具有生活素材和真实感受的小说不久就顺利地在哈尔科夫的《南疆报》上刊出(《一个军官讲述的故事》,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后来,自杀事件和自杀者持续不断地出现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中,有人竟说:很少有哪一篇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没有关于死亡及其注定的不可避免性的悲哀思索。在他的长篇和中篇里,死亡几平成了主角。[ 普罗科波夫:《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的生与死》,见《阿尔志跋绥夫三卷集》,第一卷,第五页。
]
从画家到作家,从自杀的体验到文学的实践,阿尔志跋绥夫完成了一次跨越。而画家的独特视角和自杀者的独特感受,却都在他的整个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被视为其作家个性和创作风裕中最重要的构成。
《萨宁》、萨宁和萨宁性格
在家乡小试文笔之后,阿尔志跋绥夫去了彼得堡。一九〇一年,阿尔志跋绥夫在彼得堡的《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短篇《帕沙图曼诺夫》,受到好评,他从此成了一位职业作家。他连续发表小说,在文学界广交朋友,还曾尝试组织一个旨在反对文学将军们的青年作家团体,他主持过《教育》杂志的文学栏,与许多文学名流进行论战,在文坛很是活跃。但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使他一时成为整个俄国文学生活之中心的,还是这部长篇小说《萨宁》(Санин)。
《萨宁》写成于一九〇二年,但是直到一九〇七年才得以发表在《当今世界》杂志的九月号上。这部需要其编辑用五年时间来读懂的小说,在社会上自然也难以获得一致的评价,然而,《萨宁》在当时俄国所激起的轩然大波仍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像的,几乎每份杂志和报刊都刊登评论文章,几乎每位文坛知名人士都公开表态,几乎每个百姓都会在日程谈话中提及《萨宁》。有人写道,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间,似乎,不是米阿尔志跋绥夫写就了萨宁,而是萨宁写就了米阿尔志跋绥夫。[ 里沃夫-罗加切夫斯基语,转引自《阿尔志跋绥夫三卷集》,第十四页。]一方面,小说似乎同时受到两个对立思想阵营的抨击,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它思想落后,保守的右派人士又认为它有伤风化;可另一方面,《萨宁》被成千上万的读者疯狂地阅读,青年学生们纷纷成立半地下性质的萨宁主义者小组自由爱情同盟之类的组织,小说中的主人公萨宁更是成了众多青年的仿效对象,被视为真正的当代英雄,甚至连当时的黑社会组织黑色百人团也将萨宁及其作者竖为自己的旗帜。各种模仿《萨宁》的作品层出不穷,后被批评界归纳为阿尔志跋绥夫风格(арцыбашевщина),其主要特点就是对性问题的公然关注,对社会的冷漠态度,以及对革命性变革前景所持的怀疑目光。正因为如此,在一部俄国作家辞典中便有了这样的说法:《萨宁》在一九〇七年出版后获得了丢丑的知名度。[ 尼古拉耶夫主编;《俄国作家传记辞典》,教育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九〇,第一卷,第四十九页。]
关于《萨宁》的争论,其实都是围绕其主人公萨宁展开的。小说以主人公的姓氏为题,它从萨宁返回故乡写起,到他乘火车离去结束,写的是萨宁在家乡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他少小离家,其性格是在家庭之外养成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监督过他,没有任何一只手管教过他,这个人的灵魂是自由自在地形成的,就像旷野里的一棵树。他不仇恨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而痛苦;他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最常见的神态就是漫不经心的微笑和略带嘲讽的冷笑;他光明正大地追求享乐,毫不遮掩地袒露心胸。他与农夫的孙女一起过夜,月夜在河面的小船上占有了美丽的女教师卡尔萨维娜,甚至对自己的妹妹丽达也能生出一阵阵冲动;他揍了军官扎鲁丁,粉碎了犹太青年索罗维伊契克的信仰,直接导致这两个人的自杀;他讨厌周围几乎所有的人,甚至自己的亲人,面对熟人的死亡,他每每无动于衷,认为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傻瓜;他身材高大,健壮有力,为所欲为,与此同时,他又很孤独,很无聊,漂泊不定。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超人。鲁迅在谈到《萨宁》时说:这书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无治的(即无政府主义的引者按)个人主义或可以说个人的无治主义。[ 鲁迅:《译了里的阿尔志跋绥夫》。]
于是,萨宁作为一个堕落的、反动的形象,似乎已被永远地钉在俄国文学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在翻译《萨宁》的过程中,译者却也渐渐地读出了萨宁形象的某些积极意义。在二十世纪之初,浓烈的世纪末情绪在俄国知识界弥漫,人们在失望中挣扎,在彷徨中求索,于是,作为一种反拨,尼采和叔本华的自由意志理论和超人哲学赢得空前共鸣,萨宁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出现的,因此,这一人物体现出的气质和性格,也是知识分子步出思想困境的一种选择,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萨宁身上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其实也是俄国知识分子个性觉醒的一个新标志,超越党派和集团的利益去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中捍卫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退一步说,在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像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那种超越街垒的方式,未必不是一种明智的立场,更何况时间后来又证明了,那场街垒战并没有带来很多的积极后果。在小说中不难看出,萨宁虽然不可爱,有时还很不道德,可他周围的人,除了几位女性之外,似乎都还比不上他,扎鲁丁和军官们的愚蠢,尤里的虚伪,梁赞采夫的浅薄,诺维科夫的怯懦而且,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极端自私的,萨宁至少在真诚和果敢上超过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当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塑造出巴扎罗夫的形象之后,社会上一片哗然,当时,革命民主派批评家曾出面肯定巴扎罗夫形象的进步意义,认为在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中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对变革的渴望;五十年之后,自由派批评家又几乎采用与革命民主派批评家同样的方式,在将萨宁与巴扎罗夫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认为萨宁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新的发现,由此,关于萨宁是二十世纪的巴扎罗夫的说法就流传开来。萨宁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一样,既是一种苦闷、失落,乃至堕落的象征,同时也体现着某种抗议,蕴涵着某种积极意义。
乐观的悲剧
除《萨宁》外,阿尔志跋绥夫的重要作品还有《帕沙图曼诺夫》(一九〇一)、《旗手戈洛洛波夫》(一九〇二)、《兰德之死》(一九〇四)、《人浪》(一九〇七)、《工人施维廖夫》(一九〇九)、《绝境》(一九一口)等,他还写有多部剧本,此外,他从一九一一年起在报刊上发表随笔性文字《作家札记》,持续不断地一直写到逝世,最后积累成厚厚几大卷。
将阿尔志跋绥夫的创作当成一个整体来观察,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作家世界观中的重要构成,在阿尔志跋绥夫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着深刻的渗透,其作品中的人物张扬个性,追求个性的自由和个人欲望的充分满足,他们的活动营造出一个享乐主义的欢乐场景;另一方面,一种浓重的悲观氛围又始终笼罩在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中,他的主人公们要么像工人施维廖夫那样时刻处在被围捕的恐惧之中,要么像《萨宁》中的尤里那样感到绝望,就连萨宁自己,也同样不时地感到无聊。《萨宁》中的人物一个接--个地死去,仅自杀者就有扎鲁丁、尤里、索罗维伊契克三人,而起过自杀念头的人就更多了,谢苗诺夫、丽达、柳丽娅在另一部长篇《绝境》中,阿尔志跋绥夫更是一口气写了七个主人公的自杀!他的作品,几乎成了一个自杀者俱乐部。悲观与乐观,欢乐和绝望,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中构成一个奇异的统一体。阿尔志跋绥夫一套文集的序言作者这样写道:当然,死神那阴暗、恐怖的身影自然也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这创作时而是节日般明朗的,阳光灿烂的,时而又是沉重忧愁的,毫无出路的。与此相关,他同时代的批评家们的意见也分为两类:一些人惊叹他是一个崇拜太阳的作家,一位爱情和永恒欢乐的歌手;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属于报丧者和掘墓人,是不道德的死亡传道者,是人类道德的毁灭者。[ 见《阿尔志跋绥夫三卷集》,第六页。]苏联早期有一部剧作名叫乐观的悲剧,或许,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题目来概括阿尔志跋绥夫的整个创作。
我们可以认为,将两种因素串联起来的是这样一个通俗的逻辑:人注定要死,因而要及时行乐,正所谓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然而,我们更应该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阿尔志跋绥夫本人的个性这两个方面来考察这种悖论组合的原因。
阿尔志跋绥夫所处的时代,是俄国知识分子空前彷徨的时代,到民间去的运动无果而终,国家的专制统治让人窒息,浓重的世纪末情绪还未散去,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败又使许多人向右转,后来,就是残酷的世界大战和动荡的十月革命。这样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直接导致那一时期许多作家创作中悲观成分的加重。对阿尔志跋绥夫的颓废倾向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并因自己乐观浪漫的风格而被视为阿尔志跋绥夫之对立面的高尔基,就和阿尔志跋绥夫一样也曾尝试过自杀;认为阿尔志跋绥夫非常有天赋、却又因他将恶带给了许多人[ 见《托尔斯泰全集》,莫斯科,第七十八卷,第六十页。]而感到愤怒的托尔斯泰,最终自己也在绝望中出走。对现实的失望,使人们更关注自我,同时,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也极易产生并成气候,它们在文学中的反映,往往就是阿尔志跋绥夫式的挑逗和亵渎。这种由内心真诚引发的玩世不恭,在绝望中生成的嬉笑,被细心的俄国大诗人安年斯基准确地定义为感伤主义的漫画[ 安年斯基《映象集》,莫斯科,一九七九年再版本,第二百三十三页。
]。
像在每一位作家那里的情形一样,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风格,包括他创作中体现出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他的个性和遭遇。阿尔志跋绥夫三岁时,在县警察局当过局长的父亲就去世了,却将结核病作为遗产留给了他,原籍波兰的母亲独自带大阿尔志跋绥夫。未遂的自杀使阿尔志跋绥夫终身受病痛折磨,他很早就耳聋,后来又几乎失明。这一切使他养成一种既敏感又封闭、既胆怯又无羁的个性,在文学界,他以好斗和无礼著称,而这反过来又恶化了他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在《萨宁》发表前后,他数次被居住地的政府机关驱逐(如一九〇一年被逐出彼得堡,一九〇八年被逐出雅尔塔和塞瓦斯托波尔)。由于《萨宁》中的渎神言论,俄国主教甚至要将他革出教门,对他发出诅咒;而《萨宁》造成的风化问题,使阿尔志跋绥夫多次面临吃官司的危险;一九二三年,由于不堪言论和人身的不自由,阿尔志跋绥夫离开莫斯科,流亡到母亲的祖国波兰,四年之后,他于贫病交加之中在华沙去世。作家的生活经历对作家个性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而作家的个性无疑又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风格。在一篇文章中,阿尔志跋绥夫将自己创作中的矛盾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始终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因此,重要的东西,并不是作家描写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他似乎揭示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真理,而是他本人的个性,因为个性是伟大而又独特的(《契诃夫之死》,一九〇七)。在阿尔志跋绥夫乐观的悲剧中,我们仿佛窥见了作家的个性及其演变过程。
总之,优美、灿烂的景色描写和细腻、阴暗的心理描写相互交替,极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俄国文学传统的现实责任感此起彼伏,欢乐的感官享乐态度和对整个存在的深刻怀疑精神处处对峙,这一切共同组合成了阿尔志跋绥夫小说的整体风貌。
鲁迅和阿尔志跋绥夫
第一个将阿尔志跋绥夫及其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人,就是鲁迅,阿尔志跋绥夫这个拗口的译名也正是鲁迅先生的首创。在同时代的外国文学中,鲁迅最看重俄国文学,认为在其中可以看见被压迫者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而在同时代的俄国作家中,鲁迅似乎又是非常偏爱阿尔志跋绥夫的。一九二〇年,鲁迅从德文转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即《工人施维廖夫》),译文在《小说月报》一九二一年第七至十二期上连载,后又出单行本,该单行本的出版时间甚至还早于鲁迅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这篇小说做了这样的归纳: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改革者为了许多不幸者们,将一生最宝贵的去做牺牲,为了共同事业跑到死里去,只剩下一个绥惠略夫了。而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蹑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另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地糟蹋生活。[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一百六十八页。]。《工人绥惠略夫》写于一九〇八年,写在《萨宁》发表之后,讲的是一位在革命失败后遭到追捕的工人革命者,在逃亡途中四处遭遇冷漠,甚至被他立志为之献身的民众所出卖,最后,在剧院中被抓到的他,绝望地举枪向观众胡乱射击。为民众斗争的人却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鲁迅在这里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看到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鲁迅动手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不过,使阿尔志跋绥夫如此迅速地来到中国的,还有一个偶然的原因,鲁迅自己后来在一九二六年谈到这段有点有趣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也对德宣了战,战后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那便是上海德国商人俱乐部中的德文书,教育部派人去整理这些书,鲁迅也是其中的整理者之一,他在那些书中发现了一本德文版的《工人绥惠略夫》,爱不释手地读过之后,便翻译起来。鲁迅自己调侃道: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 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培良)》,见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鲁迅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第一百二十五页。]
在《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还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三篇作品,分别是短篇小说《幸福》和《医生》,以及散文《巴什庚之死》。《幸福》写一个丑陋的妓女为了获得几个卢布,甘愿脱光衣服在雪地中忍受一个变态者的棍击,当她遍体鳞伤地走近夜茶馆,想到了吃,暖,安心和烧酒,内心便已经充满了幸福的感情。《医生》写一个犹太医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违背医生的天职,拒绝抢救那个迫害过犹太人的警察厅长。《巴什庚之死》是一篇悼念文章,鲁迅是从日文转译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巴什庚(通译巴什金)是阿尔志跋绥夫的好友,他俩不仅文学趣味相投,还是同病相怜的患难兄弟都一直饱受肺病的折磨。巴什金的死亡使阿尔志跋绥夫既体验了深切的哀痛,也感觉到了死神的迫近,在那篇散文中,他的这些体验构成一段感人的倾诉。
在鲁迅所涉及的外国作家中,他翻译作品数量最多的,他评论频率最高的,当首推阿尔志跋绥夫。这首先是由于,阿尔志跋绥夫作品的内容符合鲁迅当时的口味,写主人公与环境的对立,写主人公近乎绝望的抗争,这也是鲁迅本人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从个性和文风上看,鲁迅和阿尔志跋绥夫也有相近之处,他俩的为人和作文都个性极强,爱憎分明,敢说敢做,主张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乃至复仇。两人的语言也都清丽,冷峻,有入木三分的力度,属于鲁迅先生自己所言的激愤文字。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后期对阿尔志跋绥夫的评价有所改变,曾举《萨宁》为淫荡文学盛行的例子(《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一九三〇),并在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一九三二)。
正是由于鲁迅的推崇和译介,阿尔志跋绥夫较早地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在鲁迅的翻译之后,阿尔志跋绥夫的《巴莎杜麦拿大》(即《帕沙图灵诺夫》)、《血痕》、《朝影》、《宁娜》、《夜》、《战争》等作品,都相继被译成中文。一九三〇年,他最重要的作品《萨宁》几乎同时在中国出版了三个译本,译者分别是郑振铎、潘训和伍光训,在中国也掀起了一股萨宁热。不过,这几个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
这个译本根据俄文版《阿尔志跋绥夫三卷集》(莫斯科TERRA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一卷译出。为便于读者阅读,译者特将一份《主要人物表》列于书前。译文中的错误之处,希望得到读者和同行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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