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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乐府诗选
本书收录乐府840首。上编专选汉魏六朝乐府古辞454首。下编则选魏晋以后非古辞386首，尤其是收录宋元明清文人拟乐府201首，实有创见，使读者一览而知乐府诗发展全貌。在分类上，朱氏不拘陈例，独具新义，指出乐府主要为四大类：入乐之诗作、依乐府本曲制辞且其声可入乐之诗作、创制新题但不入乐之诗作、模拟之不入乐的诗作。根据以上四大分类，具体将乐府分为贵族特制的乐府、国外输入的乐府、民间采进的乐府、三种综合的乐府。朱氏的分类法突破了郭氏《乐府诗集》的藩篱，显现出独特的视野。在注解上，朱氏于篇首均有辞曲解题和作者介绍，间有考证，足资参考。
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乐府诗选
本书收录乐府840首。上编专选汉魏六朝乐府古辞454首。下编则选魏晋以后非古辞386首，尤其是收录宋元明清文人拟乐府201首，实有创见，使读者一览而知乐府诗发展全貌。在分类上，朱氏不拘陈例，独具新义，指出乐府主要为四大类：入乐之诗作、依乐府本曲制辞且其声可入乐之诗作、创制新题但不入乐之诗作、模拟之不入乐的诗作。根据以上四大分类，具体将乐府分为贵族特制的乐府、国外输入的乐府、民间采进的乐府、三种综合的乐府。朱氏的分类法突破了郭氏《乐府诗集》的藩篱，显现出独特的视野。在注解上，朱氏于篇首均有辞曲解题和作者介绍，间有考证，足资参考。
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本书是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稿。总论说词史要言不烦，不落窠臼，自有发明，尤其是说李珣、风土词与滑稽词的部分。选词亦是依总论的观点而来，目录的编排亦有辨章考镜的作用，无论词派还是词的发展都能一目了然。系统介绍了唐、五代、宋词的主要流派，撷取唐宋词中的精粹，加以精要注释。本书另附《微睇室说词》，详谕南宋婉约派之词，以吴文英为重点，前溯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后及王沂孙、周密、张炎，以见此派源流。该书可谓继当代词人陈洵《海绡说词》及陈匪石《宋词举》之后又一部说词的名著。
唐人绝句精华
本书对浩瀚如海的唐人绝句细加抉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选录编成《唐人绝句精华》一书。凡能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精 神，同时又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优秀作品，基本上都已选入；对所选诗篇作了必要的诠释，于阐明诗意、 分析艺术、评论诗风、辨证歧说诸方面颇见功力，有不少独到见解。《唐人绝句精华》对读者理解和欣赏绝句，能有所启发和帮助。同时，书末辑录了宋代以来历代诗家有关绝句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忽悠很好的帮助。
东坡乐府笺
词学大师龙榆生作品
苏东坡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历来深受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东坡乐府笺》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三六年初版，一九五八年曾重印。《东坡乐府笺》由清代著名学者朱孝臧编年校注，近代词学大师龙榆生作笺，是当今研读苏词不可或缺的文本。本书汇集《东坡先生墓志铭》、东坡词评等苏轼研究相关材料。正文部分包括本文、校记、朱孝臧注、龙榆生笺等内容。苏词本身之优美精彩固不必说，朱、龙二位大家的笺注考证详实、注解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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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剑心，浙江海宁人。1925年，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1936年，奉公赴日本、朝鲜考察，次年因时局变动提前回国。1928年至1935年，辗转任教于浙江台州、杭州、衢州等地。1936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44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1945年起，先后执教于上海市敬业中学、上海市民立中学、上海电力专科学校，直至病逝。
刘永济（18871966），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诸多领域，尤其在屈赋、《文心雕龙》、词学、曲学、文学理论、文学史、唐人绝句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龙榆生（19021966），江西万载人。现代词学大师，与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并称民国四大词人。1928年起，先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及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一生致力于词学研究，曾主编《词学季刊》《同声月刊》。著有《中国韵文史》《词学十讲》《唐宋词格律》《唐宋名家词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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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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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选》目录
序言1
编例1
上编一鼓吹曲辞
汉铙歌1
战城南（1）有所思（3）
上陵（2）上邪（4）
上编二横吹曲辞
梁鼓角横吹曲5
企喻歌辞（5）捉搦歌（11）
琅琊王歌（6）东平刘生歌（12）
巨鹿公主歌辞（7）隔谷歌（12）
紫骝马歌辞（8）地驱乐歌（12）
黄淡思歌辞（9）紫骝马歌（12）
地驱歌乐辞（9）折杨柳歌辞（13）
雀劳利歌辞（10）幽州马客吟歌辞（13）
慕容垂歌辞（10）折杨柳枝歌（14）
陇头流水歌辞（10）慕容家自鲁企
淳于王歌（11）由谷歌（15）
陇头歌辞（15）隔谷歌（16）
高阳王乐人歌（15）木兰诗（16）
上编三相和歌辞
相和曲19
江南（19）蒿里（22）
东光（21）鸡鸣（22）
薤露（21）乌生（23）
上编四清商曲辞
平调曲25
长歌行（25）君子行（26）
猛虎行（26）
清调曲27
相逢行（27）
瑟调曲28
善哉行（29）妇病行（33）
陇西行（30）孤儿行（34）
饮马长城窟行（31）艳歌行（35）
上留田行（32）公无渡河行（36）
楚调曲37
梁甫吟（37）
侧调曲38
伤歌行（39）
大曲39
东门行（40）艳歌何尝行（45）
陌上桑（41）满歌行（46）
西门行（43）白头吟（48）
吴声歌曲49
子夜歌（50）阿子歌（75）
子夜四时歌（56）团扇郎（75）
大子夜歌（69）七日夜女歌（76）
子夜警歌（69）黄鹄曲（77）
子夜变歌（70）碧玉歌（78）
上声歌（71）桃叶歌（79）
欢闻歌（72）懊侬歌（81）
欢闻变歌（72）华山畿（82）
前溪歌（74）读曲歌（85）
神弦歌97
娇女诗（97）青溪小姑曲（98）
白石郎（98）明下童（99）
西曲歌99
青阳度（100）平西乐（103）
女儿子（100）寻阳乐（103）
来罗（101）拔蒲（103）
孟珠（101）作蚕丝（103）
翳乐（101）西乌夜飞（104）
夜度娘（101）杨叛儿（104）
长松标（102）攀杨枝（105）
双行缠（102）月节折杨柳歌（105）
黄督（102）
上编五舞曲歌辞
晋拂舞歌诗五篇109
白鸠篇（109）冬十月（114）
济济篇（110）土不同（114）
独漉篇（111）龟虽寿（115）
碣石篇（112）淮南王篇（115）
观沧海（112）
晋白纻舞歌诗116
西曲歌舞曲118
石城乐（118）莫愁乐（120）
乌夜啼（119）估客乐（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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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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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乐府笺》
序论
我们祖国的诗歌，自《诗经》以来，绵历二千数百年之久，不断产生着丰富多彩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的产生，最初都是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创作，和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发展到了相当时期，它就会脱离母体而独立生存，开拓它的广大园地，在诗歌史上特放异彩。苏轼在长短句歌词上的伟大贡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一般所说的词，宋人也把它叫作乐府。它是依附唐、宋以来新兴曲调从而创作的新体诗，是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种艺术形式。这种倚声填词的新形式，从唐、五代以迄北宋仁宗朝的作家柳永，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把长短句的新体诗完全音乐化了。五、七言近体诗进一步发展以后，由于不断的音乐陶冶，不期然而然地会有句读不葺（李清照说）的长短句的新体格律诗的出现。苏轼看准了这个发展规律，也就不妨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从曲子中解放出来，在词坛独树一帜，打开以诗为词（陈师道说）的新局面。这正好表示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是能够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的。
在横放杰出的东坡词派尚未崛兴之前，对长短句歌词形式的建立有很大功绩的，在晚唐则有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下）；在北宋则有柳永，为教坊乐工所得新腔创作歌曲（《避暑录话》卷三）。这样，把唐、宋以来新兴歌曲的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起来了。一般不懂音律的诗人，有了这个定型的新形式，如令、引、近、慢等，就可以照着它们的固定形式，体会每一词牌的不同情调，从心所欲地来说作者自己所要说的话。温、柳二家的开创之功，是不容抹杀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曾说过：飞卿《南乡子》八阕，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金奁集》）。苏轼虽与柳永立于对立地位，但读到他的《八声甘州》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还不免要赞美一声：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侯鲭录》卷七）苏词的作风，固然脱尽了温、柳二家的羁绊；但对创调方面，如果没有温、柳在前为词坛广辟园地，那他也就很难写出这许多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卷四）的好词来。饮水思源，不能不在这里特提一下。
从九六○年至一一二六年，就是所谓北宋时代。五代以来长期割据的分裂局面，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定都汴京（开封）以后，中国复归于统一。人民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也渐渐繁荣了起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谈到当日汴京的繁盛情形，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都市繁华达到这样的程度，就为新声歌曲创造了发荣滋长的必要条件。柳词所以为当时广大人民所喜爱，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可是统治阶级的粉饰太平，掩盖不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宰相吕蒙正就曾说起：都城，天子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至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宋史》卷二百六十五）人民遭受到这样凄惨的境遇，有良心的诗人，是不能熟视无睹的。加上仁宗朝（一○二三一○六三）对西夏用兵的累遭惨败，民族矛盾因之日益加深。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诗人如苏轼、黄庭坚等，就把西夏这个敌国刻刻放在心上，而有甘心赴国忧的雄图。不但苏词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猎词》）的豪语，连黄庭坚谪贬黔中时，还把静扫河西（《山谷词洞仙歌泸守王补之生日》）寄希望于他的朋友。这些情况，反映到诗人们的思想感情上，是不容许再像柳永那样，把生活圈子局限在浅斟低唱的偎红倚翠中了。关西大汉，铁绰板，铜琵琶，唱大江东去（《吹剑录》），恰好是适应时代要求，发挥了苏轼的创造性，用来打开南渡诸爱国词人的新局面，这不是什么偶然的。
苏轼是一个奋厉有当世志（《墓志铭》）的文人。虽然他的政治见解偏向保守，和王安石立于反对地位，但他毕竟具有爱国思想，而且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他到处兴修水利，抑制豪强，连在谪贬黄州和惠州、琼州时，都和农民相处得很好，并不把个人遭遇戚戚于怀。这是何等坦荡的胸襟，何等壮阔的抱负！他自己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他的散文和诗、词，风格都是一贯这样的。苏辙替他作的《墓志铭》，提到他的思想发展，最初是留意于贾谊、陆贽的政论；后来又爱好《庄子》，说是：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终乃深契于佛教的禅宗，参之孔、老，博辩无碍。他的思想无疑还有消极的一面，但他在实际行动中，关心人民的痛苦，所以能够在颠连困苦的谪贬生活中，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敬爱。同时他的胸襟开阔，不介怀于个人的得失，不以一时挫抑动摇他的心志，一直抱着积极精神来追求现实和真理。像那最为广大读者所传诵不衰的作品，如《赤壁赋》及《水调歌头中秋》词，都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现。他的创作方法是随物赋形，做到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遗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所谓不自缘饰，因病成妍（同上），就是说他不过分注意文字的雕琢，而作品中贯串着真实的思想感情。这是从多方面的学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的。
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的东坡词，不等于说他全不讲究音律。王灼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碧鸡漫志》卷二）陆游说：先生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这都只是说明苏词不肯牺牲内容来迁就形式，千万不可误解，认为学习苏词可以破坏格律。破坏格律，就不能够算作长短句歌词；死守格律而不能够充实内容，那也就会失却它的文学价值。陆游曾经听到晁以道说起：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同上）我们再看他自己写的《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把来和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逐字对勘，连四声都不肯轻易出入。他在黄州，括陶渊明《归去来辞》作《哨遍》，明明说道：使就声律，以遗［董］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东坡乐府》卷二）这难道不是作者重视词的音律的最好证明吗？南宋以后所谓豪杰之词，自侪于苏、辛一派，如陈亮、刘过、刘克庄等，虽然集子中也有些壮颜毅色可以立懦的佳作，但是充满了生硬字面，读来格格不易上口，失掉了词的音乐性，这是不能借口学苏而自护其短的。
当柳七乐章风靡一世的时候，苏轼挺身而出，指出向上一路，和他对抗。虽然他的朋友和学生如陈师道、张耒、晁补之等，都不但不敢明目张胆地起来拥护他的主张，而且还是抱着怀疑态度，但他自己却凭着满腔的逸怀浩气，只管我自用我法地不断写作。这也证明他是确有远见卓识，看准了长短句歌词的发展道路，才有勇气这样坚持到底的。风气一开，于是他的学生黄庭坚、晁补之跟着他走了，他的后起政敌叶梦得也仿效起他的作风来了。北宋末、南宋初期，所有诗人志士，于丧乱流离中，往往借这个长短句歌词来发抒爱国思想，以及种种悲愤激越的壮烈怀抱，有如岳飞的《满江红》，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张元幹的《贺新郎》《石州慢》等，以至陈与义、朱敦儒、韩元吉、向子、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陈亮、刘过等的某些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不受东坡影响的。这个横放杰出的词风，一方面也推向北方发展，有如金代作家吴激、蔡松年等，以及元好问《中州集》中所录诸作家，也很少不是苏词的流派。辛弃疾怀抱喑呜鸷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的雄才，突骑渡江，以恢复中原自任；同时把移植金国的苏词种子，挟以俱南，于原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所谓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苏词发展到了稼轩，于是文学史上所大书特书的苏辛词派才得正式建立，从而使这个特种艺术形式充实了它的内容，不妨脱离音乐而独立生存，为长短句歌词延长了七八百年的生命。宋末作家如刘克庄、文天祥、刘辰翁等，金末作家如元好问，以迄清代作家如陈维崧、吴伟业、曹贞吉、顾贞观、蒋士铨、王鹏运、文廷式、朱祖谋等，虽然因了作者的身世不同而异其造诣，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坡词格的熏陶，在一些代表作品中，还凛然有它的生气。穷源竟委，苏轼在词学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二十二年前，我曾从南陵徐积余先生借得旧钞傅幹《注坡词》残本，并依朱彊村先生编年本《东坡乐府》重加排比笺释，写定为《东坡乐府笺》三卷。初版刚出，遇到日本侵略者来犯，传本遂稀。兹因各方要求，略为订补，并增苏辙所撰《墓志铭》及各家对苏词的评语，仍托商务印书馆重印。试论苏词的特点和它的影响所及，以供参考。不当的地方，希望读者随时指正。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龙榆生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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