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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写人、写书、写故事！
沈津先生是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著名图书馆学家程焕文教授曾这样评价沈津先生：“环顾海内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难以寻觅。”沈先生师从顾廷龙，一生沉浸在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事业中，交游广泛，著作等身，虽然已年逾古稀，但仍然退而不休，积极在海内外为古籍事业、文化事业奔走忙碌，笔耕不辍。《伏枥集》即是沈先生这位“文化老骥”伏枥思远、扬蹄奋进的zuixin著述，延续了沈先生2016年所出《书海扬舲录》之风格，所写内容为古籍版本评鉴和近现代文化大家，语言可亲，文字典雅，信息丰富，见识超卓，是一本有料、有趣的大家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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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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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枥集》是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年逾七十而“老骥伏枥，矢志缥缃”研究古籍版本、书写业界人物的文章合集。所收几十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书写张元济、顾廷龙、瞿凤起、赵万里、林章松等业界名家，涉及《涵芬楼烬余书录》、《善本组周记》、合众图书馆、铁琴铜剑楼、北京图书馆、中国书法家代表团第yi次访日等重要著作、机构、事项；二是为一些有影响的图书所作序文及会议发言，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前尘梦影录》《日本汉籍图录》《天禄琳琅知见书录》以及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的价值和意义；三是有关古籍版本研究的札记，篇幅虽短小，却充满真知灼见；四是为“哈佛燕京”藏日本所刻中国典籍所试写的30种叙录，沿用了“哈佛书志模式”，揭示出日刻汉籍的形态、内容、特色和价值，对书志写作具有示范作用。书中编插大量珍稀古籍书影、人物照片，文图并茂，更为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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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沈津，男，安徽合肥人，1945年出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曾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86年2月至1987年10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获研究馆员职称，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zui年轻的研究馆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4月再次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后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任善本室主任。2011年2月从哈佛荣休后，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
著有《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版）、《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书韵悠悠一脉香》、《老蠹鱼读书随笔》、《书丛老蠹鱼》、《书林物语》、《书海扬舲录》等。编有《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柳亚子磨剑室书跋》、《顾廷龙书题留影》（和顾诵芬、高桥智合编）、《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和潘美月合编）、《日本汉籍图录》（和卞东波合编）等。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荣获2013年中国出版政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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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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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
47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
102顾廷龙先生在“文革”中保护文物图书二三事
121顾廷龙与中国书法家代表团第一次访日
141记铁琴铜剑楼后人瞿凤起先生
161书卷多情似故人——纪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
177方寸之间天地宽——记印谱收藏家林章松先生
194关于《善本组周记》
202一封三十三年前的信
209《前尘梦影录》序
219《自将摩挲认前朝——宋绍定井栏题字释注》序
228丁瑜《延年集》序
236《日本汉籍图录》序
243《书海扬舲录》序
248《天禄琳琅知见书录》序
257在纪念黄海章先生暨《黄海章珍藏书画图录》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262在第二届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
270在第三届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
278我对写作古籍书志的一些思考
305一个美丽的“错误”——古籍版本鉴定札记
312大清康熙三十六年时宪历
318古香斋鉴赏袖珍佛典两种
326乾隆时绘本《苗蛮图》及其他
334莫友芝的《郘亭印存》
342借版刷印的《拱宸桥竹枝词》
346明代太监刻的三部书
355以名人为写工的《金壶精萃》
362日本宝永刻本《肉蒲团》
369古书之衬页
377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所刊中国典籍三十种叙录
378一、日本延宝刻本《新锲书经讲义会编》
380二、日本庆长九年刻本《大广益会玉篇》
382三、日本宽文刻本《刻孔圣全书》
385四、日本宝永五年德山元次刻本《盐铁论》
388五、日本延享刻本《大明令》
390六、日本江都书林青藜阁刻本《棠阴比事》
393七、日本庆安刻本《新刊种杏仙方》
396八、日本正保刻本《新刊万病回春》
398九、日本享保刻本《痧胀玉衡书》
400十、日本文政刻本《救偏琐言》
403十一、日本延宝刻本《妇人全书》
405十二、日本宽文刻本《武经开宗》
408十三、日本庆安刻本《重刊书叙指南》
411十四、日本刻本《新刻草字千家诗》
414十五、日本文政刻本《汉溪书法通解》
417十六、日本元禄刻本《图绘宗彝》
419十七、日本文政刻本《芥子园画传》
424十八、日本弘化刻本《芥舟学画编》
426十九、日本万治元年刻本《群书拾唾》
429二十、日本明和刻本《皇明世说新语》
431二十一、日本享保刻本《三录故事》
433二十二、日本宽永刻本《春窗联偶巧对便蒙类编》
437二十三、日本宽永刻本《新镌时用通式翰墨全书》
440二十四、日本刻本《新锓郑翰林类校注释金璧故事》
442二十五、日本正保刻本《京本音释批注书言故事大全》
445二十六、日本宽文刻本《鼎镌漱石山房汇编注释士民便观云笺柬》
447二十七、日本贞享刻本《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
452二十八、日本江宗白刻本《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
454二十九、日本嘉永刻本《醉古堂剑扫》
457三十、日本活字印本《新刻痴婆子传》
461附录：名山事业老蟫鱼，万卷琳琅重石渠——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谈古籍版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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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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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之衬页
大凡线装书都有衬页，衬页或称封皮。古书在流通的过程中，往往因为保管不善，或遇到兵燹水火之灾，全帙变得不全。这种残缺不全的本子，我们称之为残本。残本要配齐，很不容易，如果能够合浦珠还，破镜重圆，那真是有缘。不然的话，一部书仅剩下零星单册，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过去旧书店里遇到配不齐的残书，往往都堆在店铺的一角，价钱则是便宜之极，因为图书馆一般都不收残书（海外的东亚图书馆即是），藏书家则大多取选全帙，故对残本问津者不多。对于店主来说，则是希望早日出手，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又卖不出价钱，所以要看重残本也难。于是有心人即将明清残本废物利用，拆线后而成单页，或将数十种残本的单页编成书景，或将残页再经裱糊配以他纸做成较厚的衬纸。我在工作中，偶见有衬纸之书，当时做了些记录，特录于下：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小窗幽纪》十二卷，题明陈继儒辑。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崔维东刻本。四册。书衣衬纸为元刻本《资治通鉴》零页八纸。半页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上刻大小字数，下有刻工姓名，兴宗、杞宗、君亮等。子部杂家类的书。兴宗刻过宋刻《资治通鉴》（宋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鹄山书院刻本）、《五代史记》；君亮刻过元刻《胡注资治通鉴》。查兴宗，又有范兴宗，刻过元刻本《资治通鉴》。王兴宗，刻过宋刻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
上海图书馆藏的《金匮要略方》三卷，汉张机撰、晋王叔和集、宋林亿诠次。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吴迁抄本。是书乃用旧书之背面抄录而成，旧书为《中庸五十义》《大学会要》两种，按两书为宋刻本，皆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台湾公藏善本书目》著录。清朱彝尊《经义考》及《艺文志二十二种引得》也未采用。《中庸五十义》题“平湖陈尧道敬之撰”，半页十行十六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下有刻工，避讳至“让”字。此两书仅知书名，卷数不详，又因装钉之故，无法知其页数。
“物以稀为贵”，古籍版本也是这样。郑振铎在《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一文中曾有这样的叙述：“因了十年来以小说、戏曲、佛经为研究的专业者日多，注意力所及，虽穷乡僻壤，烂纸破书，亦无不搜罗及之。友人某君数年前，尝获明武定侯郭勋刊之《水浒传》残页数纸，诧为奇遇；余于明本书的封皮后，尝揭得万历版《西游记》一页，又隆、万间福建版《水浒传》一页，亦颇加珍视。琉璃厂某肆存万历福建版《西汉演义》数页，亦知宝存，留以赠给我们，斯可见搜访之勤，几于无微不至矣！”
我在过去的工作中，也曾两次碰见过从衬页中发现的难得版本，一是《京本忠义传》，一是《三国演义》。《水浒》《三国》都让我给碰上了，这大约也算是运气，或者说是“缘”。
《京本忠义传》是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早期印本，向不见著录，且为国内外《水浒》研究者从未提及过的刻本。那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因为要给上海图书馆古籍训练班上课，就从一捆明清旧纸中找些印书用纸样张来作说明。谁知竟发现两张封面的底页，其衬纸乃为明刻《京本忠义传》残页，为第十卷第17页的下半页和第36页的下半页，并各残存前半页的后3行，各页均有相应的内容标题，第17页是“石秀见杨林被捉”，第36页是“祝彪与花荣战”，标题两端都插有简易图案，版心书名题“京本忠义传”。于是，我即查孙楷第的《中国小说书目》，居然没有著录这种版本。所以第二天，我就持残页请顾师廷龙先生、潘师景郑先生审定。他们一见，即说此本绝未见过，且从字体、标题、纸张等方面鉴定，也都认为应在明万历刻本之前。或为明正德、嘉靖间书坊所刻，很可能早于郭勋本，那就更接近于原本的面貌了。
《三国演义》，这部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成书以来，也不知有多少个不同版本了。我尝于1989年7月在上海图书馆藏的明嘉靖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的衬纸里发现《三国演义》的残页两张。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极难得，他馆均无入藏，装帧为明代包背装，内里衬纸计四页，每册前后各一页，然内容各有重复。文字中有“筭”“箇”“閗”“喫”等异体字。察其内容，乃《三国演义》中太史慈与孙策交战之事。检毛宗岗本《三国演义》核之，当为卷八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的上半部分。过去学者认为《三国》存世之最早刻本为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0世纪70年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发行。此残页之内容也即该本之第三卷“孙策大战太史慈”。今据残存之两页的字体、纸张、文字等进行鉴定，此种刻本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间。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载此刻之行款，当另一新版本也。
我即为此把这个发现写信向正在北京的顾师廷龙先生报告，并附上了复印件。先生不久即有回信，予以肯定，有云：“您发现衬页《三国演义》很有意义，亦可石印否？不能不印。”后又来信说：“《三国演义》残页印本，我给冀大姐（冀淑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看，她说早于万历，丁公（丁瑜，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研究馆员）看万历。我是望高看的，同意冀老的意见。我对您的细心发现，很高兴，这不仅发现残页的本身，而可使全组（上图古籍组）同志有所感受，比讲堂上讲多少更为有效。”
据英国的一位专研《三国演义》学者魏安说，他曾见有35个《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而最早者似为明嘉靖刻本。而这两张残页却从不见著录，从字体、纸张等方面看，似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魏安，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三国演义版本考》。他曾在哈佛和我大谈《三国》的版本。确实，为了写他的《版本考》，他不知跑了多少家图书馆了，从欧洲到美洲，从日本到中国，只要有一丁点儿的线索，他决不会放弃。我为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所以就送了他我发现的《三国》的两张残页的复印件，他如获至宝。后来他的书中所介绍的第一种《三国》就是我送他的残页，他把它命名为“上海残页”。又刘世德先生的《刘世德学术演讲录》，有“《三国演义》的版本”一章，专门谈到了《三国演义》残页，文末写道：“最早发现残页的沈津是一位图书馆学专家、版本学专家。他认为，残页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我同意他的判断。”
如今，《金瓶梅词话》已不是什么稀奇书了，过去视作“珍秘”，想翻看一下“洁本”也非易事，现在什么书都可在互联网上下载阅读，禁书早已不罕了。但在七八十年前，《金瓶梅词话》还没在山西发现时，中国的学者却见到了《词话》的残页，那是胡适先生在1961年6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到了这件事。他说：“这部《古本金瓶梅词话》，你们是不知道的。日本图书馆在重裱中国古书时，发现古书内的衬纸有《金瓶梅》的书页，共有八页，日本人不知道这八页是什么本子的《金》，于是照大小照相下来寄到中国来，问问徐鸿宝、马廉和我几个人。我们几个人都不知道是个什么版本，都不曾看过，恰巧在这个时候，北平书商向山西收购的大批小说运到北平，其中有一部大字本的《金》，全部二十册，就是日本发现作衬纸用的《金》。”（见《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98页）
津按：徐鸿宝，即徐森玉，是被周恩来、郑振铎誉为“国宝”级的人物。马廉是专收明清小说的学者，家有“不登大雅之堂”，藏书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1980年我在北京想看他的藏书，但北大馆告诉我，马的书还未整理，一句托词就把我拒之门外了。明刻本《金瓶梅词话》是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次年即由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据之影印了100部。所以说，《京本忠义传》及《三国演义》、日本的《金瓶梅》被发现时都是残页，也都作为封面衬页，三种书都是小说，又都是早期版本，您说巧不巧。
才子佳人的经典之作，可能要推《西厢记》了，这部第六才子书，历来的版本不知凡几，所以有专家学者专门在考证它的版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是《西厢》的早期版本之一，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页，是1982年北京中国书店赠送的。原存四页，那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书店修补旧书的刘建中师傅在重装明刻本时发现的，那是裱在书封面里的衬纸。明代《宝文堂书目》著录有元刻本《西厢记》，可见在明代，元刻本还有流传，但到清代，则不见有藏书家著录。残页为黑口，插图古朴，线条简洁，不似明代万历或万历以后的刻本那样细致。路工先生曾以第一卷第四折所存曲与明凌濛初刻本作了对比后发现：除二本均有错字外，最重要的是“佳人才子正青春”这首诗和“多情佳丽无缘难会洞房春”这副对联，凌刻本是没有的。诗和对联，不像剧中人物的下场诗和对念的对联，可能是舞台上演员下场后，由乐队唱的，目的是承上启下，连接两折之间的故事，保存了舞台演出本的原貌。看来残页中的学问还挺多。
此外，我还见有《增补四书精绣图像人物备考》十二卷，明陈仁锡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多斋刻本。十二册。此本的衬页均是（光绪）《续修庐州府志》。
日本刻本也有用废旧图书拆开作为衬页的，我见到过几部，其一为王阳明的《传习录》，四卷附录一卷，日本浪华中川明善堂印本。四册，衬页是用日本史部类《唐书》的零页。
安徽省博物馆藏《春秋左传详节句解》三十五卷，宋朱申撰，明顾梧芳校正。明刻本。四册。封面、封底用纸，均以隆庆六年察院宪票装裱（宪票主要内容为广积贮，以杜吏弊，以裨国计事，对大梁道仪封县呈报人犯处理意见）。
是什么原因导致要在古书封面封底用别的书作衬纸呢？我以为，当时以之作为书之衬纸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因为用作衬纸的书已不全，残本书亦不易配，于是废物利用，或作封面衬纸，或作内页衬纸；一种是原书即为禁书，要么毁去，要么拆开作他书之衬页。看来前一种的可能性大一些。被处理的这类书，在当时可能不稀奇，但在数十年、数百年后也就物以稀为贵了。利用废纸印书，这在宋代、明代都有，宋版的《王文公集》的用纸不就是宋人之手简吗？而明代的废旧公文纸取来印书的例子就更多了。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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