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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全方位勾勒落入法团主义之手的文明。
本书作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是加拿大著名作家、政治哲学家,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
《无意识的文明》是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书中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深刻剖析在西方主流媒体引起激烈讨论。
內容簡介:
法团主义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而臭名昭著,但它并未随着法西斯的溃败而灰飞烟灭。本书作者提醒我们,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社会中,民主政体仅仅是其软装饰,合法性与专家或利益群体同在:在数以万计的公共和私有的法人团体中,我们作为一个顺从者而存在,卸下对社会的责任,跳入顺从者所喜爱的无意识状态,去拥抱每种意识形态都会提供的被动的必然性。
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索尔全方位勾勒了一种落入法团主义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权力的语言如何被设计来阻止交流?个体的合法性怎样被否定和破坏?市场、技术、全球化和金融如何被牢牢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技术官僚管理和技术官僚投机把我们拖入了怎样的危机?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索尔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种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加拿大公民协会(the Institute for Canadian Citizenship)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1947年出生于渥太华,1972年获得伦敦国王学院博士,20092015年担任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主席。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出版作品覆盖小说、政治、哲学等领域,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另著有《全球化崩溃》《均衡论》《天堂食客》等十余部作品。
译者简介
邵文实,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曾任英国约克大学访问学者,在美国田纳西大学孔子学院任教三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英语翻译工作。已出版包括《赢者之师》《流氓的归来》《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英国农民工小像》《远方之镜》《李安哲学》《媒体城市》等在内的译著30余部。
目錄 :
前言 十年以来
第一章 大倒退
第二章 从宣传到语言
第三章 从法团主义到民主政体
第四章 从管理者和投机商到增长
第五章 从意识形态到均衡状态
致谢
注释
內容試閱 :
前言 十年以来
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始终难以被评判。在撰写这些梅西讲座的讲稿时,我深信它们会引起震惊。毕竟,我是在以一种公众相当不熟悉的方式描绘西方的这一状态。我认为,尽管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赫然在目,但法团主义一直风头不减,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还在继续。为什么这会令人震惊?因为法团主义不仅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反民主基础的构成部分,也是纳粹德国的反民主基础的构成部分。法团主义藏身于统一着装、军事野心、独裁领袖和种族主义之下。它是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它理应于1945年与上述两个政权一起灰飞烟灭。
可以肯定,人们对这些演讲的反应显然是前所未见的。但这种反应不是震惊。对其更为准确的描述是承认。仿佛公众不只是在加拿大,而且在许多其他民主国家已经感觉到了该论点,仅仅是在等待有人将它开列出来。我猜想,这正是一位作家所要提供的东西。一种识别服务,一面镜子。
现实是存在的。人类需要一面镜子以清楚地鉴别它。
在表面上,承认这一局面是相对困难的,因为我的写作是在大多数被委以重任的精英都自信满满的时期进行的。这些精英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的专家解决之道的常规断言似乎相当不容置疑。人们对他们的功利态度抱有一种平静的肯定。
十年后,这种局面改变了吗?我可以想出两种可能的答案。
首先,存在各种各样的公民参与的新信号,其参与类型可以赋予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政体以真实的生命,从而破坏法团主义。这是个让人们感到乐观的好理由。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法团主义本身甚至可能比以往更加强大。
※ ※ ※
我在讲稿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的社会中,民主政体是其软装饰。直至现在,西方民主政体的正式结构似乎已渐渐丢失越来越多的公民认同。我们从普遍而持续的投票率缩水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这种情况是可以扭转的。我相信情况将会如此只要那些投身于类似的公民工作(如非政府组织)的人也致力于寻求正式的公共权力,这样的公共权力对于染指各种事实上的权力杠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权力杠杆可以使你参与到对世界的改变中去。
更令人担忧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或我时常所说的虚伪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为什么是虚伪的?因为我们如此深陷于一种民粹主义的复兴之中,以致少有人将之鉴定为一种深刻的反民主运动。虚伪的这个词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民粹主义者的愤怒那令人生疑的自恃。为什么说民粹主义的复兴有可能是反民主的?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原因相同。这种民粹主义涉及对权力的持续愤怒。这里的权力是我们无法将自身投射于其中的他者。
公民越来越被异化,以致看不到自己,未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可发挥作用的公民,看不到或不尊重那些投身于公民权利中的人。在不发怒时,这种人显得麻木不仁。陷于异化逻辑中的个体可能既是法团主义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对其特殊团体忠诚不渝,同时又对整体结构怒不可遏。其他新的因素是,当代民粹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高级主管、网络公司的百万富翁企业家、高级经理人或传统的被异化的蓝领工人。事实上,当代被异化的民粹主义者既有可能属于精英阶层,也有可能属于社会中最穷困或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那部分人。
这种双重的人格体系所带来的安慰使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将自己看作民主政体的潜在敌人。法团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这种结合,导致了一个由勤勤恳恳的职业无意识构成的几乎不容置疑的层面。
不过,参与类似的公共运动主要是非政府组织的40岁以下的人的惊人数量是种信号,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接受法团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争辩说,参与公共生活的年轻人的比例从未如此之高。
不幸的是,非政府组织本身并未摆脱法团主义的诱惑。更多的情况是,它们被建构为它们所反对的事物的影子。这是它们的弱点。
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优势在于,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脱离其在法团主义结构之外的相对疏离的位置,进入主流的、民主的公众生活。他们可以将自己对公众利益的思考一并带进来。这是我们的民主复兴的最大希望所在,也是我们与深深破坏了由有意识的、负责任的、介入的公民所构成之现实的法团主义体系进行对峙的最大希望所在。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2005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