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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之六
★ 200余张善本古籍书影，序列两千多年儒家经典巨著
300余张故居、祠堂、墓园、遗迹照片，见证韦力只身求索中华文明的悲壮之旅
经学，是规定天下家国以及个人理想的人生教育学，为中国人日常风俗习惯提供依据，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的*标准。
著名藏书家韦力壮游华夏山河，追索大师遗风，对中国儒家学术思想悠悠数千年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全面专业又亲和平易的脉络梳理。他敏于创制、不落窠臼，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探索出一种人物生平所处历史语境与实地寻访游记相结合的不可复制的模式，是致力于保存中华文脉的当代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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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声音训诂、考据校勘、典章制度、义理分析
引证博赡，提炼中国人文学科的崇高标准
自孔子至晚清学人，生动复现近60位经学大师广研群经、论辩今古
200余张善本古籍书影，序列两千多年儒家经典巨著
300余张故居、祠堂、墓园、遗迹照片，见证韦力只身求索中华文明的悲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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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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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著有《觅宗记》《觅诗记》《觅词记》《觅曲记》《觅文记》《古书之爱》《鲁迅藏书志》《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失书记》等，另有与安妮宝贝合著《古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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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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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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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修订六经，始有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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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春秋三传，唯此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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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儒门宗圣，孝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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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为《诗》作序，弘传六经
◎
穀梁赤：《春秋》之传，唯此弱传
◎
子思：思孟并称，疑作《中庸》
◎
孟子：力推孔学，以善为本
◎
伏生：珍护儒典，今文《尚书》
◎
张苍：传承《左传》，规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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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苌：不以国名，独传《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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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婴：《韩诗》之祖，以易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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辕固：《齐诗》之祖，最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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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大一统论，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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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衡：师从后苍，弘传《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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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戴圣：纂修《礼记》，兼汇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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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阁：论辩五礼，《穀梁》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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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统研汉字，以驳今文
◎
白虎观：整合今古，皇帝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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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以《颂》罪主，精博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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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遍注群经，三礼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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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力举孟子，唯传《章句》
◎
何休：三科九旨，黜周王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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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植：文武兼备，尤重《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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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集解《论语》，首开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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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义理解《易》，得意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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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晳：翻译汲冢，补亡《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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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隋北通儒，被诬伪经
◎
孔颖达：《五经正义》，定于一尊
◎
王通：志臻孔圣，欲并二氏
◎
徐铉：校补《说文》，序刊《系传》
◎
孙奭：注疏《孟子》，疑窦终解
◎
郝敬：通解《九经》，批驳朱子
◎
张尔岐：独擅《仪礼》，善解《周易》
◎
顾炎武：汉学开山，国初儒宗
◎
阎若璩：千年经典，一朝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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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渭：精研《禹贡》，明辨《易图》
◎
江永：标准古音，初辟汉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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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三代治易，吴派之祖
◎
庄存与：复兴今文，兼采汉宋
◎
戴震：皖派终成，以经翼理
◎
段玉裁：说文四家，茂堂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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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馥：《说文》四家，《义证》独罕
◎
任大椿：长于治《礼》，拙于人际
◎
王念孙、王引之：广雅述闻，超迈今古
◎
汪中：贫不移志，终为通儒
◎
焦循：开方解《易》，正义《孟子》
◎
阮元：学界山头，乾嘉殿军
◎
黄式三、黄以周：浙东殿军，《论语》《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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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刘氏：四世《左传》，守古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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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刘氏：专注《论语》，两代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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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力继今文，视经治术
◎
俞樾：花落春在、《诸子》《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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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古文全伪，疑袭廖平
◎
曹元弼：精研《礼经》，最重《孝经》
◎
章太炎：汉学殿军，独驳今文
◎
吴承仕：广研群经，最重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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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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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乃是对中国经学遗迹的寻访之旅，关于经学的价值所在，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在其专著《中国经学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经，乃是在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的基础上加以文学的、艺术的要素，以规定天下国家或者个人的理想或目的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
由此可知，经学涉及到了多个学科，为此，也就成为了中国人文学科的最高标准所在。它几乎涉及到了中国思想界的方方面面，并且成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最高标准。为此，本田成之在其专著中又作了如下的解释：总之在中国，一说到学问，第一指屈的就是经学。总括中国古来书籍的《四库全书》，第一库就是经学。历代帝王或者宰相，其经营天下的第一理想标准，必得是从经学上来的。评价人物甲乙的标准，也是以合于经学上的理想为归。作为中国人日常风俗习惯的规范，大部分在经学上也有其根据。在中国，不问其为国家与个人，其生存的目的、理想，如果不是在经学上有其根据，即不能承认其价值。这样看来，经学实是中国的最大权威者，从其内容来说，它是中国哲学、宗教或政治、文学的基础。
既然经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故而在此首先要澄清一些概念，也就是经与经学、经学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一、何为经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经就是织，而织又是什么？许慎又称：织从丝也，这里的从字当为纵，乃是与纬相对而言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称：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如此说来，经的本意乃是纵丝。班固在《白虎通》中则把经字解释为常：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结合了这两种说法：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孝经序疏》中引皇侃所言：经者，常也，法也。由此可知，经乃是指万古不变的法则。可见能够成为经的书，在典籍中有着何等崇高的地位。
然而后世所见经字最早之出处却并非专指儒家经典，《国语吴语》中有一句：建旌提鼓，挟经秉枹，这句话中有一个经字，关于此字的意义，韦昭在《注》中称：经，兵书也，由此可见，这里的经乃是指古代的兵法典籍。除此之外，古代的医书中有《黄帝内经》，另外还有《扁鹊内经》《难经》《道经》等等，看来在上古时期，经乃是指各行各业的名著，而并不单指儒家经典。晋张华在《博物志》中称：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但什么人才能称为圣人，他未作解释。
对于经字，后世还有一种解释：经乃是指古代的官书，因为这样的官书尺寸最大，每一根竹简的长度为二尺四寸，而传的长度则为八寸或者六寸。而这些竹简需要用线或者皮绳连缀起来，因此这种大尺寸的简牍就被称为经。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在称：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
章太炎的这段话，也是指的经之本意。到了何时经才专指儒家经典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先秦著作中，已经常引用儒家经典《六经》的具体名称，此至少说明：经虽然并非专指儒家经典，但儒家经典已然是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则称：有人将经视作先秦的官书，或孔子著作的专名，都是同先秦的历史实际不符的；所谓的经，只是先秦各家各派以及官府的重要著述与典籍而已。
二、何为经学
经学一词的最早出处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宽）见上（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何为经学？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的《经学十二讲》一书，其第一讲乃是董治安、郑杰文的《经学的产生》，该书在谈到经学一词时称经学，即治经之学，是以诸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
对于经学一词的解释，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称：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而马宗霍、马巨所著《经学通论》中则称：所谓经学，简言之，即传授与研究儒家经典之学。
关于经与经学之间的关系，李源澄在其所著《经学通论》中称：经学之经，以常法为正解，不必求经字之本义。然经学虽汉人始有之，而经之得名，则在于战国之世。故常法为经学之本义，而非经之达诂。近世释经义者皆释经字之义，而非经学之经之义也。
既然经学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之学，那么，何为儒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班固在这里的所言乃是指儒家的出处，他认为儒家出于司徒，道家出于史官，而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则出于清庙之守。对于这样的说法，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中提出了质疑，而钱穆则认为儒乃是术士，他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言中称：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
对于儒字的本意，章太炎在《原儒》中称：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鹬，舞旱嘆者以为衣冠。鹬冠者，亦曰术氏冠，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看来儒字的本意乃是指向天求雨，与当时的巫、祝并称。既然如此，儒家何以能从巫、祝之流脱颖而出，使儒字成为后世所指的特定含意呢？马宗霍、马巨在《经学通论》中说：所谓儒，在上古之时本是巫、史、祝、卜的通称，尔后成为孔子学术流派的专称，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又逐渐演变而成读书人的通称。
看来，孔子的出现才使得这个混杂的派别出现了独立的面目，因此王博在其所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中称：儒家的产生，当然是以孔子为标志。而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则明确地说：经学开辟的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但蒋伯潜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涵盖孔子对中国学术史的全部贡献，他在《十三经概论》中称：故孔子不仅为儒家之始祖，实开十家九流之先河；而其六经，则古代道术之总汇，非儒家所得而私之也。
可见，孔子创造了儒学，又修订了经学的经典《六经》，由此而有了经学。自此之后，经学成为了儒家核心经典的代名词。李源澄在《经学通论》中称：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而董治安、郑杰文在其文中亦称：西汉前期，由于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地位空前上升，儒家所尊崇的《易》《诗》《书》《礼》《春秋》等，遂由本门学派之经，一变而成为王朝治国的要典，成为天下之经，并且被正式赋予经名。于是，由此所谓之经，就成为几种特定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与此外的一般著作已判然有所不同。扬雄《法言学行》篇云：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就明确把经（几种儒家经典）与书（此外所有著作）区别开来。
三、经学典籍的组成
《庄子天运》篇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述也，岂其所以迹哉！此为流传至今六经一词的最早出处，可见，最早的经学是由《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所组成，故后世简称其为《六经》。
但是，孔子的这段自称用了一个治字，正是因为这个字，后世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就是对治字的不同理解：孔子究竟是撰述了《六经》，还是编辑了《六经》？不过从老子的光迁之陈述可知，《六经》是在此之前就已有存在的历史资料，所以有人认为孔子对于《六经》而言，只是编辑而非著述。更何况有人强调，孔子曾说过述而不作。如何解释孔子的这段话？我在文中还会细谈，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孔子跟《六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中称孔子自承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学者（见《论语述而篇》）；其于五经，似亦为整理古书之述的工作；但五经之材料虽古已有之，而经孔子加一番赞修笔削理董之手续后，殆莫不各赋以新含义与新生命，则与其谓为述，无宁谓为作矣。孔子所谓丘治《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以为文者，即指此也。故孔子者，经学之开祖也。
汉武帝在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关于五经的内容，班固在《白虎通》中说：何谓五经？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与六经相比较，五经少了《乐经》。因此有人说，《乐经》到汉武帝时失传了。然而《汉书武帝纪》中的赞语中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则称：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也。看来，到汉武帝时，《乐经》还未失传，更何况《汉书王莽传》中明确地写道：立《乐经》。
如此说来，到西汉、东汉之交《乐经》仍然存在，既然如此，那汉武帝为什么只设五经博士而不设六经博士呢？马宗霍、马巨的解释为：其实，《武帝纪》赞所谓表章六经，只是套用一个习惯用语以泛指儒家经典，倘若汉武帝所表章者确实为六经而不是五经，为何仅仅设立五经博士而不曾设立六经博士？颜师古之注，仅就字面而言，与史实无涉。至于致力于复古的王莽新朝之设立《乐经》，语焉不详，内容无从考核，充其量只能说明王莽之时有《乐经》，不足以证王莽时之《乐经》即先秦《乐经》之遗留。
可见，《乐经》到汉初时已经失传了，因此六经就变为了五经。而到了后汉之时，五经又变成了七经，《后汉书赵典传》中注引《谢承书》称：典学孔子七经受业者百有余人。然这段话中，并未点明七经所指。夏传才在《十三经讲座》中称：经过一段实验、探索的过程，到东汉通行的七经是：《易》、《诗》、《书》、《礼》、《春秋》、《论语》、《孝经》。何以要在五经的基础之上添加《论语》和《孝经》呢？夏传才在文中有如下解释：东汉除立五经为官学外，又规定《论语》、《孝经》为学生识字后的必读书；治五经者，可以诸经并治，也可以专治一经，但《论语》、《孝经》人人非读不可。后来干脆就合称为七经。
到了唐初，又有了九经之名，对于九经的详目，除了五经之外，《礼经》一分为三，成为了《仪礼》、《周礼》和《礼记》，而《春秋》同样也一分为三，成为了《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此六经再加上《易》、《书》、《诗》三经，合在一起成为了九经。然这九经中却没有包含在汉代已经立为经的《论语》和《孝经》。
为何又去掉这两经呢？夏传才认为《论语》基本上是孔子的语录集，《论语》的地位始终是跟随孔子的地位相升沉。在唐代初期，孔子的地位不如汉代那么高，因为唐太宗推崇老子，所以《论语》也就不被人所重视。《孝经》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宗法制的孝道，强调的是嫡长子世袭制，而李世民杀掉哥哥，又逼迫父亲让位，他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当然不重视《孝经》。而唐玄宗消灭了韦氏集团后，才得以继位，为了巩固政权，所以他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孝经》到他那时才再次得到了推崇。因此，唐初所说的九经中也就不包含《论语》和《孝经》。故《初学记文部经典》引文中称：《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曰三礼，《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传，与《易》《诗》《书》通数，亦谓之九经。
九经之后又有了十一经之说，十一经的来由本自于五代时蜀主孟昶，他在四川石刻了十一经。这十一经中除了九经之外，他加入了《论语》，但是却没有加入《孝经》，同时十一经中第一次把《孟子》列了进去。到了唐代后期，文宗开成二年，皇帝又下令石刻十二经，而后将这些刻石立在了国子监门前。这些石经被后世称为开成石经，所包含的十二经为：《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
由此可见，十二经中没有包含《孟子》，而添加了《尔雅》。到了宋代，《孟子》一书广受重视，故该书又被列入了儒家的核心经典，从此之后这些经典被并称为《十三经》。后世对儒学经典的研究，都是本着《十三经》而展开者。故而，《十三经》的出处以及《十三经》的研究者，就成为了《觅经记》一书的寻访目标。
四、六经的作用
孔子何以要治六经？《庄子天下》篇中有如下一段表述：古之人其备乎！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在这段话中，庄子分别讲述了六经的作用，《小戴礼记经解》中有如下说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而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又引用了孔子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由这段话可知，六经又名六艺，而孔子编纂和研究每一经都有着深刻的含义。对于这些含义所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着如下的阐述：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进入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讲道：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班固在这里用五常来跟五经相匹配，但五常乃是仁、义、礼、知、信，而与六经相匹配则少了《易经》，对于此经，班固认为《易经》为其他五经的原，所以不与五常相配。但《易经》为什么是五经之源，他未作出解释。
关于六经的内容，夏传才在《十三经讲座》中称：六经本来是古老的文献，《易》是古代占筮用书，《书》是三代历史档案文献，《诗》是周代诗歌总集，《礼》（指《仪礼》）是残缺不全的周、鲁各国礼仪的记录，《乐》早已亡佚不论，《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既然六经的内容涉及了这么多方面，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来编纂这六部书呢？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经学史》中称：孔子创办私学，长期以《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典籍作为教材，即使在此之前有一些传本，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其教学的需要。因而，按其教育的指导思想，对上述六种典籍进行整理、编订，是很容易理解的，犹如今天编讲义或课本一样。
既然孔子编纂六经的目的是为了讲课，那他的编纂思想是怎样的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认为：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篇》），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
韦力
丁酉秋日序于芷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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