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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曹沛霖先生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博士点*早的三位博士生导师之一，任教后先从事马列主义基础、国际政治研究，后转向政治学理论研究，在政府理论、政府体制、比较政治制度、议会政治等领域中提出了很多的真知灼见。
本书摘编了曹沛霖先生从教50多年以及退休后近十多年来的学术论文、随笔、访谈以及在部分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既是对其学术生涯的总结，又为后辈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思想启发。从国别研究开始，到国际政治专题研究，到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到中国问题的政治学分析，*后到中国政治学发展态势的思考，编者细心摘编了曹先生著述中*精彩的部分，并按照其逻辑重新组合，反映了他别具一格的研究风格和思想观点。
本书是曹先生思想与智慧的凝结，也是一次学术传统的延续。60多年的学术生涯，他不断穿梭于中西与古今之间，试图打通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边界，为中国政治学界不断注入新的气息。
我不过是把自己发现的东西记录在册，把我知道的真相告诉给学生。曹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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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原名《制度纵横谈》，2005年5月，正值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曹沛霖先生的这一著作作为校庆献礼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师生和读者的欢迎。
本书初版是由其学生刘建军与何历宇从曹沛霖过去的著述中摘编出的一个节录本，以反映其学术研究的概貌和历程。本次增订以初版为底本，主要摘编和增补了曹沛霖先生近十多年来的学术论文、随笔、访谈以及在部分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刘建军、唐亚林、杜欢三位编者尽量保持本书原貌，根据相近的主题分别对各章进行增补，并把*后一章扩展为三章的内容，使得原来的十章增加为十二章。在增补的同时，也对一些字词、语句和段落进行了技术调整。初稿完成之后，曹沛霖先生亲自对全文进行了审订，并最终定稿。为了区别于初版，并凸显本书的核心主题，特将增订版的书名改为《制度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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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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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沛霖，1933年出生，江苏泰兴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议会政治等。主要著作包括《比较政府体制》《议会政治》《政府与市场》《外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制度纵横谈》和《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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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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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说明1
序1
第一章 制度比较擦亮政治分析的眼睛1
制度研究纵横谈1
制度比较擦亮政治分析的眼睛2
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4
制度是活的东西5
政治制度的和而不同6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鼻祖7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法8
政治制度的内外与表里10
第二章 制度发展也是硬道理12
20世纪是人权制度发展的世纪12
国家权力核心从议会走向行政13
国家职能从统治走向治理15
官僚制从完善走向失范16
民主选举制度陷入困惑16
政党制度面临现代化的挑战18
苏东改制与重新定位19
中国的二次革命21
欧洲非国家体系的创造22
制度发展也是硬道理23
政治制度具有开放的秉性24
比较政治制度为什么要首先研究英国24
英国政治制度精义26
第三章 中西文化和而不同30
中西文化分叉点30
中西文化分叉的地缘因素33
中西文化分叉的商业因素35
西方文化对血亲关系的逐步削弱和破除36
中国文化对血亲关系的强化和放大41
中西启蒙的不同逻辑45
华盛顿的政治遗产47
知识经济背后的知识传统48
卢梭论立法者50
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51
法治是公共政治54
第四章 议会政治的历史与现实56
现代议会的开端56
传统议会与现代议会58
普选制的历程60
普选制的不同形态62
议会的世纪64
没有代议制就没有现代民主66
为资产阶级政府加冕的现代教皇69
多数原则与少数原则71
现代政治学校74
跛足的两院制77
美国两院的默契是两院制长期稳定的秘密78
政党是英国议行结合的黏合剂79
政党与民主81
议行权力分立体制82
半总统制政府85
议会政治是程序政治87
议会权力的虚化92
议会政治危机的根源93
议会政治危机的实质95
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96
议会与行政权力关系改革100
议会的自我改革101
通向政治文明的不二法门103
第五章 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态演变105
行政集权民主制105
行政集权独裁制107
行政集权权威制110
道德集权民主制111
共同参与民主制113
社区不等于自由人联合体117
道德集权民主制的优越性122
重建公共权力的道德立场126
西方民主制度的两个传统128
现代民主制度的四个基本原理132
分权制衡的三种模式135
瑞典的Ombudsman制度137
不黑暗的中世纪142
虚君不虚146
原始积累运动中的英国政府148
多层次的地方自治149
复合分权151
地方自治与地方分权不可分离152
直接民主制的历史命运157
直接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159
第六章 政府与市场：社会进步的两个轮子162
社会进步的两个轮子162
维持正义的两种力量163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165
政府的拐杖功能167
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家与产权168
苏联解体的又一种解释169
多元化的市场经济171
小的管不了，大的就管不好174
第三只手175
社会职能不决定国家阶级属性176
从国家起源看社会职能180
不可混淆治事与治人182
西方国家机器的膨胀184
社会职能的分化与发展186
职能变化与机构扩张188
政府职能扩张的阶段性190
政府职能扩张的有限性192
政府职能扩张的财政性194
战后西方政府体制改革195
政府的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197
第七章 优化政府体系是理性的呼声200
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条路径200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201
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种模式202
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官204
人事制度改革的根本是尊重人205
辩证看待机构改革的循环怪圈207
不要误解体制改革的目标211
行政高效化212
评行政三分213
从希望工程反思政府责任214
对以德治国的误解215
政府改革也要以人为本217
人类文明离不开政治治理218
优化政府体系是理性的呼声219
政府体系优化的两大目标221
政府体系优化的十个领域222
政府体系优化不能毕其功于一役223
政府体系优化要避免西方中心论224
政治发展的经济路径227
从政府转变到政府发展229
政府要注意保养自己的权威230
转变职能不是减轻任务231
机构改革不等于精简机构232
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233
关键是转变政府的无形职能234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动态平衡236
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困惑238
第八章 经济扩张的政治后果240
重温两百年前的那场争论240
制约欲望的三种方式243
利益制约欲望245
制约欲望的两种政治企图247
经济扩张改进政治的两条路线248
走出利益制约欲望的循环怪圈251
第九章 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255
社会资本是一种新的解释框架255
资本主义发展视野中的社会资本理论258
治理与社会资本261
人民的权利是法治的精髓262
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265
政治文明与政治知识化265
政治知识化促进制度成长267
政治知识化培育现代公民文化268
政治知识化的思维机制269
政治知识化的动力机制270
政治知识化的社会条件271
政治知识化的制度机制273
让制度运转起来的政治知识化273
在制度运转中推进政治知识化275
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问题278
对待民间组织的管与不管280
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问题282
学术体制与智库功能的发挥285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的进步288
透过经济看政治288
处理好国权、政权与人权的关系289
改革开放成就的制度评估291
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解读292
腐败的六个要素与反腐败293
邓小平对制度弊端的认识294
走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296
探索制度评价的基本标准298
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注重制度建设299
中国式民主就是中国民主301
中国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302
比较研究是解读中国模式的钥匙304
中国模式热问题的冷思考305
国家治理与民主治理的比较308
国家治理与法治德治的关系311
三种全球治理模式的历史比较314
中国与多极政治全球治理模式316
第十一章 中国政治学的反思与重构318
政治学入门谈318
中国政治学缺乏解释力320
中国政治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分裂322
马克思主义大政治观324
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327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328
中国政治学的三个来源与整合331
理论创新的艰难与崇高331
走向科学的中国政治学333
走向实际的中国政治学335
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学338
中国行政伦理学的使命341
中国政治学的改进方向343
中国政治学的重构发展346
第十二章 比较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349
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349
阿尔蒙德及其结构功能主义351
阿尔蒙德与《当代比较政治学》354
阿尔蒙德的比较方法及其批评356
《比较政治学》译事与影响358
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历史命运361
比较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拓展363
比较政治的基础是国别研究366
比较政治制度的三个更重要367
中国比较政治学的三个走向370
比较研究与中国的政治发展373
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话语差异375
对比较政治议题的若干遐想376
比较政治与民主化研究问题378
编后记382
增订后记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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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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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弹指一挥间。回头一看，自己在复旦大学已经度过了50个年头。50年来，我是作为一名教书育人者，平静地生活在复旦大学这所久负盛名的大学中。在我执教50年之际，承我的学生刘建军博士好意，要从我过去的著述中摘编出一个节录本，以反映我学术研究的概貌和历程。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借此机会，既可对我的研究作一总结和检阅，又可为我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反思的参照。权衡再三，我觉得何历宇博士是完成这一工作的最好人选，一来他是我所有学生中，近年来与我交流最多的，二来我的课程他听得最仔细，最完整。何历宇博士果然不负我所望，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之后，居然摘编出了令我很满意的一本书。翻阅此书，不禁勾起了我许多的沉思。其实，在我长达50年的教学科研中，本是无意去创造什么体系的。英国思想家柏林认为体系是精神的囚牢。我不过是把我自己发现的东西记录在册，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学生。现在学生把我过去的著述加以系统整理，虽然说不上已经体系化，但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过去50年学术研究的总体概况，对此，我内心还是很欣慰的。
我的学术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面：国别研究、国际政治专题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对中国问题的政治学分析以及对中国政治学发展态势的反思。这样四个层面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其中比较研究是贯穿于以上四个层面之中的。所以，在1991年，当我被教育部确定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点的导师后，我为博士生确定的研究方向就是比较政治。
我本科读的经济类专业，195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复旦大学任教。起初主要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学，阅读了不少经典著作，尽管理解不深，未必得法，但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国际政治建系以后，随着教学任务的改变，我将研究领域调整到国际政治，主要以西方世界国别政治研究为主，参与了西方国家《政府机构》丛书、《美国》等书的编写工作。我觉得国际政治包含着许多成型、固定的东西，因而可以从中找寻国际政治演展的规律。国际政治中的国别研究，为我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专业基础。我做国别研究，并没有完全被国家的边界所限制，而是在开放性的视野中，渗透着比较研究的影子。这也是我为什么很推崇托克维尔研究美国的思路与方法的原因。真正认识一个国家是很困难的，在比较的视野中审视一个国家更加困难。我在本书中说，要研究比较政治制度，一定要从英国做起。因为英国政治制度是有世界性影响的，英国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事件，是与英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创造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一定要把英国政治制度研究置于更大的范围内来审视。这也就是我把比较研究渗透到国别研究中的意蕴所在。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英国是议会之母，也是世界政治制度的博物馆，现代社会各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英国的制度是先行者的制度，它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参照。
在我50年的学术历程中，最令我满意的还是我对议会政治的研究。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与中世纪政治形态终结的根源，必须通过对议会政治的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因此，这又得回到对英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这一话题上来。英国从传统议会向现代议会的转型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发展虽然缓慢，但却清楚而又透彻地展示了向现代议会转型的特征，这就是以人民主权也就是议会主权代替君主主权；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法定任期制代替终身制。大家知道，在中世纪，欧洲大陆许多国家都存在过等级会议，但是，为什么唯有英国最先实现了从传统议会向现代议会的转型呢？英国议会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各国的议会之母呢？为什么所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的国家，莫不仿效英国，把建立议会制政府作为根本的政治目标呢？英国作为议会之母，带动了议会世纪的到来，进而带动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政治革命。19世纪能够成为议会的世纪，英国是功不可没的。在20世纪，行政国家的诞生促生了议会政治的危机。从议会政治扩展到对行政体制和政党的研究，是我研究议会政治的特色，也是我把比较研究贯穿于议会政治研究的体现。我采用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把议会政治这一主题放大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均可以从议会政治的崛起与衰落中反映出来。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可以说是我对国别研究和议会政治研究的一个提升，《西方政治制度》和即将出版的《比较政治制度》就体现了这一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可以用民主制度来概括。我提出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两个传统和贯穿于西方民主制度中四个相同的基本原理。我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共和与道德，另一个传统是民主与科学。以古希腊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古代民主制为代表构成了前一个传统的主体，而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制则成为后一传统的主体。直接民主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共和主义的复兴表明，前一个传统并没有随着古代民主制的终结而彻底消失，古希腊与古罗马对制度设计与法治的高度重视说明，后一传统与古代民主制的传承关系仍然清晰可辨。这两个传统在制度上体现为以下几个基本原理：人民主权原理、代议制原理、分权制衡原理以及法治原理。这两个传统和四条基本原理赋予西方现代政治制度道德的秉性和成熟的品格。
我是从国际政治领域转入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这也促使我在比较的视野中审视和反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尤其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转型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段时期）进行政治学上的思考。我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考主要集中于政府职能、政府体系优化、人事制度改革等问题。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带动了我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反思。这又促使我把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早期的学术研究联系起来，进行通盘的考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经对中西文化不同的演进路径做过一些研究，到了21世纪，我越发觉得中国文化中知识化传统的缺乏，使得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步履维艰。知识化过程可以为人们提供认识政治的共同平台，使政治告别神秘化、臆断化，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平民化，而成为大众可知、可与、可议之物。因此，政治知识化是制度构建的基础，也是引导公民文化形成的力量，因此政治知识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如果中国问题以及中国政治学不能被纳入知识化的体系中进行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与中国政治学的困境是难以克服的。因为它们都成了不可探测、不可研究的神秘之物。
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困境的反思，又不得不使我对学术研究的使命做一说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因为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毕竟是不同的。我是做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学说到底是研究人的，关注人的。善的生活，优良的生活最终要在政治层面上体现出来。因此，以上四个层面，仅仅是对我学术研究内容的一个概括。在这四个层面的背后，我始终没有脱离对人的关注。制度也好，国家也好，机构也好，最终都是与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20世纪是人权制度发展的世纪。人要活得好，就应当尊重其权利。19世纪时人权还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两次世界大战震撼了西方世界，唤醒了他们的人权意识。20世纪尽管充斥着诸多的紧张事件，但人权在20世纪的复兴，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中国现在也融入了这一变革的浪潮之中。今年是人类进入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的岁尾，我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权的世纪结束了吗？21世纪还会是一个人权的世纪吗？在人权复兴的背后，潜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那就是人作为人还没有被完整地确立下来，对权利的渴望证明人们还生活在被遗忘的境地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真诚地希望21世纪不再是一个人权的世纪，而是一个生活日渐丰满的世纪，是一个生活日渐完善的世纪。这就是我的学术关怀。
是为序。
曹沛霖
2004年12月6日
于复旦大学凉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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