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昭示人们：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近现代学术更有赖于建立在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等平台之上的学术共同体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也需要凭借学术期刊、图书出版、广电传媒等媒体所发挥的传播、推广之力，古人所说的藏之深山，传之后世这类私家秘传学术成果的情况一般来说已不复存在。有鉴于此，美国学者库恩T.S.Kuhn把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内部史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和科学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并解释到，科学外部史主要关注科学知识创造的外部条件和体制，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在近现代主要表现为政府、大学、学会、科研机构、企业、出版社以及各种组织、团体的影响与作用。T.S.Kuh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D.L.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14,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pp.7483.国内有的专家强调：中国学术之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层面的演变； 二是制度层面的演变，并认为所谓制度层面在近代中国主要包括学会、大学、学术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图书馆、各类学术评议会及其制度。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7~17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笔者也曾指出：概而言之，学术史的研究主要有内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即偏重内在理路的研究和偏重外在理路的研究。前者旨在通过对学术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线索，因而重在学术的观念和理论层面而后者则侧重于考察和分析学术与社会主要包括政府、大学、学会、企业以及各种组织和机构等的互动关系，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学术发展的各种外在社会因素，因而重在学术的实践和制度层面。肖朗、项建英：《学术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9。
摆在读者面前的专著《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即依据并贯彻了上述研究思路，聚焦于教育学会对中国近代教育学术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这一主题。本书结合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状况，主要运用外部史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了在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体制化的进程中教育学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本书的主要价值和特色可概括如下。
1 把教育学会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体制化、制度化的重要环节，对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轨迹以及学会自身的建制、其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的组织和活动方式等重要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具体而言，本书既结合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新式教育的兴起、学科体制的创立等因素探讨了教育学会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描述了清末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学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既从总体上揭示了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数量、类型等基本特征，又结合时代的变迁考察了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旨及其传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既从教育学会与教育学术研究主体的角度介绍了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会员的称谓、资格、类型以及入会手续、程序等，又针对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促进教育学术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分析了教育学会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的组织和活动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具体包括举办学术年会、编辑发行专业刊物、设立专门研究机构、组织学术讲演、参与世界教育会议等，内容全面，条理清晰，分析细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组织开展教育学术研究工作与活动的多面相。
2 按照教育学科建设及其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把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划分为综合性教育学会和专门性教育学会两大类，深入探讨它们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这体现了本书的另一主要特色。伴随着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学科的创立，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也逐渐产生并得到发展，从而使中国近代教育学体系不断丰富并日臻完善。与这一总体趋势相吻合，中国近代教育学会最初建立的主要是综合性教育学会，后来则在此基础上不断分化产生出专门性教育学会，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并促成了繁荣的局面。依据上述基本史实，本书首先以江苏教育总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教育学会等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综合性教育学会为个案，指出清末民初江苏教育总会通过借道日本导入、推广和研究单级教授，传播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及其教学思想和方法；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教育改进社大力引介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家的理论，有助于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及学术研究由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国教育学会通过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造、师资训练、大学教育学系方针及设施等问题的反思和研讨，努力引领教育学界走上创立符合国情的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道路。继而，本书又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专门性教育学会为个案，集中考察了这些学会对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或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状况，如职业指导问题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问题儿童健康教育问题等。最后，本书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力求分析归纳出中国近代综合性教育学会和专门性教育学会的基本特征，如作者认为综合性教育学会十分关注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其研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问题导向和跨学科特征，从而在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层面为当时中国教育学界提供了建设性意见；而专门性教育学会则相对聚焦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其研究反映出学科化的基本取向，且较为重视通过开展专业性的实验活动来深化教育学术研究。
3 进一步采用外部史的分析框架，探讨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与外部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教育学会与政府、大学之间既有博弈、又有合作的互动关系，这构成了本书的一大亮点。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教育改革及学术发展步履艰辛，处在这种客观环境中的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必须处理好自身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与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本书分析道：就教育学会与政府的关系而言，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政府之于教育学会的规范与制约、教育学会之于政府的顺应与抗争、教育学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并以江苏省教育会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中国教育学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等为例加以具体说明。就教育学会与大学的关系而言，主要也表现为三种形式，即通过散布的形式教育学会分别联络大学教育院系开展教育学术研究，通过聚合的形式大学借助教育学会传播与推广教育研究成果，通过合作的形式实现教育学会与大学学术研究的双赢，并以新教育共进社及中华教育改进社与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关系、中国社会教育社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关系等为例加以具体说明。上述分析和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发前人所未发，颇具新意。
通过以上内容的梳理，本书总结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搬运移植到本土建构，在此历史进程中教育学会或主持，或参与，始终引领着教育学术的发展，拓展与深化其研究领域，并逐渐实现学术理念的更新、研究范式的转换、教育学理论与方法的丰富，直至催生新的教育学分支学科；与此同时，教育学会通过妥善处理与政府、大学之间的关系，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推进营造了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护翼其成长；当然，由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实践理性较之学术研究的纯粹理性居于主导地位，以及教育学科基本属于后发外生型学科等因素的制约，教育学会的教育学术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学科性不强、本土化不足的时代烙印。这些结论和观点虽有待进一步阐明与深化，但毕竟有助于学界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基本面貌及其对教育学术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另外，由于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始终肩负着组织和指导教育界人士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及实践的时代重任并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迄今为止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探讨这方面的主题，致使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学会致力于推进教育学术的成果相对薄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可谓弥补了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书作者曾在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育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中国教育史等课程，从而在教育学及教育史方面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20062011年间他以在职研究生的身份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学科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提高了中外教育史的学科素养。笔者作为其博士生导师，对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深感喜悦，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写下上述文字，既有意向读者推荐中国近代教育史及教育学术史研究的这一新成果，也希望作者以此为新起点，不断努力探索，争取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肖朗
2018年元旦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本序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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