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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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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试图说明中国改革何以启动，又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保持了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揭示中国改革的独特路径和经验，包括体制内双轨过渡与体制外市场发育的互动；理论突破、政策咨询与高层决策的互动；对外部经验的借鉴与选择；决策层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动态的艰难的权衡等等。讲述一个中国改革探路之役的故事。事实说明，中国改革路径不是预先设计，但也不是纯粹的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它是中央放权、地方试验与民间突破，实践推动与政策引导的互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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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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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把1978～1992年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一是对改革路径的探索。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成功地越过市场化的临界点，而且保持了经济高增长？《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作者通过对历史进程的细致梳理，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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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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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曾长期任教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和国防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史、中国改革开放史。著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共和国年轮（1961）》、《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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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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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一 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
二 改革的经济动因
三 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四 扩大引进 为现代化寻找新方式
五 出国考察潮 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启示
六 从国务院务虚会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二章 从放权、让利和松绑起步
一 对农民让利与松绑
二 扩大企业自主权
三 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
四 从扩权到以税代利
五 国营企业的改组和联合
六 城镇集体（合作）个体（私人）经济的恢复
第三章 国门是如何打开的
一 大引进遭遇瓶颈
二 22个引进项目上马还是下马
三 外商如何进入中国
四 经济特区的决策与筹建
五 充满挑战和争议的试验
六 对外开放再起热潮
第四章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一 包产到户在争论中兴起
二 政策是怎么被突破的
三 覆盖全国的农村大变革
四 农村经济超常增长的诸因素
五 农村改革释放出市场能量
六 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
第五章 商品经济第一个重大突破
一 计划与市场 最初模板及其讨论
二 在中外交流中开拓思路
三 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的争论
四 改革理论探索未有止步
五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第六章 启动城市改革
一价格双轨制形成
二 取消统派购制度
三 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四 遭遇总需求膨胀
五 四次省长会议
六 巴山轮会议 目标与过渡
七 七五计划建议的新认识
第七章 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 整体推进还是局部试验
二 价、税、财联动方案的设计
三 价、税、财联动方案为什么搁浅
四 从软着陆到再度起飞
五 转向全面承包制
六 股份制及其他试点
七 宽松环境是否可期
八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改革正名
第八章 从价格闯关到治理整顿
一 年初的方针 稳定经济与沿海战略
二 为什么转向价格闯关
三 闯关受阻及其检讨
四 三年治理整顿 成就与代价
五 治理整顿期间的改革开放
第九章 市场经济越过临界点
一 姓社姓资的争论
二 1991年 在激辩中酝酿突破
三 邓小平南方谈话
四 中共十四大的突破
五 市场化转轨已过临界点
第十章 从计划到市场 突破如何成为可能
一 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与起始条件
二 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三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释放出市场力量
四 开放推动了改革
五 地方政府的作用
六 开放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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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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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已经走过40年。40年改革的阶段如何划分尚无定说，但无论如何划分，19781992年都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我把这一时期的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一是对改革路径的探索。正是经历了这15年的探索包括激烈争论，中国改革最终越过了市场化转轨在观念和结构上的临界点，由此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融人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解读1978一1992年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一个问题意识：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并保持了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独中国一家。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启动改革之初，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以及东欧改革经济理论，曾受到中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不能有效运行。从50年代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在摸索改良计划经济的出路。最早是南斯拉夫，随后是波兰、匈牙利，后来又有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也想改，但是始终没有突破。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所有国家的改革都不算成功。其结局先是无法突破旧体制的硬壳，后是改革失去控制。通过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滑过渡，没有产生社会失控和经济下滑，并且保持了持续高增长的，只有中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称其为中国奇迹，这都是20世纪最后20年最令世界瞩目的大事件。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一直不看好中国改革。直到1990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还写道：南斯拉夫的改革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匈牙利改革有了20年的历史，中国改革也将近10年了。这三个国家的改革都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和灾难性失败的混合体。①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巨大反差逐步转变了西方舆论。继续看衰中国改革前景的观点始终存在，但更多的学者对探讨中国改革经验产生了兴趣。据经济学家张军介绍，1994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题为《从改革到增长：中国、亚洲和中东欧的其他转型国家》的论文集，主编Reisen和Lee在导言中写道：现在，时间的流逝足以使经济学家来聚集并评价不同转型方式的经验证据。不管什么原因，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生产出现的反应之差异实在令人吃惊。中国的GDP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15010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在生产上出现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如果有的话）变得相当有价值。②
中国是如何越过市场化的临界点的呢？国内外学者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着重于改革方式，认为东欧国家及苏联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激进式改革，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通过不断的局部试验逐步推进，形成了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并存的过渡形式。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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