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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九位出色的青年学者,来自文、史、考古、美术等不同领域,共同点在于:研究时段都是中古,所以他们选择了嵩山洛阳这条代表中古时期天下之中的线路,与壮丽河山和数不清的文物古迹,来一场行走与学术的邂逅。
他们上攀嵩山,登顶峻极峰;下探古墓,亲临考古现场。从沉默的石碑中读出故事,认出看似平凡的土堆实为帝陵封土。洛阳在中古为何如此重要?太室阙上的石刻是大象吗?中原的酷热会不会是某些历史事件背后未被注意到的理由?还原历史现场,也许永远不可能100%;去与不去,却仍有本质的不同。最终成书为什么这样好看,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吧。
作者们:学术功底扎实,将纸面文献吃透了,并且极具问题意识,才能将现场和历史知识结合起来,彼此印证,互为生发。同时尚属青年,有体力有活力,经得起多日奔波,也能把文字写得活泼。
考察对象:嵩山之顶峻极峰、少林寺塔林、汉三阙、中华D一塔嵩岳寺塔、曾代表洛阳繁华与毁灭的永宁寺塔、汉魏故城考古工地、武则天所立升仙太子碑、巩义宋陵等等,各种你想得到或想不到、看得到或看不到的文物与古迹。
新技术:引入无人机,多幅航拍图提供从未有过的古迹观察角度。
为保证文物图片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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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一群出色的青年学者的嵩洛文化之旅为主线,串起中原大地的名胜古迹,以人文景观为主,非泛泛而谈的游记,而是真正挖掘名胜蕴含的历史意义。因是学术游,行程中多获当地考古所或相关高校院系支持,得以参观不对外开放但极珍贵的文物或考古现场,获取z新考古发现和一手材料。9篇文章或全面介绍考察过程,或就旅途中涉及之某一具体文物及现象专门论述,或就中原地区的历史地理展开讨论,涵盖文学、历史、考古、美术等多个专业,展现出跨领域联合考察的独特价值,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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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耿朔,1984年生,201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已在《考古》《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美术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南方文物》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另为《中国国家地理》《国家人文历史》《中国新闻周刊》《中华遗产》《南方周末》等多家公共媒体供稿,出版旅行随笔《总有一段时光,虚度在江南》。主要研究兴趣为汉唐考古和中国早期美术史,并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宝藏》D一期国宝守护人之一。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参与整理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并曾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
参与者除两位编者外,还有:林晓光(浙江大学)、胡鸿(武汉大学)、范兆飞(上海师范大学)、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王煜(四川大学)、唐雯(复旦大学)、毋有江(武汉大学),均为当下出色的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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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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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考察何为仇鹿鸣 耿朔
中原看遍旧山河林晓光
经行天下爱嵩洛毋有江
嵩岳留胜迹 我辈复登临耿朔
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胡鸿
惯于石上读春秋王煜
袁安碑前 巩义窟中孙正军
螭龙寂寞碑额垂范兆飞
一块石碑的生命史唐雯
今月曾经照古人仇鹿鸣
编后记耿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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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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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考察何为
仇鹿鸣 耿朔
考察,是一个语义模糊的字眼,与考古作为一门学科有清晰的指涉范围不同,考察是个日常词汇,天然地介于业余与专业之间。身边每个以学术为生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那样的考察经历,但对考察的理解却可能大相径庭。最简单来说,学术会议之后的半天参观即可称考察;也有越走越有经验的人,每次行前都会做大量准备,再上一个台阶,就接近规范的田野调查了。
所以,2016年的那个深秋之夜,当我们十人围坐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小酒馆里,酒酣耳热之际也不知是谁提出第二年暑假组织考察时,指向可谓相当不明确。我们分散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美术史等不同学科,席上有些人还是初次见面,并不熟悉,唯一的交集,是大家的研究时段都在中古。于是,烟雨的江南、云淡的雁北乃至崎岖的蜀道,都被抛上饭桌,借助酒劲,漫天闲游,最后落地的却是听上去旅游团也会走的路线:从嵩山到洛阳。乍一看或许有些平淡,但这条路线穿越中古政治版图的心脏地带,中古历史的物质载体保存的数量与质量均足以触到每个人的兴趣点,堪称一桌美味而经典的家常菜。
回到历史现场,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古代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访古之举;但古人所访之古,与今人的文物观念虽有不少重合之处,实则仍存分歧。古人访古的重点,大约包括两类,帝王前贤的陵墓坟冢及传说中的遗迹、地面上保存的石刻。特别是清代金石学大兴之后,访碑成为学者的乐趣所在,作为礼物的拓本也成为士大夫文化网络延伸的重要中介。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后,陈介祺、潘祖荫等纷纷致信,求取广武将军碑、仙人唐公房碑、沙南侯获碑等西北名碑的拓本,其中沙南侯获碑由于道光时才在新疆巴里坤县发现,拓片罕闻,吴大澂转托正在收复新疆途中的左宗棠代为罗致(参读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尽管不少金石学家已有亲身踏查古迹的自觉,少数人也曾付诸实施,比如黄易;但囿于条件,当时学者访碑,大多不能亲赴现场,只能或派遣拓工前往捶拓,或辗转罗致拓本。可以说,尽管清代金石学研究成绩卓著,但仍不脱扶手椅上学问的本色。一般人多将金石学比附为考古学的前身,我们对此颇有怀疑。现代考古学完全是一门从西方舶来的学问,并不特别看重有文字的遗物,现在学术中真正承续传统金石学余脉的,大约仍属出土文献的研究。或由于这一隐而不彰的分歧,目前在现代考古学观念下生发出的文物保护体系所看重的古城址、古建筑、石窟寺等,并不居于古人访古的中心。正因如此,1930年代梁思成夫妇在华北大地进行古建筑调查时,曾感慨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历史的现场如何抵达?在后现代的冲击挑战甚至瓦解了文本的坚固性后,走出书斋,重返现场,就能自然而然地与古人处于同一情境了吗?正如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现代学者与游客对历史现场的再临,本身就是对往昔的介入与重构,夹杂着现实与历史。
因此,当2017年7月18日,我们十人集合在郑州(居然谁也没有失约),展开行程的时候,对于考察路上能收获什么,恐怕谁也没有肯定的答案。如何在考察中有效地提出问题并思考,如何落实历史的现场感,是始终隐含于行程背后的追问。
当时,嵩山隐隐在望,洛阳师友已置酒相候。所有的答案,唯有踏上旅程,才会一一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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