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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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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千顷堂书目》置于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目录学史的多维视角下，通过对《千顷堂书目》采访图书的范围与途径、著录图书的内容与数量、著录体例等方面的详细分析，客观、准确地论述《千顷堂书目》的性质、体例以及与《明史艺文志》关系等较有争议的问题。由此入手，通过比勘明代其他书目，尤其知见性书目，同时参考明代的地方志、登科录及其他史料，对《千顷堂书目》著录的图书、作者小传等内容进行考订，以求考订史料之真实准确，并以此为基础对《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的关系进行考订。从而辩证肯定《千顷堂书目》价值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千顷堂书目》的目录学价值、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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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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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净净，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著有：《千顷堂藏书与关系考述》《基于体验营销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推介》《传录体考论》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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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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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顷堂书目》成书背景
第二章 千顷堂藏书与《千顷堂书目》
第三章 《千顷堂书目》的性质
第四章 《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稿》
第五章 《千顷堂书目》的体例和分类
第六章 《千顷堂书目》的影响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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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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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传统目录学史上，明朝是富有个性的时代。明代私人藏书较多，且多受前代目录学、文献学思想的影响，在承继前代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和创新。相较而言，明代官府藏书不足，作为中央主要藏书机构的文渊阁藏书散佚过快，终明一代没有一部像样的官修书目。而自汉代始，《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书目多是以官府藏书目录为基础而编纂。明代政府藏书的不足以及对藏书整理的忽视，使得明代史志目录的编纂无所凭籍，明代艺文志的编纂也较为曲折。
万历二十二年1594，明王朝修《国史》，焦竑分纂艺文部分，编成《国史经籍志》。《国史经籍志》虽为明王朝自修，但是著录本朝的著作仅是极少部分，所录宋辽金元明人著作不及全书三分之一；且抄录诸家书目而成，未能据目考书，错误纰漏较多。顺治五年1648，清王朝开始撰修《明史》，最初由傅维鳞承担艺文志的编修工作。傅氏仍采用纪藏书之盛的方法，力求记录明一代之藏书，但是其在具体实施中又仅据《文渊阁书目》一种，《文渊阁书目》所录几乎全是明以前书，少有明人之作，故所成《明史艺文志》同焦氏《国史经籍志》一样，反映不了明代著作情况，因此未被采用。此后，尤侗也承担过《明史艺文志》的编撰，但亦未有大的改观。康熙二十年1681，黄虞稷由徐乾学荐举入明史馆，分修艺文志，改变传统纪藏书之盛的体例，采用纪一代著述的方式，广泛参阅公私藏书目录，搜罗明代著述，成《明史艺文志稿》，后又经王鸿绪、张廷玉之手，几经删削，遂成《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和《千顷堂书目》也因与《明史艺文志》的渊源，而为历代学者所关注。
《千顷堂书目》在承继前代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突破，具有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虽以家藏图书为基础，又不局限于此，而是采用纪明一代著作的方式，开目录学史上断代书目之先河。既体现了明代社会的特性与变化，又可以折射出历史与时代的发展。
《千顷堂书目》为黄虞稷在其父所撰《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的基础上，广收博采，以个人之力，穷数年之功编撰而成。全书总计三十二卷，分经、史、子、集四部五十一类，每类下先列明人著作，后附南宋咸淳以来和辽金元各朝著作，收录明人著作一万五千余种，附载宋、辽、金、元著作两千四百余种。而王鸿绪删订后的《明史艺文志》仅著录四千六百余种，从数量上来说，《千顷堂书目》约是其三倍还多，是迄今收录明人著述最多的书目。此外，《千顷堂书目》著录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内容涉及作者字号、里籍、科名、官爵、生平经历，偶述成书年代、内容要旨等。这些不仅是考察明代人物生平，也是考察历史地理、职官等史实的重要文献。它著录了明洪武元年（1368）至崇祯十七年（1644）间活动在社会大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和著作，以及宋、辽、金、元四朝的重要著述，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农学、医学等诸多方面，为研究明史的钤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千顷堂书目》在承继前代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突破，具有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虽以家藏图书为基础，又不局限于此，而是采用纪明一代著作的方式，开目录学史上断代书目之先河。既体现了明代社会的特性与变化，又可以折射出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该书目摒弃一代藏书之盛的传统做法，采用断代著录的方式，于中国目录学史开创纪一代著述的断代书目。这既符合历史的断限，同时于目录编纂事业、目录学发展而言，则在以往历代书目的基础上补充了明代最新的文献，从而在能力范围内有效地保证了书目著录文献的连贯而不重复。《千顷堂书目》纪明代著述之外，又兼补宋、辽、金、元之书，开补正史艺文志之先河。《千顷堂书目》还远绍王俭《七志》的传录体形式来增补书目记载的内容，也是此目的重要特色之一。整部《千顷堂书目》小注的重点并非书籍内容、学术渊源，而侧重于立传，即对书籍作者的介绍。长期以来学界的普遍观点是，传录体目录肇始于王俭《七志》，魏晋南北朝后几无发展。王重民、姚名达等所作目录学著作虽对此特点略有提及，但均未将其视为传录体例。笔者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千顷堂书目》中作者小传进行统计、分析，将传录体之延续使用考订至明代。
此外，虽然《千顷堂书目》是内容、体例均具有鲜明特色的明代代表性书目之一，但是至今在成书、性质、作者等基本性问题上尚存诸多争议，有待进一步探讨。尤其是近年来某些学者甚至于将《千顷堂书目》界定为史志目录，还有学者试图由《千顷堂书目》分析黄虞稷藏书特色等。此类研究及成果的出现，究其原因多是对该书目性质、成书认识出现偏差所致。只有廓清和准确认识这些基本问题，才不至于使研究工作偏离方向，从而更好地使用该书目。
本书将《千顷堂书目》置于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目录学史的多维视角下，通过对《千顷堂书目》采访图书的范围与途径、著录图书的内容与数量、著录体例等方面的详细分析，客观、准确地论述《千顷堂书目》的性质、体例以及与《明史艺文志》关系等较有争议的问题。由此入手，通过比勘明代其他书目，尤其知见性书目，同时参考明代的地方志、登科录及其他史料，对《千顷堂书目》著录的图书、作者小传等内容进行考订，以求考订史料之真实准确，并以此为基础对《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的关系进行考订。从而辨证肯定《千顷堂书目》价值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千顷堂书目》的目录学价值、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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