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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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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人所体现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法治、爱国等特点，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集聚、融合、创新，使得海派文化显得更为突出、耀眼，更具近代特性。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江南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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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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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对于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本书集中阐述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社会渊源与精神脉络，并通过近现代二十余位成长、生活在江南地区的名人事迹考述、思想解析，集中呈现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汇聚之下，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灵活等中国传统文化滋长出来的现代性因素，对于江南人物的影响，及其各具特色的历史行动与精神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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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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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上海史、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主持编写《上海通史》等项目，著有《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冯桂芬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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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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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
2.从王韬日记看开埠初期上海文人生活
3.张謇的精神气象
4.章太炎早年参加书院课艺活动钩沉
5.早年章太炎与西方格致之学
6.章太炎民主思想略论
7.章太炎的心疾
8.重读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
9.汤寿潜与浙江人文传统
10.陈其美与上海起义
11.叶景葵儒商兼长
12.瞿秋白与上海
13.董浩云成才的上海因素
14.冯桂芬略传
15.从冯桂芬看江南文人与科举考试
16.冯桂芬与江南均赋减赋
17.略论冯桂芬思想特色
18.金天翮与《女界钟》
19.论杜亚泉思想特色
20.蔡元培的精神世界
21.一代醇儒张元济
22.张元济与王云五的转型意识
23.胡敦复等志士与大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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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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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各时代、各领域含义有所不同。就范围而言，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分。所谓大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也包括长江上游部分地区；所谓中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西一带；所谓小江南，主要指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今人所说江南，多指小江南。在学术界，李伯重、范金民、陈国灿等人对小江南范围的界定，使用比较广泛，即大体上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明清时期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府，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及清代雍正年间从苏州析出的太仓州，凡八府一州。这一地区亦称太湖流域，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
任何地域文化特点，都是其地自然禀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与历史传统的综合反映，都是在与其他地域文化比较中突显出来的。
江南文化是江南地区自然禀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与历史传统的综合反映，是在与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比较中突显出来的。
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域、经济区域有联系又有区别。行政区域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历史上有江南道、江南省（清代曾设江南省，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列岛等地），其边界都很清晰。经济区域受自然禀赋与物产等因素限制，也有相对稳定的边界，尽管其边界不像行政区域那样明晰。相对而言，文化区域的边界则比较模糊些。由于不同时期江南范围不一样，所以，人们在文化意义上述及江南时，边界多比较朦胧。比如，东汉时，属于今浙江余姚地方的严光,上虞的王充，他们都不在今天所说的小江南范围，但今天人们总习惯于将他们归入江南人范围。与此相一致，近代蔡元培、鲁迅等绍兴人，人们也总是将其视为江南人。再如，现在的扬州，地域在江北，但历史上扬州属于江南道、江南省，其文化也与现在的太湖流域更一致，所以，人们习惯上也视扬州文化为江南文化，以苏扬即苏州、扬州并提。
研究区域文化，还必须考虑到流动中的人的因素。比如，白居易、苏东坡就籍贯而言，都不是狭义的江南人，但是，他们在江南有诸多活动、作品，讲文化江南少不了他们。清代陶澍、林则徐都不是江南人，但是，他们长期在江南为官，有很多重要建树，直接参与、影响了江南文化的发展。清代唐甄、魏源都不是江南人，但他们长期在江南一带生活，研究江南文化也少不了他们。按照小江南的定义，李渔是浙江兰溪人，属金华府，算不上江南人，但是，他长期在杭州、金陵一带生活，研究江南文化也不能忽略他。这些曾经在江南生活的官员、文人，即使离开了江南，江南文化在他们身上依然有所表现与影响。所以，江南文化的边界呈云雾状、网络状。这个网络以江南地域为核心，以在这一地域活动的人的流动为连线，向外扩展。
讨论生活在近代上海的江南人物，不能不述及近代上海与江南的关系，述及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联。
近代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可分三个不同的维度：其一从地域上说，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为局部与整体之关系；其二从空间性质上说，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上海以外的广大江南地区，是水乡与市镇，上海与江南的关系，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其三从相互关系上说，上海是江南经济、社会、文化中心、政治重镇与交通枢纽，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又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
在这种大框架下面讨论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联，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继承、集聚、扩散、融合、创新。
继承
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与苏州、杭州、湖州等地相比，也会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总体上说，是大同之下的小异，统属于江南文化。在文化地位上，苏州、杭州、南京等地高于上海。以上海与苏州而言，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亦为引领社会风气之中心。苏州物产丰盈，多富商大户，亦多合商儒为一体的上流阶层，著名文化人多。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文化方面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下面，仰视苏州。苏州书画出名，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苏州戏剧出色，上海人便争尚苏州戏。苏州细木家具好，上海人便竞相从苏州购置。苏州服饰、饮食，各类行为方式，都是上海人欣羡的对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最好的表彰语便是小苏州。民国时期学者研究上海话语素，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
集聚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城市。城市的集聚作用在上海表现得相当突出，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江南的人口、产业与资金，高度集聚到上海。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经过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跃升为江南地区首位城市，1860年代以后，其经济、文化地位已经超过了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19年，上海城市人口240万，杭州65万，苏州60万，南京40万，镇江26万，无锡15万，常州12.5万，湖州、嘉兴、松江都是10万，上海城市的人口，几乎相当于上述江南其他城市人口的总和。1935年，上海人口超过370万，为世界第五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远远超过江南其他城市人口的总和。这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无锡27万，镇江22万，常州13万，嘉兴、青浦、常熟各10万，松江、嘉定各7万。这些除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人口加起来是309万。换句话说，上海以外的这些江南城市人口总和，才是上海的34。
集聚到上海的那么多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
人才方面，活跃在上海的著名企业家、金融家，特别是文化人，主要是江南人。比如：企业家盛宣怀、虞洽卿、朱葆三、穆藕初、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王晓籁、陈光甫、张静江，文化人（包括作家、报人、出版家、教育家、画家等）更不胜枚举，诸如报人兼学者王韬、冯桂芬、沈毓桂、黄协埙、袁祖志、章太炎、包天笑、狄楚青、杜亚泉，出版家张元济、夏瑞芳、陆费逵、沈知方，作家鲁迅、茅盾、夏衍，教育家蔡元培、胡敦复、陈鹤琴，画家更多，任伯年、吴友如、吴昌硕、丰子恺等。
产业方面，近代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据统计，1912年以前，上海有华资企业48家，其他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有15家；1912年至1918年，上海新增94家华资企业，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3家；1918年至1923年，上海新增华资企业170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8家。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由此可见企业向上海集聚的趋势与比重。
至于资金的集聚，比较显而易见。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太平天国战事以后，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
扩散
上海与江南各地联系相当便捷。密布的水网，黄浦江、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沪宁、沪杭两条铁路，还有众多的公路，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人才、技术、资金，以及文化、风习，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企业而论，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也在无锡设厂，两地技术相通，人才互动。近代苏州最著名的苏纶纱厂管理者严裕棠，既在苏州办厂，也在上海办厂，在苏州有苏纶厂、苏纶二厂和织布厂，在上海有隆茂纱厂，还投资过常州民丰纱厂、戚墅堰通成毛纺厂。近代无锡首家纱厂业勤纱厂，其创办人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本来就是在上海办理纺织厂的。刘国钧在常州创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赵锦清在常州开设的锦纶二厂，其技术均与上海有关。
至于上海对江南各地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几如浓雾罩地，无处不在。从照相机、留声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西餐、电影、跳舞，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1919年，《申报》有文章评论，说是中国人群当中，上海人在吸收外来之新思想、湔除中国之旧污染方面，最为敏捷。以人民之活动现象而言，惟上海之人士，其有创导之功能，而足为各省州县所效法也。细察北京、杭州、武昌、济南等城市，从娱乐设施、城市建筑、报纸版式，到商店招牌、广告用语，随处都能看到效法上海的痕迹，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也[[[] 一之：《有创导之功能》，《申报》1919年6月23日，第14版。]]。
对于这类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的社会现象，时人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词汇：上海化。1925年，《新上海》发表《内地的上海化》，对此有所描述：
上海好似近水楼台，世界的新潮流，总比内地先受一刻儿，因此上海便成了内地企慕倾向的目标，凡是上海有一件什么较为新奇的事，内地总要尤而效之，这就是新名词唤做上海化了。[[[] 含凉生：《内地的上海化》，《新上海》，1925年第6期。]]
时论认为，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等地都是上海化严重的地方。苏州社会风气日趋淫荡，是上海化的结果。[[[] 雅谷：《上海化的苏州》，《小日报》，1928年8月28日。]]杭州西湖在改造方面，环湖修筑马路，通行汽车，均以上海为榜样，使得西湖边格外像黄浦滩，是将西湖上海化，顿把西湖没在上海化的空气里。[[[] 烟桥：《西湖的种种》，《西湖画报》1925 年 第1期。]] 南京商家以廉价、贱卖、放尺、赠品、大减价为名，行推销货物之实，这是典型的上海化。[[[]《上海化之南京市面》，《晶报》，1932年10月22日。]]无锡因为在工业、交通商业、娱乐业、文化诸方面全面仿效上海，被人们干脆称为小上海。
融合
城市本是移民文化的熔炉，上海作为特大城市则是移民文化的特大熔炉。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会面、交流、融合。经过交流、融合以后而形成的上海城市文化，自然不等同于各地移民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创造出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即我们今天所称的海派文化。对于这种交流、融合，二十年代便有文章予以讨论：
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最会镕化人的。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须一年，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镕化，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言与行二大条件，都会变成了上海式。至于一衣一履之微，那更不用说了。说也奇怪，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也容易上海化，他们远迢迢的到了上海，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人。[[[] 沧海客：《上海观察谈》，《新上海》，1925年第1期。]]
对于这种交流与融合，留学法国、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曾觉之的论述尤其值得重视。1934年，他在文章中，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文化产生的角度，认为上海这一特殊的城市，将成为新文明的中心之一。他描述了上海不论美丑、不论好坏兼容并包的特点：上海破坏了中国的一切，吞噬了中国的一切，什么文化、道德、礼教、法律，在上海都不算事。上海是一座五花八门，无所不具的娱乐场，内地的人固受其诱惑，外国人士亦被其摄引，源源而来，甘心迷醉。上海接受一切的罪恶，内地的土豪劣绅以此为藏身所，外国的光棍坏蛋以此为根据地，上海是万恶之渊薮，地狱的化身[[[] 《上海的将来》，第六六则，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捐细滴、不让壤土的博大胸怀，上海才能成为一座火力强烈无比的洪炉，投入其中，无有不化，即坚如金刚钻，经一度的鼓铸，亦不能不蒙上上海的彩色。也正因为如此，上海才能成就其非凡的历史业绩：将来的上海可以歌赞，因为上海将产生一种新的文明，吐放奇灿的花朵，不单全中国蒙其光辉，也许全世界沾其余泽，上海在不远的将来要为文明中心之一 [[[] 《上海的将来》，第六六则，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曾觉之辩证地认为：
上海亦接受一切的美善，也许这里所谓为美善的，不是平常的美善，因为平常所谓为美善的，都被上海改变了。上海自身要造出这些美善来，投到上海去的一切，经过上海的陶冶与精炼，化腐臭为神奇，人们称为罪恶的，不久将要被称为美善了。而且，美丑善恶又何常之有，这不过是事物的两面，美善可为丑恶，犹之丑恶可为美善，人若不信，试看将来！[[[] 《上海的将来》，第六六则，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
曾觉之预言，异质文化经过会面、交流、交融，将会产生新的文化，而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化会面、交流、交融、化合的容受力与消化力。这种容受力与消化力的存在，便使得上海成为催生新文明的洪炉。
曾觉之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国家与种族界限逐渐淡薄、全人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亦即今人所说的全球化趋势，认为上海城市的这种无所不容的独特性，看似离奇，恰恰成了孕育新文明的温床。
创新
城市人口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便越多，创造与创新也越多。产业、人口、资金高度集聚，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必然刺激分工细密、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 按照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韦斯特（Jeoffrey West）的研究，大体上呈1.15幂数，即人口每增长10倍，创新能力即增长10的1.15次方。见杰弗里.韦斯特著、张培译：《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363页。]]。这是大城市较小城市特别能创新的社会原因。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创新速率越大。近代上海不光是中国特大城市，还是人口异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这两个特点，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
上海创新方面可以举出很多生动的例证。商务印书馆能够长期执中国出版业之牛耳，很重要一点就是不断创新，出版内容与时俱进，印刷设备持续翻新，管理制度不断革新。荣家企业能够繁荣发达，关键也在于创新。荣宗敬曾将其企业发达的秘诀归之于设备力求更新。一些从事生产替代进口出品的民族企业，持续不断地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以改进国货生产。20、30年代时，江海关曾对上海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146家工厂拥有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还有8家工厂置备了由上海仿制的中外机器设备，只有39家工厂仍只采用中国的旧式设备。与外埠相比，上海企业的设备往往较新也较先进。争优创新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汰。1912年至1927年，上海新开设的工厂企业至少有1194家，但到1927年底，实在开工的只有795家，仅占这15年间新开工厂数的66.6%。也就是说，这些新开设的工厂，至少已有三分之一已经在激烈的竞争中停工、歇业。[[[] 《民国三十五年上海市年鉴》，第M1-2。参见张忠民：《经济历史成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穆藕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由一介书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棉纺织业巨子，很关键一点，在于他创新，他将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引进企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作为近代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陈光甫的成功之道也在于创新。他在1915年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别注重吸收不为其他银行所重视的小额存款。结果，从区区7、8万元资本、人员仅7人的规模起家，不数年间就声誉鹊起，到1935年已成为拥有500万元资本、40多家分支行的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近代上海优秀企业得益于创新，文艺方面（绘画、戏曲、音乐等）、饮食方面、服饰方面无不如此。任伯年、吴昌硕等海上画派之所以获得成功，海派京剧之所以风靡全国，越剧之所以是在上海而不是嵊县唱红的，上海电影之所以称雄域中，一品香、杏花楼、功德林、红房子等各种中西菜肴之所以饮誉海内，海派旗袍、培罗蒙西装之所以长盛不衰，都在于其市场定位准确、品质优越、服务周到，都在于善于创新。
近代上海在思想方面的创新，很突出一点是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
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福建人经营的茶叶、木材大多来自福建，山东人经营的豆饼主要来自山东。虞洽卿发起组织的宁绍轮船公司与三北轮船公司，主要是经营宁波与上海之间的运输业务。上海很多企业优先录用本乡人。广东中山人开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其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广东，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荣家企业，不光是管理人员，普通员工亦多为无锡人。湖南籍的聂缉椝、聂云台父子主持的恒丰纱厂，员工多为湖南人。安徽籍的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在上海办的阜丰面粉厂，员工多为安徽人。这类情况在上海极为普遍。这使得上海的市场，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各占一摊，各销其货，各营其业。这也使得上海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近代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己事，在赈灾活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马当先。上海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公共空间、报纸、电台，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当其他地方发生了事情以后，上海起来就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比如说最著名的抗日歌曲、剧目，如《大刀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大多是在上海产生，而不是在东北产生的，原因就是上海当时是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早在1930年，徐国桢已经清晰地论述过上海社会确有一种领导其他各地社会的潜势力的社会根源。[[[]徐国桢：《上海生活》，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27-28页。]]
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对于上海人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具有特别的刺激作用。一方面，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主导的租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中国人集聚的华界落后，逼仄，肮脏，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化，刺激中国人见贤思齐的爱国情感。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即由此兴起。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四大公园（外滩公园、法国公园、虹口公园与兆丰公园）在1928年以前都禁止华人入内。日常生活中，华人备受歧视。比如，马车在道路上行驶，租界明确规定华人车辆不能从后面超越前面的西洋人马车。租界华人长时期只有纳税义务，没有参政权。诸如此类，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另一方面，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日本侵沪战争，直接轰炸、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而租界则基本完好。华界与租界，没有天然屏障，只是一路之隔、一河之隔。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轰炸、屠杀，就发生国人眼皮底下，近在咫尺。这种被辱、挨打、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是任何远距离的纸质、广播宣传都无法比拟的。
近代上海人所体现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法治、爱国等特点，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集聚、融合、创新，使得海派文化显得更为突出、耀眼，更具近代特性。所以，我们可以说，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江南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包括岭南文化、八闽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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