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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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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八章，介绍了《资治通鉴》作者情况、成书经过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文前有彩图21幅，文中有黑白插图72幅。侧重于《资治通鉴》重要版本的展示。*章司马光及其时代，第二章《资治通鉴》编修始末，第三章《资治通鉴》的内容，第四章《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第五章《资治通鉴》的史料及其考异，第六章《资治通鉴》的影响（上），第七章《资治通鉴》的影响（下），第八章《资治通鉴》的版本。后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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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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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专业宋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著有《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参编《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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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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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司马光及其时代 4
第一节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与文化 4
第二节 学术与政治之间 8
一、青年司马光 8
二、王、马之争 10
三、元祐更化 13
四、迂叟之迂16
第二章 《资治通鉴》编修始末 21
第一节 《资治通鉴》之前的史学 21
第二节 《资治通鉴》的始修 26
第三节 熙丰政争中的《资治通鉴》纂修 31
一、司马光的助手们 31
二、熙丰时期的政争与修书 40
第三章 《资治通鉴》的内容 45
第一节 《资治通鉴》的主旨与内容 46
第二节 《资治通鉴》的不书与失载 50
一、不载文人 52
二、不书妖异 54
三、不书奇节 57
第三节 《资治通鉴》的议论 59
第四章 《资治通鉴》的编纂与叙事方法 65
第一节 纪年问题的处理 65
第二节 长编法68
一、丛目 68
二、长编 70
三、定稿 72
第三节 《资治通鉴》的叙事方法 75
第五章 《资治通鉴》的史料及其考异 80
第一节 《资治通鉴》的史料 80
第二节 《资治通鉴》的考异之法 85
第六章 《资治通鉴》的影响（上） 91
第一节 《资治通鉴》编修团队的派生书 91
第二节 《资治通鉴》的补续 98
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100
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02
三、毕沅《续资治通鉴》 102
第三节 《资治通鉴》的改编 104
一、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104
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107
第四节 《资治通鉴》的注释 113
一、宋代的《资治通鉴》注释 113
二、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 115
第五节 《资治通鉴》的补正与评论 119
一、严衍《资治通鉴补》 120
二、王夫之《读通鉴论》 123
第七章 《资治通鉴》的影响（下） 126
第一节 帝王的镜子 126
第二节 《资治通鉴》在民间 134
第三节 《资治通鉴》节本与历史知识的普及 139
一、《资治通鉴》的节本 139
二、从纲鉴类史书到按鉴历史演义146
第八章 《资治通鉴》的版本 152
参考文献 158
后 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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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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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的北宋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范仲淹（989-1052）、欧阳修（1007-1072）、司马光（1019-1086）、王安石（1021-1086）、张载（1020-1077）、程颐（1033-1107）、苏轼（1037-1101）、黄庭坚（1044-1105）等新一代政治与文化精英，在经学、历史、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诸多领域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发展出超轶汉唐的新政治文化、新儒学、新文学、新史学等等。其中司马光是宋代新史学的最杰出代表，他的《资治通鉴》是传统史学中的空前杰作。
北宋上承晚唐五代的旧局面，立国形势先天不足。生于忧患之中，在重文、崇儒的政治文化大环境下崛起的北宋新型士大夫阶层，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的北宋史学家，更关注国家与社会，对历史与现实有深沉的思考，也更加注意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所以欧阳修著史要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司马光著史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开新，而以唐代史学为代表的旧史学，在他们的眼里只是整齐故事而已，在体例、文采、义理等方面均有不足。
自司马迁之后至司马光时期的史学编纂，重纪传体，轻编年体；重断代史，轻通史。入宋以后，史学思想发生新变，北宋学者从明盛衰之变的角度，更加推崇编年体。而自《史记》至《五代史》，断代正史卷帙浩繁，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使得一部融会历代正史的通史写作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条件下，司马光和他的团队以良史之才和坚忍不拔之志，以20余年之功，完成媲美纪传体通史《史记》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
《通鉴》的绝大部分内容完成于政治斗争激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但即使在党争最激烈之时，他们也依然保持了自由思想和独立创作的姿态。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的领袖，退居洛阳，不责职业，不责功程，一心修书，《通鉴》的编纂工作几乎没有受到影响。《通鉴》书成之后不到二年间，宋神宗、王安石和司马光便先后去世，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北宋中期政治上的包容，司马光个人在政治上的不得志，反而成就了《通鉴》的大成功，是史学之大幸。
《通鉴》史学方法主要体现为长编考异之法。长编法是搜集、整理资料的方法，考异法是处理资料的方法，考辨资料异同。自著书自做注为书明其去取，在方法上司马光有首创之功，体现了一种史学自觉的精神。通过这种方式，《通鉴》还得以保存大量的原始资料，使得《通鉴考异》资料具有很高的辑佚、校勘价值。
《通鉴》的成功直接激发了编年体在宋代的复兴，南宋再度出现了编年体史书编纂的高峰，并衍生出纪事本末、纲目体等新的的史学编纂体裁。自北宋以来，围绕《通鉴》产生了大批的续、改、注、评、校勘、研究等等著作,《通鉴》由一书而发展成为专门之学通鉴学。史学领域之外，从宋元讲史到明清按鉴演义类民间文学，或是内容，或是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的影响。
北宋陈瓘说《通鉴》如药山，随采随得；南宋朱熹也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元代胡三省说读《通鉴》，如鼹鼠饮河，饱腹而已。以《通鉴》之博，读者各取所需，均可满载而归。《通鉴》成书后，也成为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的最重要的历史知识来源。
当然《通鉴》内容主要还是历代君臣事迹，预设读者也主要是人君人臣，故其定位首先是资治之书，发挥历史镜鉴的作用，所以南宋孝宗说《通鉴》是万世不刊之书，于人主尤切。晚清曾国藩推重《通鉴》为六经以外不刊之典，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
《资治通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资治鉴，更在于通。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阐发《通鉴》中通之涵义：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通鉴》不仅仅是鉴往知来、经世济民之书，也是开拓心胸、修身脱俗之道。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读史读《通鉴》的原因。
【后记】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很早就将《资治通鉴》列入出版计划，而本书则动笔较晚，成书太促，是愧对温公用近乎半生的精力所完成的《资治通鉴》这部大书的。原因倒也并非出于怠慢，而是写作远没有原先设想的顺利。《通鉴》成书九百数十年，通鉴学积累深厚，但有些重要问题却也没有如想象般那样已经解决，比如《通鉴》的分工、编修程序、司马光手稿等等最基本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沉迷其中，未必获得正解，却是耽误了写作。且写入小书的，未见得深入，也难免谬误。尚有一二没有写入的意见，聊记于此。
《通鉴》当初成书的条件，后世不再存在，故《通鉴》可补、可续、可模仿，却难以超越，个中道理与《史记》之后无继者正同。故《通鉴》是空前杰构，也是中国史学中不可无一、不必有二的不朽之作。对于司马光和他的《通鉴》，毁也罢，誉也罢，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读《通鉴》，不能不理解司马光和他的时代。《通鉴》的取材、考证、议论等等都不免受到司马光仕宦经历、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和个人志趣等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孟子论说《诗》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司马光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常用以意逆志之法，得失互见。
相比于《通鉴》的博大与复杂而言，司马光是比较简单的人，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其待人，不管是天子，还是庶民，一字以蔽之，就是诚。他自己也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他的迂阔执拗，也都是一出乎诚。
司马光编《通鉴》，正文之外，自著考异以明其去取之意，不但是史法，也是温公诚的表现。《通鉴》中有不少我们今天视为纯粹主观偏见、臆测的内容，在司马光而言，可能是他的素见和以意逆志处理文本的结果。
对于那些有着明显的司马光个人印记的内容，后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需要保持平易之心，以意逆志，去理解司马光的想法与做法。若持偏见在先，以为司马光会出于一己之私，随意取舍史料、肆意构建史事，就成了朱熹所说的以意捉志了，既误读司马光，也唐突《通鉴》。
司马光著有《疑孟》，他最大的政治对手方王安石则尊孟，写过一首《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自称迂叟的司马光，同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孟子还真有点儿相似呢。谨借荆公《孟子》纪念司马温公诞辰1000周年。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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