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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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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成果，以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为案例，从学校公共治理体系、学校内部治理体系重塑两个方面总结相关实践经验，梳理学校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路径及其规律，探索在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学校治理体系如何实现由管理走向治理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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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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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红兵，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总校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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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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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课题总报告
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学校治理体系变革研究
以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为例
第二章背景研究
美国特许学校治理概述
国内非公办学校发展与治理概述
第三章学校法治研究
学校治理中的依法治校
第四章学校共同治理研究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利益攸关方共同治理结构模型研究
新时代学校利益攸关方共同治理模型研究
以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为例
第五章学校专业治理研究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专业化自主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围绕核心素养，探究面向未来的课程结构变革
明德实验学校K12课程谱系的思考
基于核心素养的语文课程改革
语文课程校本化实施的明德样本
第六章学校治理整体研究
多元主体下的学校公共治理模型
基础教育治理的探索与启示
以深圳市福田区明德实验学校委托管理改革为例
创新办学体制、培养综合素质、锻造创新精神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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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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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学校治理体系变革研究
以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为例
一、背景、意义与核心概念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层面上的战略目标细化到教育领域，便引申出教育治理的相关理念，由教育管理转向教育治理，加速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在各级各类学校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以及人民群众教育诉求个性化的背景下，公平与效益的博弈、质量与速度的纠结，无不对教育发展理念和教育治理方式带来全方位的冲击，催促着中国教育加快实现由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转变，建立现代学校治理体系。
2002年，美国教育家萨乔万尼（T.J.Sergiovanni）在《教育的治理与管理》中首次提出了教育治理（Educational Governance）的概念。在教育治理理念的指引下，出现了英国自由学校和美国特许学校两种新型的学校。英国政府推行自由学校政策，采取加大对新学校办学经费的投入、鼓励民众创办高质量的学校、赋予新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等措施，以此推动学校间的合作与竞争，提升学校教育质量。英国自由学校的治理机制重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管理机构的专业化。而美国中小学教育领域出现了特许学校，这是在美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僵化、教育质量低下和教育不公平等问题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在教育市场化浪潮冲击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产生的。特许学校主要是指由公共经费支持,由教师团体、社区组织、学生家长、企业团体或个人开办，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学区的领导和管理的学校。
国内对教育治理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介绍国外教育治理经验的研究。如邬志辉教授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治理结构进行了研究，他从教育治理的主体、职能和运行机制三个方面对该州教育治理的结构进行了阐释，提出对我国教育治理的经验启示。二是对教育治理机制、价值诉求及有效性的研究。三是对教育治理应用的研究。如浦东新区参与式教育公共治理模式研究，公共治理视野中我国教育局长领导行为的实证研究等。
（二）核心概念
学校作为教育体系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教育改革的重点。学校治理体系受到了来自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的影响，其本身便是在对当下学校发展变革反思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思路探索与模式建构。
学校治理是指学校的相关利益主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与学校章程，通过多元主体的合意民主、合谋共治、协商对话、相互协调来实现学校共同目标的活动过程。如果说治理指的是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相互冲突和利益相互竞争各方进行调解的一种过程，那么体系是由事物或现象各要素所组成的结构系统。学校治理体系是指在学校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学校教育相关主体间的关系及其行为的结构系统，它包括内部、外部关系两个结构系统。外部关系结构系统主要是指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协调，一般所说的体制机制改革，就主要是指外部关系结构系统；内部关系结构系统，主要是指学校内部校长、教师、学生、家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协调。为了区别内外两种结构体系，本文把外部关系结构系统称为学校公共治理体系，把内部关系结构系统称为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学校治理体系一方面表现为有关学校教育的国家法律法规与学校章程等制度性文件，它是规范政府、学校、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行为，维护公共教育事务的秩序和提供优质教育公共服务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另一方面还包括出于协调目的的制度间的搭配与排列，和从中所体现出的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制约及其所构成的结构关系。因此，学校治理体系是协调教育系统中的学校及其相关的各组织、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权力制约及其结构关系，其核心是权力的制衡与再分配。
学校治理体系变革是指学校治理体系由政府治理转向学校公共治理的变革。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受经济、政治、公共管理、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教育治理模式发生变革，其逻辑走向可见下图。
学校治理体系变革是教育内部发展的逻辑必然和现实需要。学校治理体系从管理走向治理，意味着既破解政府独揽教育管理权力、一管就死的局面，又突破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道路、一放就乱的尴尬，以不同教育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新型的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以最终实现学校教育现代化。由此可见，这是学校治理自身发展走向的必然，同时也是教育受到外部社会深刻影响所致。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调控模式和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教育治理的演进过程，教育与经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教育治理逻辑走向就是由教育政府治理走向教育市场治理，再到教育公共治理。
（三）学校治理体系变革的意义
教育管理的思维本质是一种垂直型的权力结构，而教育治理的思维本质是水平化的权力结构，从垂直化的权力结构到水平化的权力结构，这是一个飞跃。教育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基础是基于多元教育利益主体参与、共享的善治，构建基于合作的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
回顾国内基础教育通过教育治理改革以实现教育均衡化的过程，第一步就是集团化办学。1995年前后中国基础教育诞生了第一个集团学校上海市建平教育集团，用优质的建平教育资源带动更多的薄弱学校，赢得发展。成功之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全面推广。20多年过去了，国内许多地方都采用了这种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化，现在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教育均衡化主要的政策措施。2005年前后上海市浦东新区创新了一种新的模式委托管理，由政府委托教育机构管理薄弱学校，委托上海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管理上海市东沟中学，从此开启了一种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模式，政府管理教育，机构负责办学，第三方评价学校，对于推进教育均衡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经过实践检验，我们既看到了上述两种模式的积极意义，也日益清晰地看到了它的问题所在。第一种模式：集团化办学，从简单的校名粘贴到复制名校办学经验，让更多的老百姓接受这些学校，进而形成更多的优质学校。但问题也随之产生，那就是学校同质化现象非常明显，复制名校经验，既发扬了名校的长处，也继承了名校的明显弱点热衷于追求分数和升学率，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特征。第二种模式：委托管理，委托教育机构办学，引进成熟的学校办学模式和管理经验、教学方法，改变薄弱学校，提高办学质量，但委托管理基本上是经验复制型管理，实际操作过程中委托管理几乎就是委托退休老校长、退休老教师来管理学校，他们更多的是复制以往的成功经验，既带来一段时间的教育成功，也带来创新不足的缺憾，面向未来也存在着一定的隐忧。
上述两种模式都是引进教育内部的办学主体，是在教育内部的资源循环，输入与输出都是在教育内部进行的，权且称之为教育内循环。教育内循环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内循环的问题只是教育资源的内部调剂，内部周转，内部挖潜，没有引进社会主体，没有增加新的主体，没有真正产生新质资源，因为内循环往往是同质循环，因而不能有效地产生新质资源、异质资源。内循环依然是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办学，无论是集团化办学，还是委托管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接受教育局的一元化管理，都是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校长基本上都是教育局任命，客观上都必须接受教育局的管辖，学校的主体意识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校长长期以来接受教育局的管辖已经成为习惯，主观上根本不敢，也几乎没有意愿与教育局分庭抗礼；所谓的学校自主办学几乎就是一句空话，所谓的管办评分离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过度行政化的局面。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开放，去除教育界的内封闭！教育界的内封闭是教育进步的最大障碍。教育界的自我封闭最主要表征就是主体封闭，学校办学主体依然是政府，是教育局，没有引进社会力量。内循环导致教育的自我封闭，带来教育的固步自封，一种内循环的教育改革永远走不出封闭的圆，当然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唯有开放才能搞活，唯有开放才有生命力，唯有开放才有发展，这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真理，同样也是教育发展的真理！
有办法突破这种怪圈吗？答案是肯定的。特许学校、自由学校就是引进外部主体，由家长、社会团体、慈善组织等独立运营的、享受政府拨款但不受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辖的学校。其核心理念是自由办学，主要模式是政府拨款，独立运作。
2013年创办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就是这样一所改革实验学校，学校仍然是公立学校，归属于福田区政府，政府配置学校用地、校舍建设和教学设施设备，每年按生均经费标准拨付教育费用；改革主要体现在合作办学，即由福田区政府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办学，政府与企业成立独立的明德教育基金会、明德校董会，作为学校的委托管理方和管理主体，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学校治理模式在当时国内基础教育领域里堪属首创，其意义十分明显，它不同于集团办学、委托管理的内循环，是走向社会的外循环，由同质循环走向异质交汇，这是真正意义上实施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凸显学校作为办学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校自主办学。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学校治理体系变革研究课题编号：DHA160367。本文发表在《全球教育展望》2017年第11期］
本文作者：程红兵（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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