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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认真求实的精神，是提高识力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学术空气，渐渐浓厚。但是脱离实际，空大之风，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块文章，人们看到，它摆开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有那么多议论，便称之为学院派。贬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实学院派的文章，总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没有什么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经据典，人云亦云，读者就不如去自翻经典。或作者虽系一人，而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说，这种文章，是连学院派也够不上的。
这就涉及治学方法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标榜用的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但如果牵强附会，或只是一种皮毛，甚至皮毛之内，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不能用政治及立场观点来代替。学术研究的是客观存在。学术是朴素的，过去叫作朴学。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领，只是赶时髦，求得通过，对于学术，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学术，是要积蓄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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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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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轶话》系文史勾陈考订类文章选集，是偏重于艺文考订和文学批评的文章，根据作者同题图书加以增删。《艺文轶话》*早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曾获中国作协举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后经修订由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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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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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泰昌，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人，1938年生。当代散文家、评论家。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本科毕业，1964年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1984-1998年任文艺报副总编、第一副总编、编审，后为报社顾问。1992年起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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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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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孙犁）
周恩来与第一次文代会
黄遵宪与《红楼梦》
《西行漫画》的流传
《女神》的一个修改本
钱杏邮与《二心集》
且说《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
蒋光慈的原名、改名及其他
郁达夫与太阳社
《阿英文集》编后的话
《郁达夫著作编目》补遗
齐燕铭遗札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陈独秀
一次突然的消失
忆五四，访叶老
活跃的沪版《救亡日报》文艺副刊
作家的可贵友谊
沈尹默和新诗
李自成在我国文艺上的反映
关于《红楼梦戏曲集》
孤岛文坛上的一现昙花
《倪焕之》与侯绍裘
蒋光慈与《失业以后》
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谈起
漫话《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关于瞿秋白文学遗著的刊印
文人赞咏中的民间铁画
《红楼梦》在日本的新镜头
《小说年鉴》
《秦牧杂文》
殷夫的成长说明了什么？
田汉的散文
《边鼓集》
张闻天早年的文学译著
《怀旧》的雪泥鸿爪
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者
业余佳作
叶灵凤与麦绥莱勒木刻连环故事集
《沈尹默书曼殊上人诗稿》
《王贵与李香香》诗名的由来
巴金第一部长篇《灭亡》的问世
郁达夫的早期代表作《沉沦》
初版《鲁迅全集》话絮
我国第一份诗刊
诗人的欢喜
湖畔诗人
《大观园名媛百花诗》
徐玉诺与散文诗
郁达夫的自序
包天笑与鸳鸯蝴蝶派
当年的《赛金花》
元戎兼诗人的黄兴
茅盾与ABC
孙中山的诗作与诗论
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
曾朴佚诗《燕都小吟》
《茶花女》的中译和演出
跛少年的译作
漫话《野草》
文艺作品中的秋瑾
宣传《猛回头》被杀一乡民
陈天华、秋瑾、朱执信的三篇小说
不以诗人自居的马君武
周瘦鹃与花花草草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郁达夫诗词抄》晚出之谜
朱自清的欧游二记
孙犁的《书林秋草》
开卷有益
最早评论《子夜》的文字
读《东海渔歌》李一氓钞配本随记
冯宪童发表于《东山学生》的诗
蒋光慈谈新诗的一篇序文
《抗战独幕剧选》及田汉的序
阿英有关晚清文学的三本书
朱光潜与对话体
老师的书
吴组缃的《山洪》
阿英的日记
《诗论》重版漫忆
不该忽略的文坛老人
《李一氓藏画选》跋
毛泽东：我们欢迎你们
《鲁滨孙漂流记》最早的中译本
由章太炎、邹容想起刘三
最早的秋瑾诗词集
近代纺织诗歌一瞥
柳亚子的诗词
徐锡麟和吴禄贞的诗
《越社丛刊》第一期
且说东京版《域外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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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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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泰昌同志，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接触得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很干练的编辑，很合格的编辑。他在工作上，非常谦虚。当今之世，不合格的编辑并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无，而这些人，架子却很大，很不谦虚。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艺报》上的那次谈话。我是很不善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
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
当时在座的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当然，他能够完成任务，还因为在同我接触中，他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虚心的工作态度。
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观我国文化史，有许多例子证明，编辑工作和学术之间，有一条互通之路。有许多作家学者，在撰述之暇，从事书刊编纂；也有因编辑工作之年积月累，终于成为学者或作家。凡是严肃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他的收获总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外，还不断写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带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欢读这类文章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年，太缺乏治学的空气了。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认真求实的精神，是提高识力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学术空气，渐渐浓厚。但是脱离实际，空大之风，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块文章，人们看到，它摆开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有那么多议论，便称之为学院派。贬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实学院派的文章，总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没有什么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经据典，人云亦云，读者就不如去自翻经典。或作者虽系一人，而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说，这种文章，是连学院派也够不上的。
这就涉及治学方法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标榜用的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但如果牵强附会，或只是一种皮毛，甚至皮毛之内，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不能用政治及立场观点来代替。学术研究的是客观存在。学术是朴素的，过去叫作朴学。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领，只是赶时髦，求得通过，对于学术，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学术，是要积蓄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并不单纯是方法问题。过去我国的学术，用的都是旧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种，我们的祖先也能生产粮食一样。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时间，能得到很大收益。写文章，不尚高远，选择一些小题目。这种办法很可取。小题目认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并能取信于人，取信于后世，取信于科学，题目再小，也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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