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琳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曾主持博士后面上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外交评论》、《国际观察》、《对外传播》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出版教材两部。曾到美国、匈牙利等国家进行访学交流,研究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同时从事音乐创作,曾为《剃刀边缘》、《流星蝴蝶剑》等多部电视剧创作主题曲、为著名歌星胡彦斌的音乐《waiting for you》等填词,并众筹制作自己的原创音乐专辑《最美的年华》
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水乳交融,却又暗藏凶险。权力多面、价值多元、经济多变等构成了一副彼此撕裂却又息息相关的国际政治图景。如何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国际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赢得人心,获得共鸣,成为每个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
在公共外交领域,美国是先行者,早在冷战初期美国就将公共外交的攻心之道运用自如,并在瓦解前苏联意识形态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公共外交在现代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在于它被视为一种在国外培植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通过国际信息和文化交流来增进与其他国家的相互认知, 是美国公共外交中明确而至关重要的目标。]。然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公共外交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由盛至衰,直至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学术界和政治精英开始怀念公共外交在冷战中的运用,尤其对音乐的成功运用极为推崇。2012年1月美国颇有影响的杂志《外交历史》(Diplomatic History)甚至组织了音乐外交专刊,对音乐在美国冷战史上的影响和运用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认为音乐是一种能征服人心和思想的秘密武器,是穿越边界、创建理解和认同,推动全球化非常重要的因素。[《外交历史》杂志中Kathryn C. Statler The Sound of Musical Diplomacy和Jonathan Rosenberg, America on the World Stage :Music and Twentieth-Century U.S Foreign Relations两篇文章分析和讨论了音乐在冷战中的运用;Jenniffer L. Campbell ,Emily Abrams Ansari, Danielle Fosler-Lussier, Jessica C.E. Gienow-Hecht四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音乐外交进行了探讨。]冷战后的加拿大、德国、伊朗、土耳其等世界各国也逐渐重视公共外交,力图向世界传达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加拿大认为,保护一个国家的思想和准则的惟一方法是让外界知道它,为此它投入了各种资源。德国的原则是向有学识的群体讲述价值观和准则, 使之更好地了解德国。英国在确定其公共外交理念的时候,首先考察了英国在海外面临的老大帝国形象问题,然后确立了创意英国和重塑不列颠的理念。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视公共外交。伊朗认为, 能否立足世界取决于能否以公共外交改变世界舆论, 开展文化及文明对话,有可能改善外部环境。土耳其把信息外交和文化合作外交, 看成评估本国海外形象以及与各国建立深层和稳固关系的重要环节。]当今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走入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中心,我国的发展模式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关注与认同,但诸如锐实力(sharp power)[ 锐实力一词,首见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2017年12月初发表的一份主题报告,副题是充满警惕色彩的上涨中的专制主义影响力。长达156页的报告中指出,过去10年来,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专制政体不惜重金在国际上推展文化活动、学术与教育计划、投放媒体广告等,以影响国际社会对这两国的印象。随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2月16日做了封面专题。这个名词集中体现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扩展的不满、警觉与反弹。]等形形色色的威胁论调仍此起彼伏,各种质疑、误解、成见、偏见等给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而公共外交无疑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胡锦涛同志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发言]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中国外交部不断加大对公共外交投入,加强公共外交体制机制建设。1999年6月,外交部新闻司设立因特网主页管理处,负责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网站工作。2004年,成立公众外交处,负责网站工作、公众外交协调。2008年,更名为公共外交处。2009年10月,成立新闻司公共外交办公室,负责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公共外交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2010年8月,成立由资深外交官和专家学者组成的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向国内外公众介绍、解读中国外交政策和发展理念。2012年8月,新闻司公共外交办公室升格为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公共外交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这表明公共外交被进一步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在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通中,民心相通与政策、道路、贸易、货币相通并列,凸显了公共外交的重要地位,而讲好中国故事成为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传播中国文化、增进民心交流的重要举措。中共十九大中习主席提出 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说是超出一己私利,将中国与世界命运放在休戚相关的共同体中来考虑,给全球治理和公共外交贡献了极为智慧的外交思想。
公共外交的研究虽然近年来是学术界的热点议题,然研究者大都注重其宏观的学理性分析,对于如何进行公共外交还缺乏比较微观而深入的探讨。而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艺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常常会被有意识地作为一种公共外交的方式与他国进行沟通,尤其是近年来,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冰点或瓶颈时期时,音乐的运用尤为突出。[ 2003年,伊拉克国家交响乐团在华盛顿演出,希望赢得美国公众的心;2007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派Simn Bolvar Youth交响乐团出访欧洲,希望能借此打造其国家形象;2008年,美国纽约爱乐乐团首次踏上朝鲜平壤的土地,希望推进与朝鲜经济贸易和核武器问题的对话;2010年初,伊朗政府派出德黑兰交响乐入团去欧洲传达其善意和友好,并派发免费门票等。]虽然音乐是国际社会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是跨越国家边界的一种渗透性文化产品,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非常独特,但从国际政治角度研究音乐与公共外交的却是极少,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之所以产生这一现状,一方面或许因为国际关系学催生于战争之中,对于军事、安全、权力等与国家生死存亡相关的议题比较关注,而对于似乎与战争比较绝缘的各类审美艺术,反映人类情感力量的研究则比较忽视;即使在研究行为体的观念、心理等主观因素时,也倾向于运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理性的、普遍的知识。[参看陈玉聃,《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文化视角》,载于《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音乐则被学术界视为所闻而未所见之物,是纯粹主观和非理性的艺术,它所涉及的是情感性的知识,[ Roland Bleiker, Of Things We Hear but cannot See: Musical Exploration 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sou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music ,culture, an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p189.]因而被长久地排除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之外。另一方面,究竟有多少人心能被音乐所俘虏,哪些因素最终能影响国际关系,其效用的无法估量性和跨学科难度也使得研究者的探讨往往进退维谷。其实不管行为体是国家、国际组织或者是其他,他们都是由人组织起来的,只要是人,都无法避免其生活经历、文化教育、情绪、性格等各方面对于决策的影响。[美国神经学专家曾做过一项关于理解图像和叙述是如何影响抉择的研究,结论表明人们的抉择更多是被情绪影响,而非理性所决定。参看Cynthia P. Schneider,(新希尔比施奈德博士担任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中心下属的艺术和文化促进会的主任并位列电视荧屏上穆斯林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亦是乔治城大学外交实践的杰出教授。施耐德曾在1998至2001年间担任美国驻荷兰大使。)The Unrealized Potential of Cultural Diplomacy: Best Practices and What Could Be, If Only. . . ,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Winter 2009,P264]而正因为音乐效用的不可估量,如同海面底下的冰山一般,反而使这个议题更值得被关注,更具有启发意义。对艺术的研究往往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些被忽视的内容:艺术的价值、人的命运、人性的复杂,世界的可能性等等。那么,音乐究竟能如何具体地被运用于公共外交?又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和作用?其制约因素有什么?鲜有研究对此进行深入探索。本文试图填补这项空白,通过对多种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如政府文件与报告、学术研究论文、新闻报道、深度采访等,力图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系统地讨论音乐这种艺术方式在公共外交中的具体运用,探索它如何发挥其增进沟通与安全、增加权力与影响、创建观念与认同的潜在作用,使音乐这一日常所闻之物呈现出其被忽略的独特战略意义,变为可见之物,以给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开拓不同文明之间心灵话语沟通研究途径。本文欲借用交响乐的结构来安排行文顺序:
序曲是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第一乐章是文献回溯。主要对公共外交和音乐理论进行梳理和论述,并对国内外国际政治中关于公共外交及音乐研究进行文献综述,阐述此课题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第二乐章是音乐的枪炮外交分析。主要探讨音乐在公共外交活动中作为进攻性工具的运用,探索音乐作为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两种角色是如何具体地被运用于公共外交之中,发挥其试探对方政治意图、开启善意对话、软化敌对情绪,加强文化认同的作用。
第三乐章是音乐的玫瑰外交分析。本章主要探讨音乐在公共外交活动中作为防御性工具的运用,探索音乐作为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两种角色是如何具体地被运用于公共外交之中,发挥其吸引他国公众的兴趣和好感、建立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塑造国家形象、增进彼此信任的长远防御性作用。第二、三乐章分别选取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以及中俄(苏)关系中的音乐文化传播为典型案例,从出访背景、目标公众、传播媒介、效果评估四方面进行分析,探寻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大国如何运用音乐于其公共外交活动,以争夺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唱权。当时美苏两国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观念之战,而作为最能赢得人心的外交方式公共外交盛极一时。两国分别针对世界不同的区域和国家开展了不同的外交活动,非常有意思的是,音乐不约而同地成为二者在公共外交历史上所运用的冷战武器之一。本文把两国在同一时间段对音乐的不同运用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考察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作和影响。
第四乐章探讨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奏鸣。主要选取最代表政府意图和最高艺术水准的中国主流乐团出访为例,通过中外纸质媒介对其出访背景、目标公众、表演曲目、媒介态度等各项内容进行分析,考察音乐在我国公共外交活动中的运用及影响,以给中国未来运用音乐进行公共外交提供借鉴。
尾声部分探讨音乐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的弦外之音。主要探讨音乐观念的模糊性如何与政治理念产生偏离,音乐艺术的审美性如何与政治权力产生疏离,探寻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潜力与张力。通过前文的研究,尝试对音乐外交模式进行初步的理论构建,并对未来的研究做出进一步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