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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论述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奠基之作，任何人想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就必须从仔细阅读本书开始。
《大学之用第五版》呈现了研究型大学的价值与困境、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人如何保护大学的自主性和公众福利等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中国大学亟待应对的难题，本书的睿智解答值得中国教育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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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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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用第五版》是论述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奠基之作。其基础是克拉克?克尔1963年4月在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上的著名演说。由于教育家本人对于高教问题持之以恒的深度关注，之后每隔10年都有相关重要文献纳入本书。通过回顾大学的西方历程，特别是美国大学在20世纪的系列转变，本书呈现了研究型大学的价值与困境、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人如何保护大学的自主性和公众福利等系列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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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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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传奇人物，伯克利加州大学前校长，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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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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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新世纪（2001年序）
1963年序
**章 巨型大学的理念
第二章 联邦拨款大学的现实
第三章 才智之都的未来
第四章 20世纪60年代造反以后的再思考
第五章 试图改革的失败
第六章 对研究型大学黄金时代的评论
第七章 一个新的时代？从增加联邦财富到增加州的贫困
第八章 艰难的选择
第九章 狐狸世纪的“才智之都”？
专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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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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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新世纪（序言）
我在1963年哈佛大学所作的戈德金演说戈德金演说全名为“戈德金演说——论自由政府与公民责任之要旨”，*初为纪念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1831—1902）而创设于1903年。该演说在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生院主持下每年举行一次，此研究生院在1966年改名为约翰·F.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译者注中说：“美国的大学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虽然维系着往昔，却正在摆向另一个方向。”我想我知道它们当时正在摆向何处，而历史已经证明我总的说来是对的，我当时正瞩目于20世纪末的远景。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再一次看到美国的大学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可是，这一次我看到这种转折在来自许多方向的风势中飘忽摆动——可不是温和的微风!所以我加了新的一章，回顾1963年的情景，勾画2000年所显露出的一些未来的可能，以及一些行动的方针。我知道自己不再具有1963年时的正常视力，但仍然想看看路途上出现了什么——我看到路上满是坑坑洼洼，盗贼密布，通向不明的终点。
因此，《大学之用》的第五版以对比1963年与2000年情况的新的一章收尾。前面的**、二、三章是我原来的戈德金演说。然后是我就20世纪其余时期大约每隔10年的发展态势所写的一些论述，它们也收录在其后各版中。
第四章写于1972年，所涉及的是60年代学生造反以后我的一些反应。我在1963年的演说成了学生活跃分子的靶子。他们不喜欢我所描述的新的大学世界。学生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也是不喜欢这个新世界的病态的，而且是其*早的和主要的批评者。“巨型大学”multiversity成了“克拉克·克尔的巨怪”，甚至暗指我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只要加一句话，克尔的书就会成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的著作。”随后，在伯克利的斯普劳尔广场上我被简化为“法西斯分子”。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明智做法是什么也不要写，或者要写的话就只写些老生常谈。我为了当一名诚实的和现实的评论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五章写于1982年，它回顾了学生造反以后尝试学术改革的十年。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宣言但没有多少持久的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师生积极分子治校方法的“参与性民主”只是昙花一现。主要的长久性改革是设置了一批颂扬族群、种族和性别多样性的课程，通常在大的大学中会影响到1%或者不到1%的课程设置。学术改革的这一经验说明，一些教授在注视外部世界时可以多么激进，而当他们向内注视自己时又是多么保守——这是一种分裂的人格。
第六章是我在1995年版中增加的三篇评论中的**篇。回顾起来，现在我注意到它们总体上都有着悲观的调子：本科生“自由教育”的衰亡，大学被学科领域、意识形态、性别和族群地位所分散割裂。但与此同时，可以清楚看到美国的大学已成为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研究机构。它取代了德国大学在19世纪末直到**次世界大战领导世界的地位。
1963年的社会氛围是愉悦、快活的，但到1994年我写论文的时候，社会情绪却主要是沮丧和疑惑。为什么精神有这么大的变化呢?随着经济生产率增长降到历史低水平以下，资金的流入减少了。联邦政府在“二战”以后对高等教育的巨大热情表现为对研究、发展和学生拨款及贷款的支持已经消竭。
学生入学的快速增长趋势已经放慢，虽然人们所预计的80年代“人口萧条”并未出现。
学术改革运动已经失败。*后一次企图恢复重视本科生及其自由教育的努力——在圣克鲁斯加利福尼亚大学——落败了，早些时候在芝加哥大学的哈钦斯试验和哈佛大学的“红皮书”改革也是如此。大学界分裂为一系列互相争斗的成分。经济萧条减少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1963年的“光明在前”变成了1994年的“暗云四起”。
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90年代中期学术界情绪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它已成为各界中*糟糕的状况。高等教育在1980年已进入萧条状态而且持续如此——学术大萧条。
第七章也写于1994年，它继续讨论这一萧条，特别注意到了高等教育外部资金的减少。它也痛感高等教育“行会”地位的瓦解以及亨利·罗索夫斯基所谓的专业人士“公民道德”的沦丧。
第八章是1995年版增加的评论中的*后一篇，继续描述似乎会在今后出现的一些艰难选择，特别是高等教育长期面对的却从未找到满意结果的一些选择。一个就是如何更好地使用资金，另一个是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帮助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可是，在探讨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时这是我在1963年就已开始的工作，我以谨慎的乐观态度结束了此章。
第九章为这一系列论文作结。一本书能持续如此之久，这要归功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尤其是主编艾达·唐纳德的善意与持久的兴趣，现在我谨将这些论文呈献给他。这一章提出了摆在面前的一些挑战，它们的复杂性使我们在1963年所面临的任何情况都相形见绌。本章结束时我的态度可以称之为“谨慎的困惑”，但我深信，新知识仍然在使世界运转，大学仍然是它的主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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