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问题的提出尽管存在一些争议，气候变化通常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环境威胁。其最直接的影响是全球平均温度总体性的快速上升。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繁荣的城市都位于低洼沿海地区，平均气温的升高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外，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其他影响也不能低估，其带来的典型的挑战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农业生产力的下降、疫情的传播、降水模式的变化，以及导致严重的洪水和荒漠化等Andrew Dessler,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 Guide to the Deb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整体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于发达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Susmita Dasgupta, Benoit Laplante, Craig Meisner, David Wheeler and Jianping Yan, The Impact of Sea Level Ris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limate Change, Vol.93, 2009, pp.379388.。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署开始，国际社会逐步建立起了全球性的气候治理体系参见UNFCCC网站对于该公约、《京都议定书》、其他文件和决议、以及其框架下的有关机构设置的介绍：https：unfccc.int。。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关于第一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的规定，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然而，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年之后）减排责任分配的谈判在第一承诺期开始后很快陷入了僵局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就是一个代表性例证。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加，主要发达国家，即美国、日本、加拿大、欧盟成员国等，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应当设定强制减排目标。而中国、印度等国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下简称共区原则），认为发达国家的历史和人均排放量较高，应当率先减排。在近几年的谈判中，南北两大阵营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阵营的立场一直存在尖锐对立。虽然南北阵营在减排责任分配等议题上争执不下，从2007年至2011年，如表1所示，国际社会却就以市场为基础marketbased的减排机制的应用达成了一般性共识（general consensus）Steven Bernstein, Michele Betsill, Matthew Hoffmann and Matthew Paterson, A Tale of Two Copenhagens： Carbon Markets and Clim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9, Issue 1, 2010, pp.16117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共识并没有涉及市场机制的具体内容如机制设计、规则制定、争议解决等要素。尽管如此，国际性的碳交易机制仍然出现了启动的迹象。2011年，欧盟试图将国际民航业纳入其碳交易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ETS）。在其他国家反对下，欧盟停止了这一计划。但是，国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决定启动建立国际航空业碳交易机制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表01关于市场机制的一般性共识（20072011年）协议共识年份德班决议第17次缔约国大会考虑南北差异，尝试使用市场机制2011坎昆协议第16次缔约国大会同上2010哥本哈根协定第15次缔约国大会尝试使用市场机制2009巴厘行动计划第13次缔约国大会将市场机制作为强化国家国际层面减排行动的一部分，考虑使用2007资料来源：作者汇总。Organization， IMO）在同一时期也表示，考虑建立国际海运业碳交易机制的可行性。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保持了一贯的立场，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坚持共区原则，维护自身发展权益，反对在国际条约中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强制减排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内积极设定减排目标，并制定减排政策。例如，2007年中国启动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中国宣布了到2020年将单位GDP碳强度在2005年水平上减少40%45%的目标。在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中，包括基于市场的碳交易机制：随着2008年之后包括碳交易所在内的各种交易平台的涌现，一个服务于中国买家和卖家的自愿碳市场逐渐形成；2011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正式宣布了在2013年至2014年启动强制性的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试点的计划。碳交易机制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例如在2008年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碳排放权交易所成立后，世界银行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即评论这些交易所的成立是测试国内碳交易能否作为支持中国减排战略的工具的试点原文为pilots for testing the use of domestic emissions trading as a tool to support China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strategy,引自Alexandre Kossoy and Philippe Ambrosi,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10,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CARBONFINANCEResourcesState_and_Trends_of_the_Carbon_Market_2010_low_res.pdf, 2010,第32页。。不仅如此，正如下文中将会详细讨论的，国际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还积极参与了中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建设。在关于中国气候政策的研究中，很多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市场、中国面临的复杂挑战、中国气候制度的结构、中国排放与国际贸易的联系、中国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等等相关研究为数众多，例如Hongyuan Yu, Knowledge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 Coordination in China, East Asia, Vol.21, No.3, 2004, pp.5877. Carmen Richerzhagen and Imme Scholz, Chinas capacities for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World Development, Vol.36, 2008, pp.308324. Ning Zeng, Yihui Ding, Jiahua Pan, Huijun Wang and Jay Gregg, Climate Changethe Chinese Challenge, Science, Vol.319, No.5864, 2008, pp.730731.庄贵阳：《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与障碍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第2026页。Fei Teng and Xiliang Zhang：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Practice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Regime, Energy, Vol.35, Issue 11, 2010, pp.43284335.薄燕：《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一种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第135160页。。但碳交易作为一种具体的政策工具，虽然在国际谈判中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和推动，对其在中国出现和发展进程的研究却并不全面总量控制与交易方案的规则设计、实施以及潜力是不少论文和调研报告关注的焦点Alex Lo,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in China,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2, 2012, pp.765766. Alexandre Kossoy and Pierre Guigon,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12, World Bank,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49521468179970954pdf768370AR0State00Box374391B00PUBLIC0.pdf, 2012.邹伟进、王向东、朱冬元：《碳交易定价问题研究进展》，《理论月刊》2014年第3期，第149152页。。机制设计的重要性自然毋庸置疑，但碳交易作为舶来品，在全球气候政治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中国兴起，同样值得探究：随着中国的温室气体（碳）排放快速增长并超越美国，理解中国在减少国内排放和国际合作方面的立场对全球气候谈判日益重要澎湃：中国2013年碳排放量全球第一，或促使能源结构加速调整，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8328， 2014年9月23日。。特别是对于探讨中国如何为国际碳金融的发展做出贡献，更是有必要厘清其深层逻辑尹应凯、崔茂中：《国际碳金融体系构建中的中国方案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第12期，第5966页。。其中，国际因素怎样参与和影响了碳交易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即是有助于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关互动包括一般性共识以及行业性的减排谈判等的背景性议题之一。其重要性可以有诸多理由。首先，碳交易是主要发达国家提出并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荐的政策工具，而前者往往在全球气候谈判和双边关系中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施加很大的减排压力。其次，在中国的气候政策制定中，如何有效地参与国际合作，并且应对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一直是重要的考量环球网：解振华：2011年节能减排目标未能实现后四年压力大，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2052760779.html， 2012年5月27日。。第三，如后文所讨论的，在国际社会就碳交易形成一般性共识并开展行业性谈判的背景下，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对减排政策工具的选择即有了更多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因此，作为研究国际互动与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之间关系的初步尝试，本书试图探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从碳交易机制出现的2008年至总量控制与交易初步建立的2013年，国际互动怎样影响了中国的碳交易政策？这种互动对理解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碳交易中的立场有何作用？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领域，但处在复杂的政策环境中中国气候政策与全球气候政治的结合部。因此，本书采取逐层推进、各章探讨不同的分问题的方式作出回应。二、 本书的结构第一章讨论的是事实基础问题：即中国碳交易机制为什么最初是以区域化、碎片化的方式，先于立法而出现。尽管被认为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工具，但在中国之前，碳交易在发展中国家却从未大规模实施过，并且涉及产业竞争力、经济成本、国内外公平等复杂争议。在中国，虽然小规模的二氧化硫总量控制与交易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试验过，但如果要扩大规模，但碳交易特别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在国际影响、所涉及行业等多个方面的复杂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第二章聚焦于理论视角的选择。一项涉及国际政治的政策工具的选用过程，一直是难于全面系统解释和分析的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涉及国际互动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不是能够事先完全设定和操控的精密计算：就如基辛格对外交政策的评论，在各种考量间的取舍不可避免地具有艺术性原文为Foreign policy is the art of establishing priorities，参见Henry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March 5, 2014。。更是由于在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各种理论视角所产生的解释角度和侧重点的差异。很多研究都已指出，尽管描述和解释的对象相同，但关于国家行为和国际互动的理论或范式却长期有多种共存Jack Snyder, One World, Rival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145, 2004, pp.5262. Stephen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110, 1998, pp.2932, 3446.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1, 1992, pp.177198.。换言之，在理论选用上的视角主义既带来了构造和解释上的简约，也造成了对复杂客体解释力的局限李义虎：《本体论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第1621页。许亮：《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第4955页。。因而在一般意义上，至少对于相关领域问题导向的研究而言，综合不同理论视角的和观察和分析是必然并且有益的选择Robert Keohan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Keohane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Jrg Friedrichs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On Acting and Knowing： How Pragmatism Can Adv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 Issue 4, 2009, pp.701731.。第三章和第四章在第二章讨论的基础上，试图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国际因素与中国的互动进行宏观层面的描述和解释。第三章从现实主义和理性选择的视角，探讨在制度竞争中，经济、战略等利益因素的解释力及其局限。显然，现实的各项利益计算是分析全球气候谈判以及各国相应立场时必不可少的内容：温室气体减排涉及的众多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在各主要经济体常具有重要地位，新能源产业则被视为低碳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李慧明：《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综述》，《欧洲研究》2010年第6期，第7488页。华启和、凌烨丽：《论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第108112页。。尽管如此，这种能相对客观呈现的计算远非复杂政策选择背后逻辑的全部认知和观念在各个环节的作用，以及国际机制对博弈过程的塑造，已得到诸多理论和实证分析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2338页。。这也正是现实主义视角本身的局限所在。因此，第四章侧重于认知和观念作用的建构主义视角，同时也注意到一些制度主义学说对互动过程、社会化（socialization）等机制作用的强调，探讨有关理念的国际传播与变迁在中国碳市场的初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3页。石斌：《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第3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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