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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dington）的桌子就是个著名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桌子是由几条腿支撑起来的一个平面所组成的密实固体。而在科学中，桌子由原子组成，在原子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空隙（Eddington，1928，XI-X）。日常与科学这两种看法分别拥有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前者认为世界是我们所经验的世界，由我们用日常语言所描绘的各种事物所组成；而后者则认为组成世界的是那些可以用当下最为成功的科学定律来正确描述的东西。 一种调和这两种看法的方式是物理主义对经验的还原论立场。该立场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并不存在冲突，因为经验可以被在基础物理层面上所展开的科学说明还原为最终的实在。然而，物理主义的还原论并未能够说服所有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科学现象都能被原子结构说明，或基础物理所展示的就是最终实在。不承认物理主义的还原论并不意味着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不能调和。如果科学能够用不同的本体论来描述世界，这些描述未必都与日常经验相冲突。比如，如果细胞、不同种类的物质或群体性现象的一些性状无法用基础物理的定律来说明，那么，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的冲突就会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对存在的不同的或多元的理解。基础主义知识论认为科学发展带来了更为严格的本体论。从基础主义观点出发，承认科学中存在无法被物理主义还原的成分是一种阻碍或退步，不可还原性是由于科学的某些部分还不够完善所造成的。基础主义观点主导了二十世纪的科学知识论，特别体现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自然化的知识论中。在这些知识论中，科学的进步体现在对科学的局部本体论的消解或还原。比如，化学中的分子被物理中的原子说明，生物中细胞被分子说明。因此，以物理学为标志的基础科学与其它学科的界限划分得相当清晰。 毫无疑问，对科学的理解最终离不开本体论。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与江湖郎中的实践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本体论层面上坚持医学知识的经验基础，因而被看作为一种科学实践。不过，基础主义并不是唯一一种为科学知识论奠基的本体论。刚才提到的非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也是一种选择。与基础主义的本体论不同，非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并不认为科学说明所必须假设的实体的数量越少就越好，而是允许科学发展产生更多的具有说明力的实体。这些实体无需越少越好，只要它们能够有条理地组合在一起，其组合方式越能有效地增加人类的理解则越好。而组合方式是否有效则依赖于一系列实践因素，其中包括科学方法、标准与规范、模型建构的技术等。这些实践因素与依赖其形成的实体组合在一起对特定的科学问题给出答案。非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要求我们不能仅把科学知识看成为真的或接近为真的理论，而应该看成是科学实践活动的产物。这些科学实践活动包括运用合理的方法、与环境互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解决困难、运用恰当的技术和模型等。所有这些实践活动与科学研究机构一起使得科学知识的产生与传播成为可能，人类也正是通过科学实践所获取的知识来增加对世界的理解。在科学哲学领域之外，非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获得不少学者的支持。 比如，法国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世界预设了一系列的二元论，比如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等。这些二元论均建立在对科学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之上。拉图尔的科学社会学试图为科学的客观性提供一个正面说明，却无需预设现代性的二元论。他的策略之一就是论证在科学中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客观性，而这个论证必然预设非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只有认识到人类所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存在样态这一事实，才能在与世界或盖娅的互动中，真正以科学为手段来处理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等的事关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并在不具备完全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合理的群体性决策（Latour，2013）。 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Tim Ingold）从人类学的角度质疑了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西方科学的现代性特征。同拉图尔一样，他也质疑知识论和本体论层面上的一系列二元划分，如人与自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主观与客观等，并以此质疑为起点来重建一个不同于传统进路的知识论原则。与拉图尔不同的是，他没有在思想史中寻找不同的本体论样态的存在，并以此来理解科学规范以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英戈尔德的出发点是打破一个深入西方思想中的对人的二分，即作为生物性的有机体与作为社会性主体的人的二分。在他看来，生活在世界中的人类既是有机体又是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与他们的自然关系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而社会关系不过是生态关系的子集（Ingold，2000，5）。从这种本体论的视角看，人类学和生物学只是生态人类学的两个方面。作为有机体和社会性的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世界的刺激并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地与环境互动，并以此建构出世界与自己的意义。因此，生活并不是一个程序，而是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创造性展现。人类并不是作为征服者而外在于自然，而是作为自然一部分居住在自然中。 拉图尔和英戈尔德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拒斥了传统知识论所预设的二元论，代之以一种生态观（ecological view）来看待科学知识。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中接受这种生态观，将意味着研究者们需要认真对待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社会实践背景。这种生态观很好地揭示了本书的理论关怀的初衷。我们并不想辩护或发展拉图尔或英戈尔德理论中的任何细节，尽管在后面我们还会常常提起他们理论中的某些相关部分。我们认同的是他们对传统知识论所预设的二元论的批判，并以这种批判为起点来发展一种也可以被他们称为生态的科学哲学，即我们在后面所要详细论述的科学实践哲学。 科学实践哲学所预设的多元本体论意味着对世界的不同描述之间有可能会存在张力，却不意味着对世界的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描述之间一定会存在张力。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要展示的，科学实践只是色彩斑斓的各种人类实践中的一种。人类正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获取对世界的不同体验，而每种实践都会拥有独特的规范与概念。如果对世界的不同概念系统之间存在着张力，这些张力并不应该被看成是对人类知识或理解力增长的阻碍，相反，应该被看成是帮助增长的必要条件。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论证这种以实践为出发点去看待科学的方式如何为解决科学哲学中一系列传统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与新资源。值得强调的是，科学实践哲学或我们在后面会更为清晰地刻画的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并不认为科学理论不重要，也不会认为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都必须从科学实践的视角获得解决。我们想要揭示的是，一旦研究视角从传统科学哲学所聚焦的理论转向实践，不仅传统科学哲学中许多难题都可以获得之前所没有的分析与解决资源，而且还因为新的本体论预设的介入，而会导致对科学哲学问题域的重整，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就像拉图尔和英戈尔德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这足以成为我们重视科学实践哲学这个新进路的理由。 那么，如何以实践为中心来研究科学哲学呢？这是本书所要详细处理的中心问题。在此我们先作一个简略的描述。一般来说，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研究中的知识论规范（epistemic norms）的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试图从不同的实践视角，比如，认知（cognitive）视角，历史性视角，理论运用的与境（contextual）视角等，来理解科学知识中的知识论规范。从这些视角来看，仅把科学知识看作满足某些知识论标准的信念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到相应的知识论标准的规范性来源，以及社会性的行为与认知样式（pattern）如何限制这些来源，并为这些来源提供可能。关注于这些行为和认知样式的不同方面，我们可以谈论实践、研究纲领、风格和范式等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的侧重点虽不尽相同，但都关注科学实践中认知的、历史的和社会性维度，以及这些维度在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这些维度都推动了本书所要发展的研究进路。承认科学中知识论规范的多维度性就会意识到认知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史对我们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因此，我们应该把科学哲学看成是理解知识产出过程中社会性努力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用再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点。自十九世纪开始直到今天，科学哲学中不同版本的机械论都认为科学与其它信念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机械论从机制说明为出发点来建构科学知识。因此，如何刻画科学说明中的机制概念就成了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这个科学哲学方向是卓有成效的，至今仍具生命力。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并不会否认机制论说明的重要地位，但却要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所有的科学说明都可以有通过机制的产生和运作来刻画。科学知识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是在由社会性研究机构、技术、个人和群体性技能等因素构成的与境（context）中进行的。因此，科学实践中的许多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无法通过机制说明来理解。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应该与认知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建立联系。与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分隔的科学哲学只能因其与实践脱节而走向空洞虚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应该被还原为社会学或心理学。机制说明在许多科学领域中作用重大，在物理学中甚至是决定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的理论可以被还原为机械论模型。在社会学和机械论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哲学反思的领域。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当代心灵哲学和行动哲学。这两个哲学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着对行动（action）的一个假设展开，即假设在行动和意向性之间存在着构成性联系（constitutive connexion）。这个假设无疑成功地说明了许多人类的行动，并以十分漂亮的方式为社会科学发展出自主性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纲领。但是，这个假设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许多甚至大多数人类的作为都不能被单纯地看作是行动，比如，专家的技能、社会交往能力、老一辈人的丰富经验、知觉能力等。在近期的认知科学领域中已经出现各类不同的模型试图说明和理解这些行为。这些行为不具有意向性，因而并不被命题态度的支持。但它们对于理解人类的认知以及知识如何在实践中社会性地构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尤其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科学哲学内部逐渐兴起了以科学实践为中心的各类研究进路。它们借鉴了其它科学技术元勘（如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的某些理论资源，试图在具体实践与境中研究特定知识论规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及规律，在吸收历史和社会转向对科学实践中的历史、社会、技术、心理等因素的重视的同时，保持了传统科学哲学对知识论规范性的关怀，以免陷入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泥潭。它们的研究进路纷繁多样，也带有各自的问题。我们不妨简略地看看以下四个颇为重要的研究进路： a.以科学实验和仪器为出发点研究科学实验过程中的认知问题（如Cartwright 1983，1999；Hacking，1983；Franklin，1987；Gooding, et al. eds.，1989；Galison，1987，1997，Radder，ed. 2003，2006；Baird，2004等）。这些研究强调科学实验的知识论问题可独立于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科学实验和仪器的知识论和非知识论规范是如何在具体实践中产生科学知识的。这条被称为新实验主义的进路开出了科学哲学一个新方向，但也存在如何联系科学实验和仪器的使用与其他种类的科学实践之间认知关系的困难。由于科学实验和仪器使用规范的有效性常常局部地受限于具体实践的境况，如何使用这些规范来发展出更加广泛的科学知识和方法理论则需要更具一般性的实践概念来完成。 b.以科学实践的历史性为出发点研究科学及科学哲学基本概念的产生和演进（如Galison，1997；Hacking，2009；Daston，ed. 2000，ed. 2004；Daston and Galison，2007；Daston and Stolleis，eds. 2008等）。这些研究着眼于考察科学实践中知识论规范性概念如科学真理、科学推理、合理性、研究对象、客观性等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展现不同特性的。这条研究进路揭示了许多传统科学史无法触及的关于科学实践的问题。但是，对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并无形成共识。一些学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是纯描述性的，与科学哲学所关心的规范性问题不相干。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对知识论规范的历史性研究如何对科学哲学有所贡献就成了疑问。 c.以认知心理为出发点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及结果（如Giere，1988；Thagard，1988，1992；Carruthers, et al.，eds 2002；Netz，1999，2009；Nersessian，2008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认知科学新成果出发，展示了科学实践中认知心理层面认知论规范建立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构成了当代自然化科学哲学和自然化知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这种研究进路也存在不少困难。比如，由于在认知科学中对认知心理机制的结构有各种不同的假说，使得这个研究进路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难以统一的说明模型。又如，与b）的问题类似，认知科学中的自然化资源如何帮助规范性的科学哲学，也是这条进路所需要说明的。 d.对科学实践本质在元层面上的理论研究。以上几种进路极大地拓宽了科学哲学研究范围，但因缺乏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实践概念，使得它们解决新老问题的能力打了折扣。在元层次上对科学实践本质的研究正是为了获得这样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实践概念。较著名的研究包括皮克林（Pickering，ed. 1992，1995）。他把科学实践理解为实践主体在活动中遇到的阻力和回应的辩证过程。另一位是劳斯（Rouse，1987，1996，2002）。他把科学实践看作是在社会、心理、物质条件、技术等类规范下进行的认知活动。两者的研究仍然存在着需要克服的理论困难。特纳（Turner，1994，1999，2002，2010）指出实践作为主体个人能力则需要解释它如何能够在社会中转播，而作为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隐含规范则需要解释它如何能够通过学习而获得。在特纳看来，皮克林和劳斯的理论资源无法成功地解释这两点，因而亟需对实践的概念给出更为清晰的说明。 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国内逐步获得关注（如蒋劲松等编，2006；吴彤. 2010）。这些研究涉及了上述各进路中许多问题，对使国内学者理解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未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系统性的应对方案。 相对以上几种进路，本书所提倡的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更加注重揭示认知规范的历史性样态和探讨认知科学的成果对科学实践哲学的支持。比如，我们将讨论助勘式工具（heuristic tools）在科学实践的认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以此形成全新的科学合理性观。我们还将讨论社会性分布的认知资源如何有助于形成具有一般性的科学概念，以及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成果如何有助于自然化的知识论和自然化的科学哲学。本书所提倡的这条进路有助于对以上几条进路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给出颇为系统的回答。 我们的研究从方法论和知识知论层面上入手，逐渐展开相应的多元主义的本体论后果。第一章首先讨论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方法论和知知论上的理由。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发展，使得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一旦经验证据对理论支持的逻辑结构得以厘清，我们便会透彻地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性。这种看法使得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仍然有一些学者如纽拉特、弗雷克和波兰尼等指出了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他们敏感地看到认知论规范无法被还原为逻辑和数学规则，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隐含在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技能性、技术性、认知性的规范与标准如何在科学知识的形成与辩护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二十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历史主义转向以及科学社会学的介入强烈地要求科学哲学更多地关注真实的科学实践。然而，一些历史主义的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带有极端相对主义的倾向，导致在知识论层面上的怀疑论。避免这种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后果的一种方式，正是以隐含在实践中的各种知识论和与认知过程相关的规范为出发点来理解科学。这便是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理论初衷。 第二章更为深入地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知识论层面上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有助于读者理解之后各章所讨论的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章首先指出以实践的概念作为知识论的理论起点需要超越个人主义方法论。但是，不以个人认知能力为出发点也会引起一系列说明知识论规范性起源的困难，例如，如何辨别一个社会性实践，社会性的实践如何在社会团体之中传播等。我们通过反思特纳对实践概念的批评来初步地处理这些困难。简单地说，对实践的规范性结构的理解不应该像特纳预设那样，仅以某些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因果性律则关系来获取，而是应该考虑到实践中的规范性结构在产生和运作过程中所依赖的各类与境因素。一旦意识到实践是由这些种类不同的与境因素所形成合理性布局所组成的，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隐含在实践中的规范性结构在知识论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这个关键性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找到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与当代知识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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