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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形象构建了不正常的领域：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手淫的儿童性器官畸形的人使畸形人和性心理不正常的人相通三种形象的发展史这三种形象历史重要性的翻转畸形人的法律概念关于畸形人的神圣的胚胎学和法律生物理论连体兄弟阴阳人（hermaphrodite）： 次要的情况玛丽 勒玛尔西斯（Marie lemarcis） 事件安娜葛朗让（anne grandjean）事件 101 1975年1月29日 道德的畸形古典法律中的犯罪酷刑的宏大场景权力机制的转变惩罚权力仪式性运用的消失论犯罪的病理学本质政治畸形畸形的夫妇：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雅各宾派（暴政）和反雅各宾派（起义的人民）文学中的畸形乱伦和吃人 137 1975年2月5日 吃人妖魔的国家从畸形到不正常的人犯罪精神病学的三个奠基的大畸形围绕缺乏利益这个概念的医学权力和司法权力制度化的精神病学作为公共卫生的专门化分支和社会保护的特殊领域疯癫被编码为社会危险无理由的犯罪和精神病学创立的历程昂里埃特科尼耶案件本能的发现 172 1975年2月12日 本能作为无利益和无法惩罚的犯罪的可理解性框架从本能的问题化出发，精神病学知识和权力的扩张1838 年的法律以及精神病学在公共安全领域中要求扮演的角色精神病学和行政的控制，家庭对精神病学的要求，在个人之间建立精神病学政治的区分器自觉和不自觉，本能和自动性的轴线症状学领域的爆发精神病学成为关于不正常的人的科学和技术不正常的人：一个重大的干预领域 209 1975年2月19日 不正常这个领域被性的问题穿越基督教过去的坦白（aveu）仪式从事先规定的忏悔到赎罪的圣事教士守则的发展路易阿贝尔（louis Habert）的赎罪圣事的实践以及夏尔博罗梅奥（Charles Borrome） 的对忏悔导师的指示从忏悔到精神指导生活在忏悔中的双重话语过滤器特伦托公会议（concile de Trente）之后的坦白第六条戒律：皮埃尔米拉尔（Pierre Milhard） 和路易阿贝尔的提问模式在赎罪和精神实践内部出现快乐的和欲望的肉体 252 1975年2月26日 新的审查程序：把身体贬低为肉体，并通过肉体使身体产生犯罪感良心指导，天主教神秘主义的发展和着魔（possession）现象着魔和巫术之间的区分鲁顿（loudun）的着魔惊厥作为着魔的女人身体中的战斗的可见的和形体的形式着魔者的问题及其惊厥没有被纳入疾病的历史反惊厥：忏悔和良心指导的风格的调整；向医学的求助；向17 世纪的纪律和教育系统的求助惊厥作为精神疾病的神经病学的模式 292 1975年3月5日 在关于肉体的基督教话语和性心理病理学之间的手淫问题手淫体质化（somatisation）的三种形式童年被指定承担病理学的责任青春期以前的手淫和成人的诱惑：来自外部的过错家庭空间和控制的新组织：取消中介，家长的身体直接作用于儿童的身体家庭文化的变迁新家庭的医学化和儿童向基督教的忏悔技术的继承者医生进行坦白为了防止手淫而采用的固定肢体的方法， 对儿童造成的医学折磨单细胞家庭（famille cellulaire）的建构，它负责儿童的身体和生活 自然教育和国家教育 336 1975 年3 月12 日 使关于乱伦的精神分析理论（危险来自儿童的欲望） 被市民家庭接受的东西城市无产阶级的规范化和工人家庭的最优化安排（危险来自父亲和兄弟） 两种乱伦理论不正常的人的既往史：精神病学 法律的结合和精神病学家庭的结合关于性的提问方式和针对其不规则的分析本能和性的孪生理论作为精神病学的认识论政治任务在性心理病理学的源头（海因里希 卡恩）从本能和性幻想的历史出发的疯癫的病因学士兵贝尔特朗（Bertrand）事件 369 1975 年3 月19 日 一个混合的形象：畸形、手淫者和无法被教育规范体系接受的人夏尔 茹伊（Charles Rouy）事件和与新的控制和权力系统连接在一起的家庭儿童作为精神病学知识和权力普遍化的历史条件幼儿的精神病学化和一种关于正常和不正常行为的科学的建构19世纪下半叶的精神病学理论的宏大建构精神病学和种族主义；精神病学和保卫社会 409 课程概要 419 授课情况简介 內容試閱： 译者的话 不正常的人的谱系 从1971 年到1984 年， 除了1977 年休假，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进行了十三次讲课。教席的名称是：思想体系史（Histoire des systmes de pense）。这十三次演讲将由瑟依和伽利玛出版社根据录音和其他资料整理出版。法国在1997 年至2001 年分别出版了《必须保卫社会》、《不正常的人》和《主体性与真相》，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全部出齐，中国的译本也将紧跟法国的出版步伐。我们期待着福柯的演讲集全部出齐以后，对于这位20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包括中国会有更加深刻的研究和认 识。 1975 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Les Anormaux）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不正常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他到底从何而来，他在历史上的祖先是谁？我们依据什么判断人的不正常呢？正常和不正常的标准来自何处？福柯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福柯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畸形人（monstre）、需要改造的个人（individu corriger） 和手淫的儿童（enfant masturbateur）。这三种人本身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畸形人的历史最为悠久，在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在福柯眼中，畸形人的概念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完全是生物学或医学的概念，畸形人之所以被分离出来，当作单独的一个范畴，是因为他对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的障碍。福柯是这样解释其观点的：我们，包括古代人不认为有某些残疾的人是畸形，例如瘸子、聋子或瞎子，虽然他们在生理上或形体上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和正常人不一样，但他们不是畸形。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法律上都有确定的地位，他们虽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但是法律预见到了这种现象，法律在处理他们的时候没有根本的困难。然而，畸形则是法律的极限，畸形在法律之外，是法律所没有预见到的， 因此这个自然的混乱引起了法律的混乱。一个双体人，或者阴阳同体的人严重地违背了法律，法律无法容纳这些罕见的现象，然而，虽然是违法（可以说是原始天然状态下的违法）， 但它在法律那一边却没有引起法律的回应它即使完全违反了法律，也使法律悄然无息。畸形对法律提出了许多令人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对宗教法来说，是否应当为一个有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脑袋，或者有动物的身体和人的脑袋的个体进行洗礼，这类问题在教会中引起许多没有任何最终结果的争论。对世俗法律来说，畸形同样使法律陷入困境，曾经有两个连体兄弟，其中一个犯了罪，问题是如果处死一个，另一个也会死掉，如果让那个无辜的活着，就必须让另一个也活着。这样，畸形人就被当作对社会的某种威胁分离成一个单独的范畴。后来人们对畸形生理的关注变成对畸形行为的关注，精神病学把这种行为编码为社会的危险。 第二种人，需要改造的人出现在17 世纪和18 世纪。如果说畸形人的参照范围是自然和社会这样宏观的背景，那么需要改造的人的参照背景则小得多，他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家庭、车间、街道、教堂、警察局等。当17 世纪和18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用纪律对个人从肉体、行为和能力上加以训练，以使他们符合经济的需要，这时，某些桀骜不驯的人显现出来，他们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最后，他们被纪律或改造机关宣布为不可改造的人（individu incorrigeable），然而，面对不可改造的人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改造，这个悖论使权力机关把不可改造的人或需要改造的人纳入不正常的人的范畴。但是福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地继续研究下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三种人，手淫的儿童，这是福柯另一个重点分析的对象。对儿童手淫的重视出现得很晚，但是其前史却很长。随着基督教忏悔技术的不断变化以及神学院的出现，手淫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在18 世纪，反手淫的运动从英国发端，接着是德国，然后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发展起来，而且这场运动所针对的儿童都是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上层社会家庭中的儿童。对于当时的社会和医学来说，儿童的手淫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而主要是一个生理学和医学的问题。儿童的手淫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痨病、衰竭、脑炎、阳痿，直至死亡。换一种说法， 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曾经手淫，那么他在成年以后所得的一切疾病都可能是童年时手淫的结果。手淫成了对儿童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最大威胁，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于是， 反手淫的运动通过社会运动在家庭中展开，并且通过医学的介入，使家庭完成了一个医学化过程。从此，医学知识和权力开始把家庭作为自己运转的领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对来自马尔库塞的压抑理论进行了批评，根据压抑理论，人的身体本来是快乐的器官（organe de plaisir），社会为了工业化生产的需要对人的快乐的身体进行压抑，从而把他训练成为性能的工具（instrument de performance）。针对这种理论，福柯提出了两点反驳。第一，为什么对性的压抑仅仅只针对儿童的手淫，而不是针对真正有劳动力的成人的性呢？第二，为什么仅仅针对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不是针对所有的儿童呢？其实，福柯在下一年度名为《必须保卫社会》的课程中，提出了对整个性压抑假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如果说对性的压抑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力，符合经济利益的要求，那么同样，宣扬性、鼓励性，会导致更多廉价劳动力的产生，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福柯反对这种推理性的整体理论，而要在权力具体的运行中寻找历史的真实面目。 实际上，福柯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儿童的性，而是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这个系统制造出儿童手淫的神话， 通过这个神话对儿童的身体和家庭的组织进行投资和干预。也就是说，在建构手淫儿童的危险的时候，真正的赌注不是儿童的身体，而是家庭的组织，是家庭的医学化，是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权力和知识在家庭中的运转。在这一过程中，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扩张了它们的势力范围，获取了新的对象和新的知 识。这三种人在19 世纪终于合流了，他们被建构为不正常的人，这种人是法律、教育、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的知识和权力的对象，这些机构共同承担起保卫社会的责任，对付来自不正常的人的危险。这是一种新种族主义，与传统的种族主义不同，受歧视和隔离的对象不是在血统上被贬低的人，而是在精神上、在生理上被贬低的人。而纳粹主义所做的不过是把这两种种族主义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20 世纪3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德国，受到歧视和虐待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各式各样不正常的人：畸形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精神病人，等等。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福柯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对现存秩序和知识体系的质疑。实际上，不正常的人并没有因为纳粹的失败而销声匿迹，他仍然是一系列权力技术和知识的对象。当精神病医生出现在法庭上做鉴定时，在细致入微的分析之中，历史发展中的动力和各方面的战略就逐渐清晰地还原在我们面前。福柯所要做的，与其说是建立学科史的体系，不如说是制造谱系学的碎片。a 因此，我们看到， 福柯方法最大的特点不是雄心勃勃地建立一种分析历史的新方法，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种自律使他与建构性的、体系化的思想保持距离，从而能够尽可能地站在边缘对中心发动批判。 然而，福柯的思想也并不总是无懈可击，其分析有时候也会让人产生疑虑。比如说，关于权力的控制，福柯提出了两种模式，即麻风病模式和鼠疫模式，前者是排斥的模式，后者则是容纳的模式。在中世纪，人们把麻风病人驱逐出生活的共同体，对于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在17 世纪以前对乞丐、流浪汉、游手好闲的人，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同样也是驱逐和排斥。然而，对付鼠疫的方法则完全不同，人们并不进行驱逐和排斥，而是对鼠疫流行的城市进行严格的分区控制， 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把监视的目光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种权力运作模式基本上是18 世纪以后西方社会权力运作的基本模式。福柯在提出和分析这两种模式的时候，竭力不提及采用这两种权力模式的原因，尽可能把它们当作偶然的现象，当作权力发展史中的一次断裂，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麻风病和鼠疫这两种传染病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许就可以弄明白为什么针对它们所采取的措施完全不同。实际上，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得病的人通常还有相当长的寿命，而鼠疫是一种烈性的传染病，得病的人会马上死掉，而且鼠疫传染具有暴发性和时间持续短的特征。因此我们看到，至少针对麻风病人来说，进行分区控制是根本不可能的，几十年上百年的分区控制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而对于鼠疫来说，排斥则毫无意义，染上鼠疫基本上就意味着死亡，自然本身这时已经在染鼠疫的人和没有染上的人之间进行了绝对的划分。我们看到，被福柯加以对照的两种模式其实是不对称的，在对麻风病的控制中，被驱逐和排斥的是麻风病人，而在对鼠疫的控制中，被监视的重点是健康人或者说是有可能染病的健康人，实际上，一旦发现染病的人，那么就必须介入，也就是说把病人和健康人隔离。因此，我们看到这两种权力运作模式不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截然对立的根本的断裂。相反，我们可以在疾病本身中寻找到某种原因。当然，福柯可以辩解说，他所坚持的方法就是外部分析，不理睬任何内部的逻辑。虽然如此，这么一个如此简单就能找到的原因，被福柯有意地忽略，不能不削弱其分析的说服力。 总的来说，福柯对权力的理解和我们原来的理解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权力是自在自为的，它并不为了什么，也不是另一种利益的工具，权力，它就在那里，作用在你的身体之上。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权力，才能尽可能地摆脱它的桎梏，获得自由和解放。 钱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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