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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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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义》是柏拉图*长的作品，极具极具写作艺术、政治性和虔敬色彩，是柏拉图深思立法、帝国与德性关系的作品。但是对这部作的研究历来不足，国内更是鲜见。本书编者对《法义》有专门深入研究，不仅重新翻译了《法义》文本，对现有研究文献掌握也颇为全面。本文集以立法与德性入手，所选文章皆为《法义》研究精粹，为推进我国相关研究的深入积累了很好的材料，也是我们借以探索现实问题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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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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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义》是柏拉图*长的著作，以探讨政制与礼法为主旨。在西方法哲学史上，柏拉图首次考察了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立法与德性等根本问题。本文集选编了潘戈、拉克斯等著名学者的十一篇论文，集中探讨柏拉图《法义》关于立法与德性的问题，主要关注柏拉图这几个方面的论述： 首先，立法不应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和财富，亦即基于*的和片面的德性（勇敢）。克里特和斯巴达之所以如此看待立法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将诸城邦间的战争、人人皆敌视为自然状态，从地理性和物质性的自然来解释立法的目的，而非依据诸德性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 其次，真正的立法旨在获得完整的德性：理智、明智、节制、正义和勇敢。立法以完整的德性特别是以理智为目标。因此，柏拉图暗中将哲学设定为立法的基础，也就改变了立法的目的：立法由培养勇敢和追求财富转向追求整体德性和人的完满，立法更应关注灵魂的优异而非身体的需要。 *后，在每一种法律中，都会存在某种德性观，立法的意图应尽量从*的德性转向完整的德性。在此意义上，哲学对立法和政治始终有鉴照作用。指向德政的立法可彰显现实城邦的不足，引领其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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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编者简介：
林志猛（1980-），男，福建厦门人，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青年学者，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副秘书长，《古典学研究》执行主编。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等，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在伦敦大学学院希腊语与拉丁语系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已出版《立法哲人的虔敬：柏拉图〈法义〉卷十义疏》、《柏拉图〈米诺斯〉译疏》、《立法者的神学》等著作，主编自然法与法哲学译丛等，在A&HCI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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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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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言 1
完成、修订和践履如何阅读《法义》17
《法义》中的戏剧要素 58
柏拉图的克里特城邦 84
神圣立法与德性教诲 107
神立法还是人立法 117
立法的目的 137
柏拉图论立法与战争 147
哲学与法的统治 199
《法义》中政治的标准与德性的充分性 218
《法义》中的道德教育与灵魂的血气部分 239
《法义》中的道德责任与刑事责任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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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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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言
《法义》Laws是柏拉图最长且最晚的著作，主题是探讨政制与礼法。在西方法哲学史上，柏拉图首次考察了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立法与德性等根本问题。在《米诺斯》Minos这部被视为《法义》导言的对话中，柏拉图曾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法］是什么？他给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定义是：法意图成为对实在的发现。柏拉图反对将法看作城邦的公共意见，因为意见有好有坏。法若是维护共同利益的高贵之物和好东西，就不会是意见的产物。至少应当说，法是真实的意见，而真实的意见如同对实在的发现。
由于真正的法应秉有哲学的意图，超越意见而迈向知识，柏拉图在《法义》中进一步指出，法是关于痛苦、快乐、恐惧、大胆等情感的良好推理。在个体灵魂中，各种情感就像肌腱或绳索一样拉扯着人，使人在美德与邪恶之间挣扎。个人应获得关于这些绳索情感的真正推理，并据此生活。城邦则应采用有识之士的推理，设定为公法644c-645c。因此，法最终可视为理智的分配714a。恰如牧羊人要给羊群分配好牧场，立法者应给人们分配适合其自然本性的工作，以照料好人的灵魂。显然，能作出这种分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哲人。在此意义上，真正的立法者应成为立法哲人。立法哲人须深谙各种德性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尤其关注居于首位的理智，以此为公民们安排恰切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法律。
一立法的目的
在《法义》这部一位雅典哲人立法哲人与两位年老立法者的对话中，柏拉图首先检审了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指归。克里特和斯巴达都是好战的城邦，其法律制度上的安排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克里特的立法者表明，他们规定的公餐、体育训练等制度，都是为了更好地作战。因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和平不过是空名，一切城邦对一切城邦的不宣而战，天然就一直存在（《法义》626a）。由此，克里特制定的一切公私制度皆针对战争。
克里特立法者从战时公餐的必要性，推导出公餐在和平时期也有必要实行。既然源于战争的公餐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反过来就可以说，战争是永恒的。有论者尖锐地指出，克里特立法者将永无休止的战争与始终有效的合法习俗结合起来，而形成对战争本质的看法。公餐这个习俗的意义源于其一时的必要性，但在获得意义后，公餐又会通过习俗本身的常态性去时间化，变成一种自然事实。一旦保持戒备这类审慎的箴言整合进一个习俗，就会失去审慎成分，而变成永恒的实在。从公餐习俗的暂时性推导出战争的永恒性，是否表明克里特的制度指向永恒的实在呢？无疑，立法者若要实现这点，必须遵循《米诺斯》中苏格拉底对法的定义，着眼于法律的实在本身，以免自己的习俗经验扭曲实在或产生相关的变种，而背离自己的意图。但克里特立法者认为战争是自然状态，这仅仅出于个人的经验。通过将公餐这一习俗转变为自然，战争的非常态化、暂时性也转变为普遍、永恒和自然的状态。
克里特立法者坚信，在战争中做主宰才真正有用。因为，战胜者可以获取战败者的所有好东西。这种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看法，在古代世界很常见。在《伯罗奔半岛战争志》中，修昔底德描述的雅典人与米洛斯人对话就展示了这种观点。米洛斯人若不投降，结果便是战争；若答应雅典人的要求，则成为奴隶。雅典使节明目张胆地说，只有势均力敌的双方才有公正，强者号令、弱者隐忍乃是常规。按照自然的必然性，神和人应去统治任何能做主宰的地方，这是一条永恒的法则（《伯罗奔半岛战争志》5.105）。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其帝国扩张的一个理由是，不统治人就会被人统治（6.18）。雅典罔顾正义，试图通过战争不断扩展帝国的版图，结果却招致覆灭。因此，立法若仅着眼于从胜利中获取财富、领土等好东西，未必能确保城邦长盛不衰。
在探讨立法的目的时，柏拉图为何独出心裁，从立法与战争的关系入手？如果说立法旨在维护正义，岂不更显而易见？无疑，战争或帝国问题是柏拉图有意引导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一个城邦若专注于对外战争和对外扩张，势必对内部的政制、法律、教育和公民德性产生重大影响。立法又如何协调对外与对内两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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