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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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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是文学繁盛的时代，以赋和乐府诗为杰出代表。本书从汉代都邑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汉代文学的成就。首先对组成汉代都邑的城门、宫殿区、居民区、商业区、文化区作了分析研究，接着阐述了宗庙的变迁及其原因、汉代都邑政策与都邑士风，*后重点探讨了汉赋、汉乐府的诞生、发展及内容、风格，同汉代都邑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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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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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学（1972-），文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发表学术论文50篇。主持教育部项目2项，古委会项目1项。代表作品：专著《汉代经学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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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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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一、都邑内涵 1
二、汉代都邑文化的特点 4
三、选题意义 7
第一章 两汉都邑的空间结构 10
第一节 西汉长安的空间结构 10
一、长安的地理空间特征 11
二、长安城的城门 12
三、宫殿区 14
四、居民区 24
五、商业区 27
六、文化区 28
七、皇室苑囿 30
第二节 东汉洛阳的空间结构 31
一、洛阳的地理空间特征 32
二、洛阳的城门 33
三、宫殿区 34
四、居民区 38
五、商业区 39
六、文化区 40
七、皇室苑囿 42
第三节 宗庙位置的变迁及其原因 44
一、早期宗庙的选址与地位 44
二、汉代宗庙位置的变迁 47
第二章 汉代都邑政策与都邑士风 51
第一节 西汉的都邑政策与长安士风 51
一、西汉都邑政策 51
二、西汉都邑士风 58
第二节 东汉都邑政策与洛阳士风 64
一、东汉都邑政策 65
二、东汉洛阳士风 68
第三章 汉代散体赋与两都气象 76
一、威权之域汉代散体赋中的西都形象 76
二、首善之区汉代散体赋中的东都形象 87
三、余论 101
第四章 西都甘泉之赋的文化承载 105
一、两汉赋家笔下的甘泉宫 105
二、甘泉宫的修造与功能 108
三、扬班张甘泉之赋的文化承载 115
第五章 汉代骚体赋的帝都抒写 121
一、屈作中的恋郢情结 121
二、东汉中期以前：只认帝都是故乡 126
三、东汉后期：帝都无道转思乡 134
第六章 汉代乐府诗与都邑声情 141
第一节 汉乐府与都邑之声 141
一、汉代都邑各阶层的音乐素养 142
二、汉代都邑各阶层的音乐消费方式 145
三、汉代都邑之声 150
第二节 汉代乐府诗的都邑情怀 158
一、宫廷祈愿 158
二、邑里情怀 168
附录 先秦两汉魏晋时期都邑文化的兴衰与山水之趣的演变 182
一、先秦时期：敬而远之 182
二、汉初至东汉中期：羡而近之 187
三、东汉后期及魏晋：爱而入之 196
引用及参考文献 203
一、古籍 203
二、今人研究著作 207
三、期刊论文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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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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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央集权制的朝代，郡县制的推行与相应的官僚制度的运作，使皇帝成为上达天意、下理万民的独裁者。他所居住的都邑也因此具有了与商周时期不同的政治与文化意义。都邑，不但是最高权力更迭的场所，也是教化风俗的起点，文人士子的汇聚之地，文学的重要发生地，在汉代文化中是最引人注目的所在。
一、都邑内涵
都，周代指天子、诸侯、大夫所居而设有宗庙以供祭祀的所在，亦即宗邑，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后来泛指包括首都在内的比较大的城邑。如《汉书食货志下》将新莽时期的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等称为五都 ，班固《两都赋》则分别赋写西汉首都长安与东汉首都洛阳的文化。邑，可以指大大小小的城邑。大者如国都可称为邑，如《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毛传：商邑，京师也。《左传》中也常有将国都称为邑的例子。小聚落也可称邑。如《论语公冶长》：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十室的人家可以构成一个邑，可见其规模是很小的。
都邑作为一个合成词，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内涵有二：第一、泛指大大小小的城邑。《荀子富国》：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其候徼支缭，其竟关之政尽察，是乱国已。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 刘歆《遂初赋》：轶中国之都邑兮，登句注以陵厉。 第二、特指首都、京城。汉代文人对此用法较为熟悉。张衡《西京赋》：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 又《归田赋》：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 两处的都邑，都指东汉首都洛阳。
本文使用的汉代都邑概念因之而有广狭二义：广义上的汉代都邑指由两汉首都长安和洛阳统领的大大小小的城邑，它们分别以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为核心，构成一个编织绵密的城邑之网。狭义的汉代都邑仅指西汉的首都长安和东汉的首都洛阳。由于精力有限，本书稿并没有完成我们在写作之初所设想的全面探讨广义上的汉代都邑与文学的整体关联，而只是将笔墨限定在了汉代首都与文学的关系上，全面的探讨只能有待将来了。因之，此下的文字，除非特别的说明，都邑一词概指首都而言。
都邑，是政治概念，也是文化地理概念，是皇权创立的物化形式，国家文明的标志。所以后人也往往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上使用都邑一语，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 都邑迁移的背后，往往是政治制度与文化风俗的变迁。王国维探讨殷周制度变迁，便从都邑的迁移谈起，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 。王氏认为，殷周之际的一切变荡首先表现在都邑自西而东的转移。一方面，都邑的建设受制于当时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反过来，王朝都邑的设立也影响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王国维的上述表述是古人重视都邑观念的延续。
司马迁《史记》关于都邑的叙事集中反映了汉人尊都邑的意识。这种都邑意识，首先体现在《史记》叙事结构的安排上。地方诸侯、周边少数民族按照与京师地理与行政关系的远近，分别列于《世家》与《列传》，构成《史记》叙述的层次与脉络。汉代的帝王或发挥帝王作用的人，他们居处京师，是政治权利的核心，被列入体现权力核心部分的《本纪》；诸侯传国，各在京师以外的地方享有封地，起拱卫朝廷的作用，司马迁所谓藩屏京师（《史记太史公自序》），列入 《本纪》外围的《世家》；周边少数民族如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他们所处地域辽远，与朝廷关系比较疏远，其义务主要是纳贡职（《史记太史公自序》）、葆守封禺为臣（同上）、保塞为外臣（同上），所以列入最外层《列传》。由此可以看到尊都邑的意识在《史记》全书撰作中的重要作用。
尊都邑就是维护帝室的绝对统治地位，我们看《史记》对汉臣谋反的叙述与评判，会加深这一印象。如《淮阴侯列传》，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价是：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显然是站在汉廷的立场指斥韩信的谋逆之心。对于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的传记叙写，司马迁也是站在京师立场上。本传历数朝廷对于父子二人的优容，而备举淮南王父子的悖乱不轨行为，结尾评论说：《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指出淮南、衡山没有尽到蕃辅的责任，蕃辅的职责即是拱卫京师、维护皇权而已。所以司马迁对叛臣的责备，往往以谋弱京师（《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责备为言。
由尊都邑的意识决定，在《史记》所记的古代史中，都城的修筑与迁移总是被关注。王侯迁都成为《史记》叙写的重要内容。《殷本纪》中，司马迁高度赞扬盘庚迁都，认为是使殷道复兴的重大举措。对于文王的功绩，《周本纪》重视他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的伟大功勋。在《齐太公世家》的叙事中，大作丰邑又成为齐太公辅佐文王的一项重要业绩。《秦本纪》对秦君迁都事件不烦纪述：庄公居其故西犬丘，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对于秦文公居汧渭之会的历史意义，王国维曾说：文公始逾陇而居汧渭之会，其未逾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 司马迁详叙此事的深意，在王氏这里得到很好的阐释。《秦本纪》又谓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又载献公二年城栎阳，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徙都之也。今万年是也。 又（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而在《秦始皇本纪》中又再次叙述秦襄公至秦惠文王的居治变迁，以为秦国历史的发展线索：（文公）居西垂宫（宪公）居西新邑（出子）居西陵（武公）居平阳封宫（德公）居雍大郑宫（宣公）居阳宫（康公）居雍高寝（桓公）居雍太寝（景公）居雍高寝（悼公）城雍（躁公）居受寝（肃灵公）居泾阳（孝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在《史记》不避繁复的叙述中，我们注意到自居汧渭之会以后，迁都雍城是秦史上很重要的一环。雍，在汉右扶风境，与秦的最终都城咸阳十分接近，此地是生态条件十分适合农耕发展的富庶区，距离周人早期经营农耕，创造农业奇迹的所谓周原膴的中心地区，东西不过咫尺 ，而秦人也确实在这里制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此地出土的铁制农具，是迄今所知我国发现最为集中的早期铁农具 。雍城标志着秦国农业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势的强盛。由此看到，在司马迁的视阈中，都城的迁徙乃是秦国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观其都邑，而其国势从可知矣 。
《史记》对于汉史的叙述也显示出同样的意识。长安作为帝都的重大意义，使汉室不烦役民经营。汉初统治者虽然以清静不扰民著称，但在长安城的修筑方面却绝不含糊。萧何在高祖七年（前200）二月以前，主持建筑好未央宫，立东阙、北阙，造前殿及武库、太仓，是为高帝建都长安做准备。前殿、东阙和北阙，都是未央宫内的重要建筑，所以造得十分高大华丽，是为了壮大新王朝的威势。司马迁注意到此事的意义，在《高祖本纪》中予以记述。从高祖决定定都长安，到长安城宫殿、城墙等建筑的修建，《史记》也都给予全方位的记载。班固的《汉书》也是如此，这是一脉相承的观念使然。
二、汉代都邑文化的特点
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分别是两汉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位置决定了其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两汉的长安与洛阳，作为皇权的物化形态，汇聚了当时丰厚的物质资源与先进的技术，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型城市。帝都引领着四方时尚，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廖传》），表述的正是此意。在大部分时间里，帝都以其雄厚的政治机遇、经济实力、文化氛围向世人展示其魅力，吸引宦游的士子、异域的商人趋骛其中，并演绎出更丰富的文化内容。这与东汉以后随着皇权衰微学术文化等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 的情形构成较大区别。
两汉都邑是人才荟萃之所。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汉代两都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西汉前期与中期，甫离秦末战乱，经济凋敝，制度草创，一切都需要人才的献策与落实。因之，帝都长安以其求贤若渴的姿态向士人敞开门庭，官僚、学者、文人趋之若鹜。中国古代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专制时代士人政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君主的赏识任用，而得到君主的任用则非趋赴都邑受知于天子不可。武帝时代公孙弘的经历可为典则。《汉书公孙弘传》载，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时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被朝廷征为博士。后来，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武帝心意，公孙弘病免归。元光五年（前130），武帝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仍旧推荐公孙弘。这次武帝对于公孙弘的对策大加赞赏，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此后，他便以不肯面折庭争等仕宦之术受到武帝青睐，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几年后迁为御史大夫，元朔年间为丞相，封平津侯。在公孙弘之前，汉廷常以列侯为丞相，至公孙弘则是先拜相后封侯。《汉书公孙弘传》特为拈出其经历的意义：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公孙弘固然品行不佳 ，但他的经历却刺激士人，引领了一时风气。此后，士人奔赴都邑以求天子赏识的现象史不绝书，西汉朝廷也由此获得相当一批人才。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概述西汉一朝得人之盛，而云：
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馀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馀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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