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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儒者之学,本于六艺经传;道艺之藴,源出五经四子。所谓六艺者,《诗》《书》《礼》《易》《乐》《春秋》也;所谓四子者,孔曾思孟也,其言行则《论语》《孟子》,其神识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祖述宪章,则古昔、称先王,传尧舜周孔之志,承先圣往贤之学,上以究天人之际,下以明人伦之本,开启智慧,教化生生。此四子之所以为书者也。前儒唐文治先生有云:『《论语》要义,在学仁政三字,有浅有深,当分类研究,修己治人之道,毕具于是;《孟子》言政治学*精至痛切,曰性善,非谓闭户静修也,盖致力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善己之性,乃可以善国之性,故告滕文公曰可以为善国;《大学》作于曾子,《中庸》传于子思。《大学》注重在格物,当通达人情物理世变,道为体而艺为用,内归于诚意。诚者,人心之生理,诈伪欺罔则其心死矣。』(《唐文治国学演讲録》*集,第五页)
科举时代,皇室政府以之为教,熏染人心,拢聚士气,化成凡俗,期以养士择才,寄于良善秩序;士人习焉诵焉,传焉授焉,以为人生之资,以为识字之本,以为先圣之传,以为人生依凭。后科举时代,人民读四书阅五经,可以启迪智慧,以为人生之导引;可作历史之资料,以为研究之依据;抑或以为古董古物,价值尚可也。职是之故,历朝历代,虽有焚书之惨烈不絶于书,班班可考,我国人仍宝之重之,我学者依旧研之习之,而我人民已习以为常也,是以为常道常理,毋庸赘言。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儒者之学,本于六艺经传;道艺之藴,源出五经四子。所谓六艺者,《诗》《书》《礼》《易》《乐》《春秋》也;所谓四子者,孔曾思孟也,其言行则《论语》《孟子》,其神识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祖述宪章,则古昔、称先王,传尧舜周孔之志,承先圣往贤之学,上以究天人之际,下以明人伦之本,开启智慧,教化生生。此四子之所以为书者也。前儒唐文治先生有云:『《论语》要义,在学仁政三字,有浅有深,当分类研究,修己治人之道,毕具于是;《孟子》言政治学*精至痛切,曰性善,非谓闭户静修也,盖致力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善己之性,乃可以善国之性,故告滕文公曰可以为善国;《大学》作于曾子,《中庸》传于子思。《大学》注重在格物,当通达人情物理世变,道为体而艺为用,内归于诚意。诚者,人心之生理,诈伪欺罔则其心死矣。』(《唐文治国学演讲録》*集,第五页)
科举时代,皇室政府以之为教,熏染人心,拢聚士气,化成凡俗,期以养士择才,寄于良善秩序;士人习焉诵焉,传焉授焉,以为人生之资,以为识字之本,以为先圣之传,以为人生依凭。后科举时代,人民读四书阅五经,可以启迪智慧,以为人生之导引;可作历史之资料,以为研究之依据;抑或以为古董古物,价值尚可也。职是之故,历朝历代,虽有焚书之惨烈不絶于书,班班可考,我国人仍宝之重之,我学者依旧研之习之,而我人民已习以为常也,是以为常道常理,毋庸赘言。
明隆庆以后至清初康熙时代,即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我国四书学书籍大量东渡。日人读朱注《四书》及注疏之书,在明朝诸注疏本上加以取舍,或依据或被规定方向地诵读《四书》白文及朱注,然彼邦并无科举之业,亦无相沿已久且牢不可破之经学传统,故其时儒者所习虽为《四书》,实乃政治、学术、思想和文化,故而有藤原惺窝(一五六一一六一九)、林罗山(一五八三一六五七)、山崎暗斋(一六一八一六八二)、熊泽蕃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一)、伊藤仁斋(一六二七一〇七五)、中邨惕斋(一六二九一七〇二)、贝原益轩(一六三〇一七一四)、荻生徂徕(一六六六一七二八)、安藤昌益(一七〇三一七六二)诸儒出,彼邦学者阅读中土儒学典籍,多以《四书》为张本,以时代为依据,以思想为视域,或企图近代化、或寄望日本化、或求之儒教史,与个人生命气质相联,酝酿出新的四书学视野,谓之四子书之海外孑遗亦可,于今日儒学创新亦多有启迪者。除此而外,彼邦学者尚保存有我中华已失传或不易找寻之四书学著作,本编收録日本刊本有承应三年平乐寺刻《连理堂四书存疑》十四卷(缺卷一《大学部》)、日本江户刊《四书经筵直解》二十卷和日本元禄十年刊《四书大全说约合参正解》三十卷等若干种,即可见扶桑学者于四书学的文献保存之功。尝鼎一脔,不亦乐乎。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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