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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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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地是古今中外行政疆域中普遍存在的特殊现象。插花地问题涉及的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民族文化多、社会背景各异，导致插花地形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本书以历时性研究和结构性分析方法对清水江下游地区插花地社区地湖乡展开个案研究，希冀解释插花地的成因及其延续的机制。地湖乡隶属于贵州省天柱县，是一块飞落湖南辖境中的插花地，处于湖南省三镇一乡的包围之中。其主体人群为苗族，与其杂居的有侗族、汉族。地湖乡成为插花地始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历经清代、民国并延续至今。本书秉持人类学整体观，在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解读有机结合基础上，从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三个维度，解析地湖乡插花地得以形成及延续的原因，并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切入点探究插花地得以维系至今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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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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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景连，湖南怀化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 现为贵州省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秘书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发展与研究。主持省厅级课题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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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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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杨庭硕／ⅰ
序二 罗康隆／ⅲ
绪论／001
第一章 走进地湖：自然、生态与人文／049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上的孤岛／049
第二节 坝区中的丘陵：自然地理上的孤岛／060
第三节 湿地中的山地：生态系统上的孤岛／063
第四节 侗文化背景中的苗区：民族文化上的孤岛／070
第二章 从蛮地到插花地：地湖身份的变化／078
第一节 作为蛮地的历史及其记忆／078
第二节 从湖广内陆到湘黔边地／083
第三章 插花地主人的自我意识：以地湖吴氏宗族为例／097
第一节 祖先谱系与观念表达：吴氏地湖开基与入住／097
第二节 国家权力的地方性延伸：吴姓宗族的维系／112
第三节 鳌山祠：吴氏宗族的文化象征与礼仪中心／127
第四章 成型与延续：文化生态与国家行政／140
第一节 博弈之主体：国家、地方行政与乡民／141
第二节 地方行政与地湖插花地的认同：以天柱建县为例／146
第三节 国家视角下的插花地：以明清黔省插花地的议处为中心／154
第五章 插花地整饬之殇：民国地湖插花地清理拨正历程／188
第一节 清理拨正与地湖插花地的幸存／190
第二节 田土编丈与一田两赋悲剧产生（1943～1946）／197
第六章 权利息壤及博弈：地湖插花地的内在张力／250
第一节 同村中的外村人：制度下的权利差异／250
第二节 簧老爷：民国地湖地方势力的崛起／254
第三节 同公不同籍：地湖人群认同的多面向性／260
第四节 皂角壕与地湖土地纠纷事件：插花地产权纠纷的当下演变／264
讨论与结语／280
附录／309
参考文献／320
后记／338
图表目录
图0-1 插花地类型／022
图1-1 街左街右分隶湘、黔两省的地湖街／054
图1-2 湘、黔两省粮田犬牙交错／055
图1-3 甄家墓湘、黔两省友谊桥／056
图1-4 房前坎后两家人分属两省／058
图1-5 横跨湘、黔两省的岜溪口鸳鸯桥／059
图1-6 地湖得名的那坵壶形田／061
图1-7 地湖赶场日街上待卖的杉树幼苗／076
图3-1 地湖开基始祖世德公墓碑／099
图3-2 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吴修祠、吴修复、吴顺珍等封禁字约／110
图3-3 1987年修撰的《吴氏族谱》／113
图3-4 地湖吴氏鳌山祠图／130
图3-5 地湖岩鼓新修的吴氏宗祠／132
图5-1 天柱县第二区与会同县各乡边区详图／192
图5-2 地湖重编田土坵形图果字段／213
图5-3 地湖重编田土坵形图珍字段／215
图5-4 前会同县土地陈报处编丈后经天柱县政府函请注销坵段略图／230
图5-5 勘划湖南会同、黔阳与贵州天柱省界地图／239
图5-6 民国三十五年会勘地湖联保重编经界图／248
图6-1 同治七年李宏礼卖子杉木契／268
图6-2 同治八年吴杨氏卖杉木契／269
图6-3 光绪六年吴顺亲分关文书（一）／272
图6-4 光绪六年吴顺亲分关文书（二）／272
图6-5 民国三十三年杨光兰卖苦力养木契／274
表1-1 2014年以前地湖乡各村民小组户数统计／051
表1-2 2013年地湖乡各年龄段人口统计／052
表5-1 天会边界地湖重编田土登记册果字段坵号／214
表5-2 天会边界地湖重编田土登记册珍字段坵号／216
表5-3 湘黔交界地湖重编田土登记册会同朝字五段（1）／217
表5-4 湘黔交界地湖重编田土登记册会同朝字五段（2）／220
表5-5 财政部湖南省会同县田赋管理处广坪征收处所辖地湖及毛公冲一带飞地粮户正艮册／230
表6-1 本案原主吴D.F.家族世系／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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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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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杨庭硕
《礼记王制》有言，治国之道在于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实属历代延续的至理名言也。然而，对于地域如此之广、民族如此之多、自然与生态背景迥别的中国而言，虽说历代王朝都坚持这一治国理念，但教该如何修，能够修到何种程度？政该如何齐，又能齐到何种程度？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每个王朝都得有所坚持、有所变通，层层相依之后，总不免体现出诸多行政管理体制的例外，插花地就是其中之一。
面对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行政辖境插花地实情，历代学人早就做过互有区别的探讨，但远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插花地的存在是行政管理上的弊端，主张大刀阔斧予以消除；有人认为插花地的存在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博弈的产物，只要这样的博弈有其深层的社会基础，插花地就不可能消除；还有学者认为插花地的存在与历朝政府的管辖实力直接关联，政府难于管控则任其以插花地的方式存在。但到了当代，随着行政管理能力的加强和社会的发展，这种历史的残局完全可以做出一次性的清除。然而不管是上述哪一种观点，它们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误读和误判。事实上，插花地的成因极其复杂。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插花地得以确立的社会原因本来就不相同，插花地得以延续的社会背景也互有区别。单从任何一项具体的社会原因入手得出的结论都很难普适于我国境内不同类型的插花地成因。
谢景连博士不落前人俗套，锐意进取，立创新说，以生态民族学所倡导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为依据，对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这片延续数百年的插花地做了深入的剖析。从中注意到该乡自然和生态背景与周边属于会同县的侗族村寨有所区别，同时还注意到地湖乡的居民不仅与贵州省天柱县的居民同属一个民族，而且还具有家谱上的血缘关系；并以这样的文化生态认识为基础，回顾了贵州省天柱县的行政建制历程，明代的卫所建制，撤所置县，清代将天柱县从湖南划分到贵州，等等。作者正是基于对这片插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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