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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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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反思革命，批判历史，质疑学问，启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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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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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著称于世的当代历史学家李新先生的回忆录。书中所记述的党从延安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些历史，经这样一位有过切身经历的老革命写出来，极具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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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新先生（1918年9月15日2004年2月5日），生于四川荣昌县（今属重庆）。李新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与李成之（作家李锐的父亲）、王方名（王小波的父亲）共同策划、领导四川学生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等职，并做过两年县委书记，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新中国成立后，李新先生不谋权力，主动请求进入教育界，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李新先生主编或参与主编多种大型专著，主要有三编十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已出二编三卷五册，中华书局1981～1987年版）、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十二卷）；合作编辑有《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孙中山全集》（第二到四卷，中华书局1982～1985年版）；个人专著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等。
本书整理者、李新先生的学生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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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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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出版了很多回忆录。我看过的也不少，颇受教益。通过回忆录，使我对许多历史事实了解得更加具体和丰富。但是，大多数的回忆录都隐恶扬善，无论对别人或对自己，都是拣好的说，坏的不说或少说。其实这也难怪。人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关于自己，多半爱说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至于走麦城，连提也不愿意提。对别人，一般是爱说别人的坏话，能为别人说好话的并不多。因此隐恶扬善只要说的是真话，就应该说是不错的了。至于那些谁当权就为谁说好话，谁倒霉，就说谁的坏话，甚至伪造历史、取宠求荣，这样的为拍马而写的回忆录，一切正直的人，都会对它不屑一顾，虽然也能凭权势而畅销一时，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写回忆录，按理我是没有资格的。记得50年代末，我在成都帮助吴老（玉章）写回忆录。在写留法勤工俭学时，恰好陈毅外长从国外回来，也住在成都金牛坝。既然住在一起，我便过去访问了陈毅。他对留法勤工俭学记得很清楚，因此谈得很详细。他除谈了事实经过之外，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他说：赵世炎当时是党员，当我们在里昂被抓起来、关起来后，他却溜之大吉，一直跑到苏联去留学；而我们这批被捕的人，则被押送回国。他虽然是我党著名的烈士，我一直认为他当时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领头的党员当逃兵，在群众中影响很坏。陈毅由此更谈到我们的白区工作。他说：我们的军队打仗，党员是冲锋在前的。但在白区游行示威，党员却躲在后面，把非党积极分子推到前面去，因此被捕的多半不是党员。我们还认为这样很策略。结果，非党同志为我们被捕、被杀头，使我们大大地脱离了群众。这样做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你们看，血的星期日不是布尔什维克领着群众一起去流血牺牲吗?陈毅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谈完后，我说：陈毅同志，请你再谈一次，我给你写成回忆录。他说：写回忆录，我没有资格。我说：你是元帅嘛，怎么没有资格?他说：留法的时候，吴老已经是名流了，我还是娃娃呢。因此，此后我没有再找他谈回忆录的事了。陈毅尚且说他没有资格写回忆录，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呢?
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研究历史的人。我认为写历史应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来写，把它写成信史、真史。但这样做是很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首先在政治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尽管有不少史学家由于昧心写伪史而飞黄腾达，但悠久而光荣伟大的史学传统并没有完全失坠，它依然存在于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的心中。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对于那些隐恶扬善的回忆录，虽然并没有隐去真事，但它毕竟太不全面，我也应该就我所知，加以补充，以便后人对真相不致以偏概全。总之，我写回忆录是应客观的要求，至于够不够资格，我就不管它了。
我写回忆录的目的既然是这样，那它就不能像文学作品《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而要如实地把真人真事写出来。可是这样的回忆录是很难发表的。所以我的回忆录都只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保存，并不想发表。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出版这本回忆录呢?说来话长。大概是1995年吧，组织上考虑让我离休。既然要离休，就得确定我的工龄。从前，我的工龄都是从1938年，我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算起的。对此，我一直没有计较甚至没有注意。后来，我发觉抗战前参加工作与抗战后参加的待遇大不一样，而且，提拔干部也是一个大界限。因为解放初，邓小平就要我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并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那就是副省长的待遇了，但吴老没有让我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而在中国人民大学评定级别时，我就是行政九级（以后一直没有增长），也不算低。那时人们对级别的观念不像现在这样浓厚，现在是连和尚、道士都有级别。现在既然要离休，工龄就不能不计算。现在是，凡参加过一二九游行、跟着喊过口号的都算参加了革命，而我那时是重庆学联主席，能不算参加革命吗?何况我们被开除学籍以后，留下来没有被开除的人，现在都被承认是参加革命了。因此我请党委进行调查，解决我的工龄问题。党委根据我写的回忆录《风雨巴山》，派人去四川调查，结果证明我写的完全属实，毫无虚假。四川当年从事学运的老同志们看见这篇回忆录后，都劝我将它发表。我说：其中的真人真事，不隐去能行吗?他们说：没有关系，顶多，对个别的人，你替他改一下姓名就行了。为此，我才准备在党史出版社出版我的《风雨巴山》。出版社的同志对我说：光出版《风雨巴山》未免太单薄了，要出，不妨多出一些。既然出版社愿意多增加一些内容，我于是便把这次的回忆录增加为《救亡与抗战》，把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1931～1945）这一段时期现成的几篇汇集到一起出版。这便是这本《救亡与抗战》出版的由来。
八年抗战，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期。无论是关于游击战争、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统一战线、国共摩擦斗争以及整风运动等等，我都必须写，也准备写。例如我现在正写着的《中共北方局整风记》就是非写不可的。但要发表就很难了，大概要等10年以后吧?这并非是我的顾虑太多。我已年届八十，并且早已有安身立命之所，不必为稻粱谋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只是因为其中说到的人和事，距今太近，有的还活着，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亲属还多嘛，何必要引起他们的不安呢?而且，有的领导人从政治上考虑，出版社从风险上考虑，都不愿出版这样的回忆录。因此，我一定要写的这些回忆录，暂时只能送存党史机关，束之高阁。但并不是要藏之名山，而是要等到适当时机才把它发表出来，最好是等死后才发表。死后是非谁管得，那时候什么评论都听不见了，多么干净!张学良要把他的回忆录留到下世纪（初）才发表，其用意很深，也可以说用心良苦。我认为他这样做很明智，所以我的某些回忆录也要留待将来发表。
以上，我把为什么要写回忆录，为什么要发表这本回忆录，以及发表的回忆录为什么只能是目前这个样子（不成样子），都如实地说明了。我写了这些，作为本书的前言，一则是请求读者谅解；二则是希望得到指正，以便今后能写得好一些。
199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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