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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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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1811-1883），曾任镇江、苏州知府，嗜好金石，富于收藏。本书收录其书札500余通，内容涉及政治、金石、书画等，从中可以窥见晚晴时期政治时局、书画界风 尚、士人交游品格与情趣等多方面内容。整理者为书札做了简要的注释和笺证，以便于今人阅读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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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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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娇，女，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中心，《文献》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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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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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1
凡例1
潘祖荫序1
卷一
致叶志诜一通）
致沈兆霖一通）
致王有龄一通）
致宋晋四通）
致乔松年四通）
致王凯泰一通）
致杨荣绪二通）
致许梿一通）
卷二
致钱泰吉三通）
致许乃普一通）
致冯桂芬十三通）
致吴煦一通）
致丁日昌二通）
致金国琛一通）
致李联琇二通）
致许乃钊三通）
致黄芳一通）
致何绍基七通）
卷三
致鲍康八通）
致李佐贤三通）
致冯焌光一通）
致潘曾莹二通）
致许彭寿一通）
致金安清十一通）
致丁彦臣一通）
致吴大廷二通）
致吴熙载二通）
致戴丙荣一通）
致莫友芝一通）
致沈树镛一通）
致朱履恒三通）
卷四
致蔡振武一通）
致金以诚一通）
致曹恺堂、李友琴诸君一通）
致沈秉恒一通）
致魏锡曾一通）
致吴廷康二通）
致杜文澜五通）
致勒方锜二十三通）
卷五
致殷兆镛二通）
致翁同龢一通）
致雷以八通）
致潘曾玮、郭嵩焘四通）
致应宝时十二通）
致宗源瀚六通）
卷六
致周学濬九通）
与丝业同乡一通）
致陆心源七通）
致钟佩贤六通）
致张富年二通）
致徐震燿一通）
致冯芳缉、冯芳植二通）
致薛时雨一通）
卷七
致薛焕一通）
致李宗羲一通）
致左宗棠一通）
致钱应溥二通）
致俞樾十四通）
致顾文彬四通）
致潘曾绶二通）
致许庚身五通）
致彭慰高一通）
致潘遵祁三通）
致徐郙三通）
致张之万七通）
致张之京一通）
致张嘉荫三通
卷八
致潘祖荫四十三通）
卷九
致陈介祺四十六通）
卷十
致吴大澂二十二通）
致李鸿裔五通）
致沈秉成八通）
卷十一
致李朝斌一通）
致方德骥三通）
致彭翰孙一通）
致赵佑宸一通）
致杨岘一通）
致吴唐林一通）
致赵烈文六通）
致汪鸣銮三通）
致吴念椿一通）
致吴俊一通）
致彭祖贤二通）
致潘祖同一通）
致王懿荣一通）
致江人镜一通
致陈晫一通
致沈敦兰一通
致曾纪泽一通
致彭玉麟一通）
致潘霨三通）
致周作镕一通）
致许应二通）
致高长绅一通）
致徐琪一通）
致魏彦一通）
致徐有珂一通）
卷十二庚辛拾遗
致薛焕四通）
致王雨山一通）
致巴秀田二通）
致乔松年一通）
致吴煦八通）
致张玉良二通）
致曾秉忠五通）
致李恒嵩十通）
致某协戎三通）
致姜德六通）
致杨坊一通）
致周腾虎二通）
致徐少蘧一通）
致杨徽猷一通）
致蒋懋勋一通）
致雷凤翥一通）
致陈绍本四通）
致张兴诗一通）
致李文炳一通）
朱培仁跋
附录一江苏候补道吴君墓志铭
附录二吴云信札辑录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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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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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又号愉庭。浙江归安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通判分发江苏。先后任宝山县、金匮县知县，镇江府、苏州府知府等职。笃嗜金石，富收藏，意有所疑，则博稽经史以证明之。著有《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两罍轩彝器图释》《焦山志》《两罍轩印考漫存》《汉建安弩机考》《两罍轩题跋》等。
《两罍轩尺牍》按，本书以光绪十年（1884）潘祖荫序刊本《两罍轩尺牍》十二卷为底本进行点校，并加以系年考释。为与《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整套书体例保持一致，书名改作《吴云函札辑释》，特此说明。共收录吴云致友人尺牍近五百通，由其哲嗣吴承潞辑录刊刻而成。函札按照收信人与吴云之关系可分为上司同僚、金石之交、书画好友等，内涵亦深厚丰富：与薛焕、吴煦、张玉良、周腾虎等上司同僚之函札多涉政局时事，特别是与太平军相关的内容，可补史料之阙；与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金石之交的信函，则探究故实、细致入微，可作为其考据学问的延伸与补充；与顾文彬、何绍基等书画好友主要是探讨书艺、品鉴画作，揭示了晚清书画界的流行风尚。诸此种种，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吴云及其朋友圈动态图，从中可以窥见晚清士人交游品格与情趣。
一、 上司同僚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围攻苏州，形势十分危急，吴云奉上官之命，赶赴上海与两国领事会议，欲借洋兵助战，未及议定而苏州陷落，吴云滞留上海。《两罍轩尺牍》卷十二《庚辛拾遗》即此两年间吴云与上级同僚之往来信函，详细记录了战事进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该卷中吴云致周腾虎信札记录了咸丰十一年（1861）以江苏巡抚薛焕和布政使吴煦为主的官绅试图安插内应、发动叛乱、颠覆太平军的行动：一昨奉手书，猥辱详询军情，谨将近日所办各事，略陈大概，惟执事察之。自伪忠逆窜陷杭省以后，乘逆焰方张之势，率其丑类，驰回苏州，而永昌徐氏兄弟与李、熊、钱三人密约之举，遂不得行。当忠逆窜围杭州之时，李、熊均奉伪令往杭，至十一月初四、六两日，先后托故回苏，即与徐氏兄弟密约举事。徐董于初九动身，十三至沪，力陈忠逆在杭，陈逆赴江北即陈坤书，曾至东西梁山，复折回窜扑镇江，现闻在丹阳，此悍贼也）。苏城党类，大半李、熊心腹，正可乘隙进攻，必能得手。惟欲先筹军饷十数万，以备临期举事为各项经费，大府持重，决意覆绝。徐董留沪旬余日，再四恳求。其时杭省接济不通，万分危迫，有援伐魏救赵之策，向大府怂恿，因发军火银二万两，徐董即匆匆购备，于廿七日回去。出吴淞口，由常熟进口此钱姓所踞之地），风逆，直于十二月初五始到，当即齐集民团，添募枪船，逐日冠带点名可谓大谬，作事之粗疏如此），毫无顾忌。人数过众，既需时日，而又不能慎密，事机大露，以致无锡、昆山、苏州一带各贼卡贼馆伪官逃匿一空时已得杭州被陷信，谬谓忠逆必不能即返）。原约十二月十九日举事，旋得李、熊信，云忠逆即欲回苏，改于十六夜间，传单甫发传单为调各路民团），而忠逆前队已于十六清晨赶到矣，事遂中阻。忠逆到苏，即发伪谕到各卡，凡永昌徐氏船只过往，一概拿解陈墓乡董昨有密禀到来，故知其详），远近民团无不惊骇，谓大祸即在顷刻矣。乃越日，忽又有伪谕，谓徐某之剃头赴沪，系为采买军火解往杭州其时杭州未陷），以备攻打之用，早经禀明办理。各卡馆未悉根由，见徐某剃头，误会有异志，以致群相疑惧，现已查明，无庸再究，徐氏船只仍照常放行。此绝大破绽，居然瞒过，此必熊、李从中播弄，然忠逆岂竟形同木偶，为熊、李玩弄股掌之上耶？此中实在底蕴，未能尽悉。惟闻熊、李、钱联为一气，合四人所部实有三四万人，忠逆见其人众，亦未敢轻以下手，此说亦似近情。总之此事一误于迁延，再误于不密，而原其致误之由，有非笔墨所能尽者。致周腾虎第二通）由于徐氏兄弟之大意，以及李绍熙、熊万荃等人的不配合，此次行动最终未能成事，战事每况愈下，吴云为此忧心如焚：二十日巳刻接十七日手书，承详示军务，均系实在情形，曷胜怅闷。刻下亭林、南桥均失，贼匪即将东窜，浦东万分阽危，而枫泾贼聚益多，逼近洙泾，亦甚险极。惟有足下会同营局设法堵御，以固松城屏蔽，是为至要。军事堕坏至此，虽曰天数，岂非人谋不臧。致陈绍本第四通）庚辛年间，吴云虽暂避上海，却时刻关心战局，筹备物资、鼓励将士，为击退太平军出谋划策，竭尽心力，正如卷末朱仁培跋语所言：平斋丈与中丞薛公、方伯吴公支持危局，共济时艰，两载辛敂，为后来恢复根本。如扩充厘捐，则军营饱腾所自资也；密办招抚，暗设内间，则苏逆献降所由致也；募洋枪队，立会防局，则中外合力，彝兵效顺之明验也；备火轮船，远迎楚师，则又时局一大转圜，而为中国制造之先几也。体现了吴云忠于职责、尽心尽力的为官操守。
同治元年（1862），吴云罢职寓沪。同治三年春，苏城克复，遂归苏州，再不复出。吴云解任后，与朝中重臣及地方要员日渐疏离，但若事涉民生疾苦，他仍然不辞辛劳，上下奔走呼吁，最为突出地体现在致力减赋和兴办水利两个方面。
自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江南赋税特重。而江南各府州县中，又以苏州、松江、太仓所承担的漕赋最重，其缘由正如吴云所言：因溯苏松嘉湖赋重所由致，其害实始于宋景定间贾似道行买公田，赋法杂乱，元初沿宋之旧，至延祐中复增定赋额。明祖定天下田税赋则本轻，而于苏松嘉湖各府则以张士诚久抗不下，怒民附冠，遂将籍没豪族田地取其私簿，饬有司依租额定赋，列入官田，故赋则独重。建文即位，特予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未几而永乐尽革建文之政，苏松嘉湖之民重罹其厄。宣德、正统间民困重赋，逋逃日甚，巡抚周公忱、知府况公钟累疏请减，苏松两府得减秋粮百万石有奇。嘉靖间苏州知府王仪、嘉兴知府赵流请行均田法，以官田重赋摊絜于民，从此永为定制。国朝平定，江南田赋照万历间则例为准，时已无官田名目。康熙年间，韩公世琦、吴公正治、慕公天颜、汤公斌因苏松粮额过重，先后请减，反复披陈，卒格部议未行。雍正三年，特恩蠲免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江额征银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诏减苏松额征银二十万两。终以旧额过重，相沿至今，酿成江湖日下之势，若不据实历陈，早筹变计，其隐患有不忍言者。致潘曾玮、郭嵩焘第一通）
吴云罢职后长居苏州，对于因赋税过重而给苏松百姓带来的苦难，深有感受，因此能够提出切实有效的减赋方案：愚意以为，此举必宜早办，若待全省肃清，恐多龁。且自古壤地相错，赋则宜同。今苏松之赋三倍于常州，四五倍于镇江，较之江北各州县至十数倍不等。今不敢引镇江以及江北为比，请查照常州科则一律定赋，恩准之后，未尽事宜，候奏准办理，似立言较有依据，措词亦觉得体。况未遭兵以前，酌十年之通所征，本止此数。今照常州定赋，论虚额虽多，论实征仍少。致宋晋第三通）并将此方案反复上呈给乔松年、冯桂芬、应宝时等在任官员，最终由冯桂芬起草《请减苏松太浮粮疏》，曾国藩、李鸿章会衔上奏，减赋一案终获朝廷批准。
吴云认为夫水利者，农田之本，而衣食之原也，因此在兴办水利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曾在同治五年（1866）写信给时任浙江廉访的王凯泰，论述水利于民生之重要性，就乌程溇港从疏浚至日后维护提出十条建议，并且附有横道及直道水则碑式，情辞恳切，具体而微，拳拳爱民之心，溢于言表。在致杨荣绪的函中亦写道：吴兴水利本为农田命脉所关，执事痌癏在抱，勤勤下访，此东南苍生之福，不独桑梓蒙泽已也。窃闻此时议浚碧浪湖及各溇港，此诚当务之急，第念经费支绌，恐筹办诸多掣肘，善举亦因而中隳，此不可不先为之计也。愚昧之见，与其省费而急求了事，不如筹定款目然后举行，以期一劳永逸。致杨荣绪第二通）关于筹款方法，吴云早已有所考虑：条议中请筹四万串，殊非容易。然农田水利实为地方第一急务，鄙意在丝捐之外，别无可筹。明公爱民如子，为士商所悦服，倘蒙谕知丝业董事，属令熟商办理，必能仰体仁心，襄成善举。致杨荣绪第一通）并在同一函中提出专责成、立水则、慎启闭、酌津贴、示惩劝、定岁修、筹经费、严稽察八项措施，以保证疏浚工作顺利实施。
上述吴云的种种设想，无疑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往往难以尽如人意，其时补翁新授浙江廉访，事权不属，不便作高远之论，转致因难而废致杜文澜第一通）。不过吴云并未因此气馁，而是反复和潘曾玮、郭嵩焘、应宝时、陆心源、周学濬、钟佩贤等人申述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希望能够合苏浙两省之力，协心同力，做好水利建设，以实现其士大夫居乡，凡有地方善举，尽一分心则造一分福的心愿。
二、 金石之交
金石之学肇始于北宋，下逮清代中晚时期日臻昌盛。金石学的兴起与考据学紧密相关，金石文字所具备的考经证史的功用与价值，在晚清时期受到学者的日益重视。吴云及其金石好友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频通书翰，互赠新得金石文字拓本，考订释疑；亦鼓励彼此著书立说，颇有传古之志，极大地推动了晚清金石学的发展。
吴云与其金石好友的信函主要以分享各自藏器和考辨铭文为主，对于罕见藏品，他们都给予了极大关注。例如潘祖荫于同治十三年（1874）获赠大盂鼎一事，很快就传遍了吴云的朋友圈：盂鼎居然为伯寅所得，获此玮宝，洵称奇缘。致陈介祺第十七通）
关中有盂鼎二器，乃海内烜赫著名之品，寿卿先有信到，谓左相移赠郑盦，正欲函问，而郑盦信亦到，遂知确有其事。致吴大澂第五通）
鲍子年兄想常叙晤，乞道念忱。盂鼎已到京师否？此八囍斋中第一玮宝也。致李佐贤第一通）
盂鼎中变之疑，闻之怅然。嗣晤季玉亲家云得近报，此鼎已从关中起行，将可到京，不胜抃舞。致潘祖荫第五通）而吴云自己的访古所得，也会及时与好友分享：近得张从申书延陵季子庙碑，特寄鉴赏。此碑弟访问历任丹阳令，竟无知者。兹因张同苏公子见赠一分，根询来历，始知庙在丹阳九里镇。该镇去延陵镇九里，故名，与句容交界，距县城尚有三十余里，地颇迂僻。此庙自汉至明屡圮屡建，庙貌崇宏，正殿象祀季子，相传墓在其下。古碑不少，今不知存否。现专人前往，将庙中所有碑碣全行拓至，再当续寄。此碑在献殿甬道右，有亭覆之，住持道士与地方绅士护爱甚力，寻常不准人捶拓，故字文完好，尚如新发于。从来箸录家皆以十字碑与张从申季子庙碑分而为二，钱竹汀、孙渊如亦沿其说，实则重摹孔书，十字镌在碑之阳，张书改修庙记在碑之阴，事非目，往往舛错如此。致潘祖荫第二十六通）
江南丹阳县属有张从申书改修延陵季子庙碑，访之数十年，近始得之碑在丹阳县境之九里镇，该镇距古延陵镇九里，故名。致陈介祺第二十七通）
张司直延陵季子庙碑访之数十年，未得踪迹，顾亭林《金石文字记》止载重出孔子题墓十字碑，而不及张氏庙记，潜研堂、平津馆但云碑在丹阳，而不详注其地名，故询之历任丹阳令，皆属茫然。前月张同苏公子忽以拓本见赠，亟叩所从来，始知碑在离丹阳城三十里之九里镇季子庙中，当即雇工往拓。致吴大澂第十一通）此数通信札所言，皆为吴云访得《张司直延陵季子庙碑》之经历。由此可知，和故交分享珍爱藏品，是吴云金石朋友圈的乐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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