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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铁器考古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辽金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本书正文包括各地考古发现出土的辽代铁器阜新出土的辽代铁器阜新铁器年代研究三卷,这部专著不但填补了此前辽代铁器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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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正文包括各地考古发现出土的辽代铁器阜新出土的辽代铁器阜新铁器年代研究三卷,不但首次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章,按城址、遗址、墓葬分类,以遗迹点为记述单位,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历年来全国各地考古发现出土的辽代铁器,而且在彩色图片多角度展示的配合下,分门别类地描述了阜新出土的400多件辽代农业、渔业、手工业、兵器、刑具、生活用具等60种铁器,并对阜新出土的铁器进行了年代考证研究,对以往辽金铁器考古研究中存在的断代失误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探讨,对辽金铁器断代提出了自己有根有据的观点,不但在内容全面性和图片丰富性方面堪称前所未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很高,而且体例结构比较合理,研究方法较为独特,具有较高的借鉴作用。
这部专著不但填补了此前辽代铁器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具有开拓之功,而且对辽金历史考古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有关研究人员的相关研究,都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是辽金史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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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冯永谦:1935年12月生,辽宁沈阳人。1954年入东北区考古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进入由部分被选学员组成的东北文物工作队工作,从事东北六省文物考古工作,至今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已经64年,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辽宁大学客座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顾问、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学会秘书长、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会长,以及《北方史地资料》编委会副主编、《东亚文库》编委会常务副主编、《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主编、《辽海文物学刊》主编等;研究的重点为中国历代考古、历史地理、古代长城、古代陶瓷、古代玉器、铁器等古器学研究;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出版专著17部,发表的一些论文曾获多项学术研究优秀成果奖,有的论文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个人传记被收入国内外出版的50多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辞典》和《名人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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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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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我们留下很多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它们都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物质文化遗存,是我们今天借以认识历史的可靠的实物证据!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所能存者,百不什一,存者何其幸也。因此,如能将其幸存之物捡拾起来,做一些整理研究,从而使它能够保存和流传下去,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所做关于辽代铁器的整理,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而进行的。
一
我国铁器出现较早,从考古发现看,在商代就已经有了铁刃铜钺。虽然此钺嵌铸的是陨铁,但说明了商代时人们已经认识了铁的特质,其坚硬程度远优于青铜,因此才能将其制为钺刃,使其锋利好用。
铁器真正出现是在我国春秋早期,考古发现有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玉柄铁剑、铜内铁援戈、铜铁叶矛、铜銎铁锛、铜柄铁削等,还有发现于甘肃灵台景家庄墓的一件春秋早期铜柄铁剑。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春秋早期铁器,它们的发现,将我国用铁时间较过去的认识向前推进了200年,即达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如果概括其时铁的用途,可以说凡农具、手工工具、兵器及其他器物等都在使用,制成各种器具,这方面的态势,我们可以从春秋时管仲的话里得到证实,他在《管子》一书中记载了当时铁的广泛使用情况,由此已可见其一斑。战国以来,铁器的考古发现就更多了,遍及当时七国,从楚国到燕国,无一例外,都大量使用铁器。从考古发现看,铁器也确实较为普遍,如当时各国使用的兵器,很多都是使用铁来制造的。铁器的应用十分广泛,生产、生活以及军事等无不需要,其结果是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推动了社会的快速进步。
自铁器出现以后,在我国各历史时期,举凡生产、生活等极为重要的各种工具、兵器和日用器物等,无不用铁来制作,其为社会各方面之所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出现之后的一个漫长历史时期,被称为铁器时代。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
既然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这样伟大的历史作用,那其重要性就自不待言。但是,由于其质地关系,铁器先天欠缺,存在不足其表面易氧化剥落,不易保存,且少为艺术制品。因此,铁器历来不被重视,随残随弃。直至今天,在已知文物珍贵的情况下,仍很少看见有人去存储和收藏铁器,故其损毁极多。然而,铁器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物,做好对它的保存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本书是一部研究铁器的书,并且是研究保存下来的辽代铁器的书,故本书所涉铁器仅及辽代。
二
辽朝是我国历史上以契丹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建立的一个王朝,也是我国中古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在历史上成就非凡,影响深远,对我国的历史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尤其是对开发、建设地域广大的辽远北国,更是功不可没。我国北方的许多城市,都是辽代开始建置或是沿用而拓展下来,成为现在我国非常知名的重要城市的。因此,我们要研究辽朝。
不过,对于辽朝,大多数人还不够熟悉,不够了解,有许多事都还不甚知道。我今天所做的这件事研究辽代铁器,很多人就很陌生,不知其内涵如何,但它是认识辽朝诸多纷繁事物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很具体的一件事。如果我们能将这件事做好,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对辽代的铁器缺乏认识,也可以说,至今我们对辽代铁器的认识,还有欠明确,较难区分其绝对年代。从近些年的考古发现看,对某些辽金遗存的年代判定都比较含混,尤其对辽代铁器,更缺乏明确认识,常将辽代的归入金代或更晚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因为我们对辽代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多。长期以来,人们对辽、金两朝的历史的认识是很不够的。由于千百年来的传统偏见,受正统思想的影响,过去认为辽、金不是中央王朝,是偏邦,因其未被认为是正统王朝,对其重视不够,从而造成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是模糊的,认为它们落后,没有文化。这种情况,过去的历史书籍、文学作品一律如此,概莫能外。比如讲宋朝,它上承唐代,下传元明,而辽、金两朝则不具备同等的地位,顺口即说唐宋元明清而不及辽、金,更没有立专章讲述这两个王朝。每当提到它们的时候,总是附带的,因为它们与宋朝有战争等情况发生,才不得不讲些两者之间的事件和情况,却又是极其简单而粗俗的。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种状况应当予以改变。但这些情况此前影响了人们对辽、金两朝的认识,当然对辽代的铁器也不能例外。
其次,是因为我们对辽代的物质文化知之甚少。这也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不只是现在的问题,在历史上就缺乏对辽、金两朝物质文化的认识,两者分辨不清。辽代社会状况如何,衣、食、住、行怎样,有什么东西,这许多事都是不清楚的。因此,我们今天进行研究,无疑会很困难。由于辽代当时奉行的政策,对外书禁很严,使辽朝的书籍不能流入宋朝或其他辽境以外地方,导致今天辽朝的文献材料匮乏,许多方面付诸阙如,使我们无从了解当时社会的各方
面情况,千百年后去研究这段历史,自然是不容易的。因此,要具体区分到铁器,什么样是辽代的,什么样是金代或其他时代的,当然有困难。
第三,是因为我们真正认识辽代的时间还很短,材料也不够丰富,因此,一时还难以全面了解。我们之所以能够较为形象地认识辽王朝,是今天有考古学的支持,这给我们解决了很大问题。可是我们还要看到,尽管有关辽代的研究得到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的支持,但科学的考古学兴起,在我国也只是近百年来的事,而应用于辽代考古,算起来至今也仅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辽代的城址、遗址、墓葬等,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既有文字材料,如墓志、碑铭、题记等,也有各种
器物,如陶瓷器、铜铁器、金银制品、玉石物件、装饰珠串、漆木器、丝绣服饰、绘画等,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器、车马器、武器、文化用品等,几乎是全方位、多角度的。这些真实可信的出土遗物,为我们提供了价值极高的资料,我们可据以进行探索和揭示辽代的社会面貌。但从研究角度来讲,现在还处在初始阶段,正待向深层次发展。因此,从目前阶段看,对一个非常具体的铁器进行研究,就显得材料不够充分,问题很多,许多东西都没有结论,没有标志性遗物可资比较,因而对有的遗物是仁智互见,认识还很混乱,出现鉴定年代的偏差。这些,都影响了对辽代铁器的深入研究。
有幸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开始改观。从史学界开始,人们摆脱旧思想束缚,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聚集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开展广泛的研究,取得巨大的研究成果。学会的活动,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澄清模糊认识,取得共识,认为宋与辽、金都是中国历史上中古时期同等重要的政权,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这个观点的提出,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的转变,宋与辽金两者是对等的,没有正偏的问题,从此扭转了人们的认识,辽金史的研究也开始广泛地受到了重视。
但回顾辽代考古发现,由于研究时间尚短,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当前,很多工作还在进行中,因而对辽金考古发现的遗存,有时代不分的现象,或是将辽误为金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但都是可以理解的。出现的问题,今后加强研究,就会逐渐得到解决。
三
辽代的考古发现很多,大量的城址、遗址、墓葬、塔基、窖藏中,都出土了许多遗物,其中就包括各种铁器在内。这些发现,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年代准确的标本,使其断代有了可靠的依据。本书就是依据这些积累,参考各种相关资料,以笔者的经验,比较新发现的铁器,梳理分类,使我们能对辽代的铁器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也是笔者编著此书的初衷。
本书定名为辽代铁器考古研究,因此就只谈辽代铁器。全书分为三卷:
上卷名为各地考古发现出土的辽代铁器。本卷首先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元,然后再按城址、遗址、墓葬为类别,再以遗迹点为记述单位。因此,本书不是考古发现的全部遗存都照录,而是有所选择,凡出有铁器的遗存即录入,否则虽遗存重要或保存较好,但无铁器,亦不摘录。并且凡所收录者,皆为辽代,以便读者认识辽代遗物本身的形制、特征等,从而有明确的概念。曾被认为是辽金时期的遗存,如城址或遗址,考古报告中对其遗物没有明确区分的,亦未收入,以免影响读者对遗物年代的认识。还有一些遗存,本为辽代,但报告误定为金代的,除个别笔者识出或已有人为之辨别者酌情收录外,其他都未收录,以免本书用过多的文字进行辩驳,以省篇幅。这种有年代混淆情况者,本书均不收录。如觉需要,笔者或可在日后以专文论辩,进行纠正。
中卷名为阜新出土的辽代铁器。本卷收录的器物,皆为在阜新发现,并按器物种类划分,如农业生产工具、手工工具、车马具、兵器、生活用具等,分门别类加以叙述,从而可见辽代的社会分工和生产、生活面貌。
下卷名为阜新铁器年代研究。本卷对阜新发现的铁器进行年代考证的研究。这是因为阜新发现的这些铁器,不是考古出土的,而是由当地废品收购站拣选出来的,没有地层和出土关系,因此需要进行研究才能确定。笔者经过排比梳理,在全部近3000件铁器中,除去残坏的,较好的铁器仍有两千多件,在如此庞大的数量中,挑选出各类具有代表性的铁器400多件,确定为辽代无疑,才最后收入本书中。对这些铁器,除挑选时从类型学等进行考察外,现在仍需对这些铁器做一些更为全面的研究,说明其情况,因而形成本卷文字。
摄影是考古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文字、绘图一起被称为考古三大记录,而它又以真实、形象、准确并能显现出被摄物的本质特征的功能,作用远优于其他手段。本书收录的大量辽代铁器的摄影图像,真实、形象、准确地展示了这些辽代铁器的本质特征,将为相关研究者提供真实、形象、准确的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四
本书所选阜新地区出土的辽代铁器,皆源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当地收藏家耿文东先生的收藏。
耿文东与一般收藏者不同,他的收藏较有特点。他最专注收藏的物品,不是珍贵的玉器、罕见的名瓷,而是一般收藏者都不注意、不愿要的藏品被人称为破铜烂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如果不被他从废品收购站中买出来收藏,也就拿去砸碎回炉炼铁了。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有意或无意间,保存下来大量谁也看不上眼却是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珍贵遗物,这是何等出人意料!人弃我存,多年以后,终于成就了他这不平凡的收藏。
耿文东收藏铁器的事,外界知者甚多,当地新闻媒体和《辽沈晚报》特派记者近年连续发表了多篇相关的新闻报道(见附录)。有一次我和阜新的友人谈论阜新地区辽代考古发现时,他跟我说,阜新有人收藏了很多铁器,如果我有时间,可以看看。他说过之后,我也就放下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2011年12月中旬的一天,耿文东特意从阜新来沈阳,邀请我去阜新,帮他看看他收藏的那些铁器是怎样的一些情况,鉴别一下它们的价值,看看怎样发挥它们的作用,成立一个辽金铁器博物馆行不行?我到阜新后一看,他收藏的铁器确实很丰
富,不仅数量多有近3000件,而且品类齐全,有的过去少见,或是未曾见过,确实值得研究。因此,我仔细地看了他的收藏:首先是以器物的功能做了分类,然后进行时代鉴别,区分出辽代和金代的,并把其他时期的遗物也分别拣出。这一工作做完以后,我就对这批铁器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评估。
耿文东说:我收藏这些铁器,就想建一座辽金铁器博物馆。现在全国都没有辽金铁器博物馆,只有阜新有这个条件阜新是辽代的中心地区,辽代的东西多,到市、县博物馆都能看到,可是铁器没人要,我有这么多,建立一个博物馆让大家来看,我这是补了这个缺!我已经向县里提出报告,怎样建需要研究。今天您帮我做了鉴定,我知道了它们的价值,建辽金铁器博物馆的决心就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它建成!然后他又向我提出一个想法,说:这些铁器,我收了几十年,一直散放着,没个归拢,现在经您这一分类,全清楚了,就想请您给出本书介绍一下这些铁器,办博物馆上报审批也需要。这件事只有您能做,我们谁也做不了。书由您写,经费我出!
笔者从事考古工作60多年来,从未在一地一次就见过如此大数量的辽代铁器,更未见如此多的铁器集中在一个不大的地域,甚或可以说这么多铁器并非见于阜新全县,而其实际很可能是在很小的一个地域里,因一处废品收购站的覆盖范围很有限。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这么多铁器集聚于一处,反映出辽代的铁冶及金工的发达,也反映了这个地区辽代的农业很是先进,道路交通顺畅,车辆往来频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人们的生活情景。这就具有非比寻常的
重要性,值得研究者重视,值得深入探讨,笔者深知其学术价值!但如何能将其保存下来,不致湮灭,并为世人所知,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而我决定按他的意见办,写一本研究辽代铁器的专著。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于是我开始拍摄耿文东收藏的辽代铁器。2012年1月,我又去阜新补拍了上一次未曾拍照的铁器。因当时需用较急,书稿要尽快写出来,在将器物照相全部完成后,我就放下手头的其他研究,全力开始书稿的写作。因退休在家,无杂事干扰,我整理照片,查找资料,缀简成编,日夜相继,虽经酷暑,也没休息。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至2012年年底,本书文字初稿及照片编排全部完成。
铁器很重要,但很不好保存,极易氧化锈蚀,脱落残坏损毁,对收藏者来说经常是弄得满室狼藉,并且它们大都是生产工具、生活用物、车马具或者兵器等,大都粗糙,而非可以把玩之观赏物或艺术品,难登大雅之堂,不受一般人关注,没有较大的升值空间。所以,铁器多不被收藏家看好,很少有人下大力气去收藏。
耿文东能够收藏如此多的铁器,确实很难得。他筹划建立辽金铁器博物馆,也是一件好事,有益于祖国文物的保护,有益于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应当予以支持。目前,他已获得展览场所,初步实现其愿望。
最后,我要说的是,辽代处在中古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中内涵极为丰富的王朝,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历史情况又是最不清晰的,一切都要依据新发现的材料进行探索,都要靠出土遗物去重新建立,或是进行补充和完善,需要做的工作也是多方面的。本书只是从一个侧面进行一些研究,补充一点儿这方面的不足,拓展一下对辽朝的认识。我的愿望仅此而已!
辽王朝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一个朝代,在我国历史上同五代和北宋相始终,传国长达219年,而其领土范围又比其后的南朝宋大得多,其各方面发展不仅有特色,而且有长足进步;它在广袤的北方草原地区普遍建置城镇,设立州县,今天北方的许多城市,甚至是国际知名的大都市,都是在辽朝最初建立的州县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使北中国开始有了行政区划,素以文治武功著称的秦皇、汉武和唐宗都未达到有效统治的地区,辽朝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使其发展起来。
因此可以说,辽朝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做出过重大贡献,它改变了北中国的历史面貌。可这样一个统治时间长、领土范围广、历史贡献大的朝代,长时间以来竟然其名不显,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较模糊,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事物说不清楚。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补救的工作,使其逐渐清晰起来。但怎样做?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做出来,只能分门别类,或按专题,根据不同条件和掌握的相关材料,有选择性地就
某一课题进行研究,一项一项地完成。这样积累起来多了,我们对辽代的认识也就清楚了。
铁器就是这个情况。以往我们对它没有足够的认识,譬如辽朝使用铁器的状况如何?都有哪些铁器?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征?各种不同铁器都是什么样?其性能如何?辽代铁器对社会发展进步所起推动作用如何?我们能认识辽代铁器吗?为什么许多铁器辽金不分?这正常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做些工作,并且显然也是很必要的。
就笔者个人来讲,由于东北是辽朝统治的重要地区,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一地区,相应的就遗留下来许多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因此在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中,笔者接触到许多辽金时代的发现,也就难免对其多些关注,逐渐积累,遂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就产生了将辽代铁器考古研究成果整理出来的想法。
2011年冬,经过朋友的介绍,正当笔者关注辽代铁器的时候,阜新县铁器收藏家耿文东先生来沈阳邀请笔者,说他要建一个辽金铁器博物馆,让笔者给他的收藏作一个鉴定,看结果怎么样,是否能建起来。在笔者的印象里,从事收藏的人,都是收藏珍稀名贵的文物。可笔者了解到的耿文东先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一反常态,专门收藏既占地方又并非有品位的所谓破铜烂铁。铁锈掉渣,尘土飞扬,他都不计较。别人不要的东西,他却当宝贝来收藏。在阜新这个不大的县域内,他竟收藏有近三千件铁器,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品类齐全,几乎不缺项,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这对研究一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从铁器考古研究这个专题的角度看,确实难得,非常重要!这一点打动了我,也符合我作为一个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探索需求。他要为其收藏的铁器建一个辽金铁器博物馆的想法,我个人非常支持。因此,我应邀帮助他整理了这批铁器,以便达到其建博物馆所需的最基础的文物条件,同时也据此深入我的辽代铁器考古研究。
历史遗物,种类很多,其中最不为收藏者所注重的,就是铁器。他们不愿收藏铁器的原因有二:
一是铁虽然是金属,但被视为恶金,制造的也都是日常生活所用的粗器,大都是实用工具,不是斧头刀锯,就是车器马具,再即犁铧锄镐,俱非雅物,也不像金器、银器抑或铜器等金属器那般精致,不具备观赏特征,自然也就不那么珍贵,而且在当时使用时大都也是处之露天,风吹雨淋,随坏随扔,从无吝惜!对这样的物品,今天当然也就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收藏了。
二是铁器不易保存,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条件下,都会自行氧化,更不要说深埋地下或是其他环境,铁器自身的深层剥蚀脱落更是难免。因此,历来铁器很少被当成宝物保存下来,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
但从历史进程来看,铁器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更对社会发展有功,因为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面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其功厥伟,所以,在历史遗物中它不应缺席,今天需要我们进行抢救!
但由于铁器存在的上述先天缺欠,如欲较完整和系统地见到某一时代的铁器,就不那么容易。故此,我写作本书的初衷和愿望,就是将这些颇难搜集的铁器整理出来,为史存档,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参考的原始材料,因为这些铁器也难以永远完好地保存下去,它们也会在时间长河中损坏、损失。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既然本书定名为辽代铁器考古研究,那书中引用的已发表的各地考古调查或发掘出土的材料,都是明确的辽代城址、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凡是定名为辽金的资料则不采用,以免影响准确认识,除非笔者确有深入了解,知其年代和性质,为了能说明某个问题而选用同时说明选用的原因。对于网上的材料,其发现虽很珍贵,并且报道也及时,但由于保存和查找困难等原因,本书都未采用,未免有些遗憾,然为保证书中引用材料随时可查,确保其准确性,只好割舍,将来如有可能,可再做些补充研究。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阜新收藏家耿文东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使书稿的基本材料很快完成,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冯永谦
2018年12月10日于沈阳乐知堂
时年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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